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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部队由阿尔瓦罗·德·桑德和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纳指挥，先缓缓推进。因为没有牲口驮重，士兵必须背着行李。行李成了部队的累赘。部队历尽艰辛抵达老城周围，然后在城墙外的大仓库里住下。应该继续推进吗？骑士团团长认为不应该，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放弃他们的阵地，撤离圣埃尔姆堡垒，再度登船。在这种情况下，上策是不让已受病员拖累的远征部队推进到垃圾成堆、尸横遍野的土耳其军队的阵地以避开瘟疫侵袭的危险。然而，这时土耳其首领从一个投敌的西班牙士兵、一个摩里斯科人那里得到报告，据称基督教登陆部队人数不多（5000人），于是试图发起反攻。这些土耳其军队的首领让几千名士兵折返登陆，向岛屿内部推进，直抵老城。这些士兵在城内狭窄弯曲的街上被杀。脱险者急忙逃回皮亚利帕夏的归返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帆桨战船。舰队主力则驶往赞特。9月12日，土耳其的最后一艘帆船在马耳他的地平线上消失。在这之前已经率领60艘加强的帆桨战船在墨西拿装载一支新远征军的加西亚·德·托莱多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让这支部队在锡拉库萨登陆是适当的。这些人在一个已遭破坏、粮食短缺的岛上能有什么作为呢？14日，他率领舰队进入马耳他港以便再装载那不勒斯的和西西里的西班牙步兵，并且迅速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希望在敌人后方至少掳获几艘大帆船。23日，他抵达塞里戈，311 在那里埋伏了将近8天，但因天气恶劣没有达到目的。10月7日，他返回墨西拿。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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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12日传到那不勒斯，313 19日传到罗马。314 10月6日，也可能还更早一些，315 这个消息使君士坦丁堡一片沮丧，惊恐万状。基督教徒“由于土耳其人向他们扔石块，无法在城里的街道上行走。这些土耳其人全都痛哭失声，有的失去兄弟，有的失去儿子，有的失去丈夫，有的失去朋友。”316 这时候，西方的基督教徒则因这年年初曾经胆战心惊因而现在更加欢欣鼓舞。迟至1565年9月22日，人们在马德里还不很乐观。317 大家可以看看一个又名布朗托姆的布尔德勒先生怎样兴高采烈。这个先生同其他很多人到达墨西拿太晚，无法登船前往马耳他。“从现在起今后10万年，西班牙的伟大国王菲利普二世将无愧于他享有的隆名盛誉和对他的颂扬，也将无愧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同样长的年月里为他的灵魂得救祈祷，虽然上帝还没有因为他非常卓越地在即将继罗得岛之后陷入敌人手中的马耳他拯救了如此众多的人而给予他一个天堂里的席位。”318 罗马人这年夏天曾经万分恐惧，现在听到这个关于土耳其帆桨战船败退的消息于是赞颂骑士作战英勇，感谢上帝插手干预，但是，相反，对西班牙没有表示任何谢意。教皇定了调子：既不原谅西班牙延误耽搁，也不原谅自从他登基以来西班牙人为他制造的种种困难。帕凯科红衣主教得到胜利的消息后，请求教皇接见。这次接见非常令人不愉快。红衣主教提出这是授予国王五一税征收权的大好时机。他写道：“我提出这一点好像是用火枪向他开了一枪。”教皇最后说：“把五一税给他送去吗？他向我要求的时候，如果他得到，他就是幸运了……”不久以后，教皇在公开谈话中谈到胜利，但对西班牙国王的大统领和他的军队只字不提，把一切都归功于上帝和圣约翰骑士团。319 他这样做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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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和菲利普二世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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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菲利普二世和东·加西亚 的功绩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容置 疑的。经常把马耳他比拟为塞瓦斯 托波尔的朱里昂·德·拉·格拉维埃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比其他历史学家的评价更加正确。曾经说过“我的包围已经完成”这句话的那个给人好感的修道院长韦尔托特指责东·加西亚为人拘谨，行事缓慢，他却不考虑这种缓慢在计算方面的原因。曼弗罗尼在其所著《意大利海军史》一书中把全部功劳归于意大利人。在他看来西班牙人似乎低于一切，不值一提。这是被历史学家一再重复的早期编年史作者的毫无意义的民族偏见和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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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马耳他的胜利标志着西班牙复兴的新阶段。这种复兴并非偶然取得。1565年，它一直被人积极追求。富克沃作为法国国王的代表这年年底到达马德里。他在11月21日写道320 ，40艘帆桨战船正在巴塞罗那制造，20艘正在那不勒斯制造，12艘正在西西里制造。可能（他又说，这里是纳博讷的总督在说）法国国王被请求准许从卡尔卡索内附近的基朗森林砍伐树木制作大量“长而尖的木桨”，用以装备巴塞罗那的帆桨战船。菲利普二世所作的巨大努力带动别人也作出努力。因此，佛罗伦萨公爵也着手进行组建一支新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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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土耳其的危险已经因从马耳他的撤退而消除。这年年终这种危险甚至显得更有威胁性。素丹加快了他的舰船制造工作。9月25日，在君士坦丁堡（不错，那里的人还不知道大舰队遭到的失败）已经有人谈到采取新的重大行动，特别是进攻阿普利亚的行动。