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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利普二世看来,遏止法国对西班牙的和平安宁来说乃是当务之急。当时,这是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1560年已经开始了卡特琳·德·梅迪奇的统治,而且动乱突然很快发生。对坚持保护他所属各个邦国使之不受新教传染的菲利普二世来说,这是一个提供军队的时机。提供军队这个行动,使他得以长期控制这个邻接西班牙的王国。他甚至还认为,根据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的优良传统和这个世纪的整个外交界的习惯,他亲自在法国用钱收买一些法国人的合作、一些同盟者,是有用的、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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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就这样被引导同安托万·德·波旁进行长期谈判。在谈判中谁在欺骗对方呢?如果这份档案资料不再把我们引回地中海——首先是引向撒丁,然后又引向突尼斯——的话,我们就不设法再去打开、翻阅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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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年,当安托万·德·波旁因拥有王国摄政官的头衔而可能要主要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实际上占有优越的地位后,谈判马上就开始了。244 被西班牙称为“旺多姆先生”的这个人,事实上就是纳瓦尔国王。这个纳瓦尔在西班牙的那一部分正被菲利普非法占领。收复位于比利牛斯山彼侧的领土,至少在那里进行阴谋活动、煽起叛乱245 、越过比利牛斯山的屏障插手西班牙的事务,进行这种种活动的诱惑自1551年以来,即自被西班牙征服以来,没有一个纳瓦尔国王能够抵抗得住,甚至以后的亨利四世也是这样。然而,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政策:如果不能收复西班牙所属的纳瓦尔,就争取得到另外一项补偿。旺多姆先生大胆进行这种活动。他要求得到撒丁王国,并且让他的这项要求远到罗马都为人所知。246 他的一个以贝尔默若这个名字或者以韦尔默若这个名字在西班牙的文件上出现的代理人(因为保密的缘故这只是个假名),1562年1月在马德里受到鲁伊·戈梅兹和阿尔贝公爵的接见247 。他们都对安托万·德·波旁的效劳和他明显地倾向异端分子十分不满。这两位大臣把希望寄托在上述“旺多姆”的野心上,向贝尔默若提出要他的主人接受突尼斯王国。他们还允诺以后帮助他的主人征服这个国家。但是,这个代理人却问道:这个王国究竟有些什么?阿尔贝公爵宣称:“我对他说,没有人能够比我更好地向他提供情况,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已经对这个王国有意了……并且特别对我详细地谈到这个王国。”接着是对突尼斯王国的田园牧歌似的描写:这个王国享有盛誉,以致“很少人不知道它”;它是从地中海东岸地区运往地中海西岸地区和从地中海西岸地区运往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货物的转运站;它土地肥沃,盛产小麦、油料、羊毛、牧畜;它有一系列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没有任何与贫穷的撒丁王国类似之处;况且撒丁王国有它自己的法律,国王不能凭恃一己的权威把它让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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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纳瓦尔国王怎样接受了这个诱人的建议。相反,我们知道卡特琳对波旁家族和西班牙之间的谈判,对1562年9月在热那亚广泛流传的撒丁王国将被割让的传闻感到关切和不安。248 菲格罗阿9日写道:“在这个城市传来了D.J.德·门多萨已经占领撒丁并将奉您的命令把它转交给旺多姆先生的消息。看来,这个消息在这里不值得相信。”谈判突然中断。旺多姆先生在鲁昂城下受伤,有可能因伤势太重丧命。菲利普二世很快就被告知“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都认为旺多姆先生毫无恢复健康的希望。”249 他于是教人事先拟好唁函,在信上留下填写日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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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无关紧要的小事件,但它表明法国受到外交界人士(这些人士高度警惕,花言巧语,行动稍慢;他们如果不需付出代价就会玩弄权谋、行事不择手段;他们骄傲自大、重视礼仪;他们即使并不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办事有效,却始终十分活跃)的密切注视,因为如果说欧洲不再沉重地压在西班牙帝国身上,不再成为它的沉重的负担的话,难道全部功劳都归于鲁伊·戈梅兹的积极活动或者归于阿尔贝公爵的精明狡猾吗?这难道正如利摩日主教所写的那样,是因为人们可以不时让法国人“把嘴放在水里”吗?这难道是因为菲利普二世是大部分王位都属于孩子或者落到毫无经验的女人手中的欧洲的唯一的成年君主吗?这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欧洲感到疲惫不堪吗?这个事实是肯定无疑的:西班牙的处境和土耳其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此。土耳其被一场远离地中海海岸的战争缠身,无暇他顾;西班牙则行动自由,既不受欧洲阻碍,也不受欧洲困扰,至少目前是如此。西班牙懂得利用这个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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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关于西班牙的海上复兴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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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计数字来示明16世纪海军军 备的真实状况是极其困难的。首先, 应该把什么船计算在内呢?除了帆桨战船、荷兰圆头帆船、低舷长形船之外,还应该把由圆船组成的辅助船队计算在内。这些圆船是供应船只,情况需要时还是作战船只,因为它们装备有大炮。1563年末,1564年初,西班牙政府征用了100来艘属于比斯开和坎塔布连地区的小渔船和双桅船。双桅船是一种重70吨、配备有志愿划桨手和大炮的小船。上述辅助舰队当时在加泰罗尼亚由阿尔瓦罗·德·巴桑组建。剩下还需要了解的是:这支舰队在什么条件下组建,组建目的何在。这些专门为航海设计的小吨位船只,似乎只是作为运输船只卷入地中海的斗争。西班牙的战略决策人物不了解这些大西洋的轻型帆船当时具有什么价值,后来又具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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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紧紧扣住作战舰船这个范围,那么除了帆桨战船这种强大的船只外,还必须算上小型帆桨战船、低舷长形船和荷兰圆头帆船。不错,主要是柏柏尔海上行劫者使用这些小船。归根结底,主要的困难来自这个事实:菲利普二世的舰队实际上是各支不同的舰队的结合体,是4支分舰队的联合体。这4支分舰队是:西班牙分舰队、那不勒斯分舰队、西西里分舰队和西班牙雇佣的热那亚的帆桨战船队(主要是让·安德烈·多里亚的舰船),有时还加上摩纳哥、萨瓦、托斯卡纳和马耳他骑士团的帆桨战船。这就使我们的计算十分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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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计西班牙的军备武装,我们已经试图对在从1560年到1564年这段时期的每一年,在墨西拿或者在别处集结,但主要在墨西拿集结的帆桨战船的数目作了估算。实际上这等于清点被动员的舰队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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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年,即进行杰尔巴战役的这一年,基督教世界的舰队拥有战舰154艘,其中包括帆桨战船47艘和荷兰圆头帆船4艘,250 即帆桨战船的数目和其他各种战舰数目为1∶3。除了这47艘帆桨战船之外,还应该加上需要用来负责海岸防务,没有参加征伐的西班牙舰队以及十来艘马耳他骑士团的、托斯卡纳的、热那亚的和萨瓦的帆桨战船。国王在考虑援救杰尔巴要塞时所采取的措施,使我们能够计算出这些后备力量来。1560年6月8日,菲利普二世251 计算他能够集中的帆桨战船,认为这些帆桨战船可能多达64艘。252 这个数字可以认为是准确的。但是,它显然包括已经逃离杰尔巴的20艘帆桨战船。因此,如果我们把另外44艘加进进行远征的47艘里,就共有91艘,我们就知道在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签订以后西班牙能够直接或者间接依靠的战船的总数。这是一个巨大数字,但是,杰尔巴战役的灾难使它减为64艘。这种大幅度的减少特别因为失去的舰船中的大部分增加了敌方舰船的数量而后果更为严重。1562年运载阿尔及尔的哈桑帕夏的大型帆桨战船,就是杰尔巴战役的部分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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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海军造船部门的反应是迅速敏捷的。西西里决定征收新税来制造舰船。253 10月9日,254 在那不勒斯和杰尔巴两次战役中丧失的6艘帆桨战船得到替补。唯一严重的困难是收罗划桨囚犯这个问题。在同一个时期,科西默·德·梅迪奇和萨伏依公爵一样,加强他的海上实力。菲格罗阿1560年7月的信指出,菲利普二世能在热那亚港租用一些帆桨战船。255 让·安德烈·多里亚则重新组建了他的舰队,并于1561年1月向圣菲奥尔红衣主教购买了帆桨战船两艘。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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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武装首先意味着筹集钱款。对菲利普二世来说,这是在已经给他的圣战税之外再向罗马方面要求“补助”的时机。257 1561年1月,他得到这笔补助。补助期限为5年;补助款额为每年30万金杜卡托。258 他觉得这笔钱款不够。1562年4月经过多次谈判,教皇庇护四世出于好心把补助额增加到42万杜卡托,补助期限由5年改为10年(这引起了西班牙教士的强烈抗议)并从1560年起有追溯效力。259 根据保罗·蒂耶波洛的估计,菲利普二世因为有这笔补助和圣战税,1563年就获得75万杜卡托,教廷准许在西班牙国内和国外征收的其他捐税还不计算在内。根据1565年罗马的备忘录,这些捐税的数额每年为197万杜卡托。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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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款问题解决后,还剩下技术问题。菲利普二世拥有除普罗旺斯的造船厂之外的西欧所有的造船厂和造船的劳动力。但是,至少在1561年,他并没有对这项任务予以应有的关怀重视。西班牙教会的钱不是无法马上自由使用,就是被用来填补西班牙预算的巨大漏洞。国王和他的顾问特别不愿意承担意大利的“专制君主们”进行的重新武装所需的费用。进行武装,这自然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和保卫这个世界。从那时起,“专制君主们”作出和西班牙的努力相同的努力以及牺牲,并负担自己的费用。这是公平合理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561年3月,261 西班牙政府要求葡萄牙的帆桨战船援助,以对抗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当4月1日西班牙政府派遣拉·法瓦拉侯爵前往意大利负责就它的同盟者的所有帆桨战船的动员会合问题进行谈判时,这位侯爵特别明确指出,他的政府不愿意租用帆桨战船。西班牙要求皮翁比诺爵爷、热那亚共和国、萨瓦公爵、曼图亚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佛罗伦萨公爵惠予援助,它提出的理由是:它现在只剩有很少几艘帆桨战船;正在它下属的各个王国建造的战船目前还不能使用。262 热那亚驻西班牙大使的一封信指出,在所有表示愿意提供租用的帆桨战船的人中,只同马尔科·琴图廖内签订了合同。合同规定1562年这一年提供帆桨战船4艘或5艘。263 但是,让·安德烈·多里亚这个帆桨战船的主要出租人收到了应于10月的集市上付给他的10万克朗。这笔钱是因他补足船上的装备而应该付给他的13万克朗中的一部分。264 如果考虑到船舶下水十分缓慢,新造的帆桨战船要进行装备,继而再考虑到6月份7艘西西里帆桨战船因被德拉库特掳获而丧失265 ,那么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1561年,西班牙舰队没有弥补上年的损失。梅尔菲亲王进行他的秋季战役只调集了55艘帆桨战船。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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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561年末,西班牙才开始作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后来竟使巴塞罗那的海军造船厂得以恢复生产。邻国对西班牙的这种种活动都极为惶恐不安,以致卡特琳·德·梅迪奇派遣多藏斯先生肩负特别使命前去他的女婿那里。此行的唯一目的是清除可能产生的误会267 。这件事发生于12月份。同年冬季,若热斯公爵奉国王的特别命令,让他的部队向西班牙边境进发。他写道:虽然我丝毫不相信这些边境上有什么危险。真实的情况是,“两个月以来,上述西班牙国王下令巴塞罗那海军造船厂加紧生产以造好几艘帆桨战船和另外一些海船。正如他现在仍然在下令一样,他还下令生产大量饼干。普遍流传,这是为了在今年夏季远征阿尔及尔。大人,我知道,西班牙国王的确被他的全体百姓苦苦恳求在阿尔及尔作战,因为上述阿尔及尔人的国王现在仍然统治着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人经由海洋从事贸易活动要冒很大的风险”。268 1个月以后,1562年1月17日,利摩日主教提供了类似的关于这些帆桨战船的详情细节:“到处都在制造这些帆桨战船;到处都在为这些舰船进行准备,在加泰罗尼亚和邻近的王国砍伐了4000多棵杉树以满足造船的需要,这里姑且还不谈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制造的帆桨战船;从日内瓦聘请来了造船师傅和工人。还有些来自我们的普罗旺斯。”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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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造船工程进展缓慢。砍伐的木材在干燥以前不能使用。因此,这项工程无法立竿见影。菲利普二世这一年和以前一样,不想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动员西地中海的所有能够立即使用的舰船。一份1562年6月14日的官方文件规定的供最高统帅部支配使用的舰船不到56艘:32艘在D.胡安·德·门多萨的指挥下作战;24艘在多里亚的指挥下作战。270 然而,详细的统计表表明,西西里、教皇、托斯卡纳、热那亚以及最后诸如摩纳哥公爵、皮翁比诺爵爷等人的帆桨战船没有参加这支船队。提供这些未被使用的帆桨战船的准确数字是困难的。从前几年的统计材料看,可以设想,这个数字是在20艘和30艘之间。因此,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总的武装力量可能为80艘到90艘帆桨战船。如果说杰尔巴战役的损失得到弥补的话,也只不过是刚好得到弥补而已。这个损失刚刚弥补,又突然降临了埃拉杜拉的新灾难,丧失了25艘帆桨战船。西班牙的武装又回降到它长期以来从未降到过的水平。整整一年的努力的成果突然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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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要用重药医。1562年12月12日,菲利普二世在马德里召开卡斯蒂利亚国会。在国会的开幕式上宣读的“提议”——切萨雷奥·F.杜罗指出,今天人们称这种“提议”为君主演说——陈述了在地中海和在大西洋两方面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种种理由。271 可以猜出这项建议的结论:要求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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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涉及并影响到前途。1563年,新船的制造只能部分弥补西班牙舰队遭受的损失。当作战季节来临时,菲利普二世再次向他在意大利的所有同盟者:萨瓦公爵、热那亚共和国、佛罗伦萨公爵等发出呼吁。3月8日,他认为他已经拥有帆桨战船70艘。272 和1560年一样,他把这些舰船的一半派往西班牙,把另外一半派往意大利。他的全部计划都被奥兰之围打乱。他大费周章才派出34艘帆桨战船前去拯救被围困的守备部队。这是因为在可以调动来进行国外远征的帆桨战船的数量和舰队船舰编制总数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差数,而之所以有这个差数又是因为一定数量的舰船要留作保卫海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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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564年,国王才见到他的这些努力的成果。9月份,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能够在西班牙海岸和非洲海岸之间调集90艘到102艘帆桨战船(这里只引用当时的人提供的最大数字)。即使是90艘,这也是个大跃进。不错,西班牙舰队的新首领对他收到的关于土耳其人的情报深信不疑,大胆决定把全部可以使用的帆桨战船调集到地中海的西部的单独一点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或者海岸卫队。萨姆皮罗·科尔索的登陆(这是巧合吗?)在这支向西进发的庞大的舰队驶离后留下的空空荡荡的后方进行。这一次国王毫不犹豫地向他的各个同盟者呼吁,请求他们给予各种有偿的或者无偿的援助。这也确有其事,因为贝莱斯的舰队不是西班牙国王的舰队,是除法国以外的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舰队。这支舰队除其他舰船之外,还包括萨伏依公爵的帆桨战船10艘、佛罗伦萨公爵的帆桨战船7艘、葡萄牙的帆桨战船8艘。273 如果再加上雇佣的船只,就总共约有30艘“同盟者的”帆船伴随菲利普二世的帆船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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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新造舰船已经离开船厂。那不勒斯的小舰队1月份由正在服役的帆桨战船4艘、下水后尚待装备的帆桨战船两艘、已在海军造船厂造好的帆桨战船两艘和正在制造中的4艘组成。274 这支小舰队6月份包括正在服役的帆桨战船11艘275 (第12艘仅缺划桨犯人)。276 另外下水4艘;4艘正在制造中。加在一起总共有20艘,其中11艘服役。经过缓慢的准备后,工作似乎进展得相当快速。1564年末,西班牙海军造船厂开足马力生产。巴塞罗那的海军造船厂受到加泰罗尼亚前总督东·加西亚的特别关心和照顾,其首批成果令人鼓舞。尽管遭到损失,但1559年的舰船、兵员总额不但达到,而且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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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加西亚·德·托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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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益的反应是执行 一项自觉的、连贯的、表明 菲利普二世对他在地中海的利益和责任高瞻远瞩的政策的结果吗?也许这仅仅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杰尔巴战役和一系列不幸的偶然事件迫使菲利普二世作出他先前没有想到要作的努力。他似乎满足于,并且长期满足于进行从1561年到1564年这段时期中的小规模战争,而不去冒大风险,去大量耗费。他的身上没有能够酝酿制订一项真正的十字军东征政策的思想和狂热的激情。他朝向东方的视野,没有超过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海岸。甚至可能就在1564年,当那时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马克西米利安在君士坦丁堡就因费迪南之死而发生问题的1562年的停战协定的延长进行谈判时,菲利普二世如同1558年一样,试图参加这项谈判。在这方面,哈默提到保存在维也纳的文献资料中的“代理大使”,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驻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阿尔伯特·维斯1564年12月22日的一份报告。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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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东·加西亚·德·托莱多的背后,并没有任何既定政策,也没有任何能在几年后即使不能创造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光荣,至少也能使这种光荣成为可能的条件。东·加西亚·德·托莱多可能缺乏唐·胡安的青春活力和气质大量赋予唐·胡安的那种东西——对冒险的爱好。1564年,东·加西亚年迈力衰,备受痛风和风湿病的折磨,然而,却是他整顿了西班牙舰队并使之成为有效而强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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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铁腕统治王国并且曾经大大促使王国首都美化的那不勒斯的杰出的总督D.佩德罗·德·托来多的儿子东·加西亚·德·托莱多,似乎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威势的观念和大张旗鼓行事的思想。他的长兄死时,他是维拉弗朗卡侯爵。那时,即1539年,他已经开始率领自己的两艘帆桨战船在多里亚亲王麾下效劳。他21岁被任命为那不勒斯分舰队司令。这个职位是给予他父亲的恩典。但是,这种恩典过早地给他带来沉重的负担。他在希腊、尼斯,当进行锡耶纳战役期间,他还在科西嘉,积极从事反对突尼斯、阿尔及尔、斯法克斯、克利比亚和梅赫迪亚等的活动。由于健康原因——至少他自己这样提出——1558年4月25日他放弃了他的职务,之后他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和鲁西永的总督和大统领。1560年那次警报之后,他在这里收到1564年2月10日发出的指派他为海军大统领的任命。278 在这场警报中有关领导曾经打算把舰队和西西里王国交给他管理。同年10月7日,279 根据他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且为了奖赏佩农之战的胜利,他被任命为西西里总督。他就这样让他想使之变为海军造船厂和仓库的岛屿附属于他的海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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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根据他的这一行动认为他是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人物。他知道他所效之劳的价值何在(他写道280 :“我为了报效国王而战”)。他感觉自己在很好地效劳,因此敢于明确提出要求并且坦率陈述意见。1564年8月17日,他在担任司令职务之初积极效力,精忠报国,从马拉加写信给埃拉索说:“既无法描述,也无法想象我所发现的舰队的现状。”与此同时,他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如果希望我很好地履行我的职责并且保护陛下的财源的话,鉴于陛下的这支舰队当前的状况,我必须严格对待。我深知,我会因为不得人心而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是,我坦率地说,我不能对在属于我管辖范围之内的贪污盗窃、管理混乱等现象熟视无睹。”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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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书信往来中显得忠诚正直、要求严格282 、目光远大、有条不紊。而且他还是个思维清晰、观察敏锐、精于谋略的人。1564年12月14日283 ,他在从加埃塔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巧妙地提出西班牙和教廷的关系问题。当加西亚和教皇会谈时,教皇庇护四世东拉西扯,把问题搅混,再次抱怨西班牙人,抱怨菲利普二世向他派去的人,抱怨这些人对他使用的言辞,抱怨卢纳伯爵和瓦尔加斯伯爵,抱怨国王对主教会议的态度。在整整四小时内,东·加西亚只是侧耳倾听,对这些抱怨不作任何答复,也不提他所负的使命的目的。两天以后,雷雨过去,他开始陈述过去那一年海军取得的成果。教皇不无意图地回答说,他终于看到他长期以来给予的补助产生的效果,感到高兴。他的对话者于是把话题转向技术方面。这位对话者说,一支舰队非一朝一夕所能建成,前几年的不间断的工作只有这一年大规模的集结才能使之显现出来。但是,教皇是个无法说服的人,他除了谈远征阿尔及尔的事外,对别的事全都只字不提。相比之下,在教皇眼里佩农·德·韦莱又有什么价值呢?当我们知道教皇的这些意愿、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过去引证的菲利普二世的这句话:“教皇正在注视着呢!”的含义,现在清楚起来了。我们自然而然会把这句话译为“教皇监视着我们”。教皇注视着西班牙,他的目光里没有任何善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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