321 海军“溃败”的消息正如法国大使所写的那样，只不过更使这些计划充满复仇的愿望而已。尽管木材供应困难，仍然准备在海军造船厂制造舰船100艘。素丹自己甚至提出要制造帆船500艘。10月19日一份公文急报说：“他已经下令5万名划桨手和5万名由帆桨战船运载的士兵必须在明年3月中在安纳托利亚、埃及和希腊等地准备就绪。”马耳他、西西里或者阿普利亚将成为这些武装力量进攻的目标。11月3日，富克沃自马德里来信说，大家担心“如果土耳其素丹不死于他的军队在马耳他被击退这件事所引起的愤怒的话，那么他就会在下一年从海上和陆上作出巨大努力。”322 11月21日323 ，人们在马德里从来自维也纳的消息得知，下一年素丹将使用他的全部兵力，其中包括土耳其近卫军和他的卫队，进攻菲利普二世。12月12日的公文急报宣称，苏里曼已经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战，并将率领20万人马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攻。324 此举被人理解为素丹用来反对他周围的顾问的劝谏的一种姿态。西方世界仍然深信土耳其舰队将由1565年的那些首领率领，被派出进攻马耳他，因为如果素丹听任这个岛屿设防，他以后就再也无法占领了。因此，有人认为素丹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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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闻受到西班牙的认真对待。1565年11月5日，菲利普二世下令在拉古莱特设防，他致函菲格罗阿说，他决定为此事所需拨款5.6万杜卡托。325 既然他要求马尔科·琴图廖内用签汇票的方式借入这笔钱款，这似乎是个确定不移的决定。在执行这些命令的过程中，在老堡垒的四周开始修建起一个新古莱特（新古莱特面对老拉古莱特）。另一方面，除了阿尔瓦罗·德·巴桑的被召回西班牙的12艘帆桨战船之外，国王让他所有的舰队留在西西里。326 骑士团团长难道没有威胁说如果他得不到援救就要放弃这个岛屿吗？12月底，西班牙国王援助他5万杜卡托（其中3万杜卡托现款和价值两万杜卡托的粮食和军火），另外加上步兵6000名。这至少是托斯卡纳的代理人所提供的情况。327 1566年1月6日，富克沃报告说，土耳其人只能进攻马耳他或者拉古莱特。如果袭击马耳他，西班牙国王将向该岛派去德意志士兵3000名、西班牙士兵和意大利士兵5000名。他们将在圣埃尔姆山上筑垒设防，因为布尔已经无法整修。如果土耳其人进攻拉古莱特，国王将派往该地1.2万人。这些人将在堡垒附近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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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种措施和努力，其本身无论怎样值得称道，也无法构成一项真正的旨在引导和左右事态发展的进程的政策。马德里有一项反土耳其联盟的含糊不清、空洞无物的计划。据说菲利普二世寻求同威尼斯结成联盟。但这是认真严肃的吗？威尼斯人得知圣埃尔姆攻克时难道没有兴高采烈过吗？328 他们作为善良的和诚实的商人，把马耳他骑士看成是东西贸易关系中令人扫兴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把西方发生的事告知土耳其人。因此，当富克沃去向他的同事威尼斯大使打听情况时，后者立刻让他放心：威尼斯市政会议丝毫无意同西班牙国王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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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西班牙的共同政策也是同样的情况，除了空空洞洞的词句之外，别无其他。被大事宣扬的巴约讷会见，并不像当时的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所想的那样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在比利牛斯山的法国一侧，是一个动乱不安、备受折磨、已经发生明显叛国事件的王国。在这个国家里，为首的是一个焦急不安的女人和一个孩子国王。这个女人卡特琳·德·梅迪奇着手让他的儿子在整个王国抛头露面，就像人们进行巡回宣传一样。这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但进行得缓慢的巡回宣传。当巡回旅行宣传者到达南部时，就法国的统治者同西班牙的统治者的会见这件事进行商谈、安排的时机似乎是良好的。谁第一个想这个问题倒也无关紧要（可能是蒙吕克这个西班牙的半代理人）。但是，不管怎样，菲利普二世却拒绝亲自露面。只是在他的妻子的再三恳求下，1565年1月他才同意让她同她的亲属作短暂的团聚。他认为让自己被别人恳求是正当合理的，这样做可能颇为得策。但是，这丝毫不意味他对这次会见漠然置之。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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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辽阔的西班牙世界的确仍然十分安宁。但是，在它的身上越来越沉重地压着帝国的责任和负债累累的国库。菲利普二世本身一个人就是这个帝国、这个帝国的力量和它的衰弱的总和。在他的左右，他的第三个妻子、在西班牙以“和平王后”为人所知的伊丽莎白·德·瓦卢瓦能够起一定的作用。她还只是个孩子，说不上是个少妇。她并不是人们有时高兴描写的那种不幸的妻子。她似乎已经相当快地西班牙化了。不管怎样，她在巴约讷圆满地扮演了人们教她扮演的角色。西班牙驻法国国王宫廷大使弗朗塞斯·德·阿拉瓦7月1日致函菲利普二世，在谈到这位年轻王后时他写道：“我最真诚坦率地向陛下保证，王后陛下赢得了所有高贵善良的人的心，特别当她谈到有关宗教的事物和陛下现在对法国国王怀有的并将继续怀有的兄弟情谊和友好感情的时候更是如此。”330 这可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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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西班牙王后伊丽莎白·德·瓦卢瓦4月8日出发331 ，6月10日332 到达圣让-德-鲁斯。她的母亲在那里同她会合。14日，她们一同进入巴约讷。伊丽莎白在那里逗留了差不多两个月，直到7月2日，比预定的期限稍长333 。对法、西两国政府来说，这种家庭团聚是进行这样一些活动的时机：互相作出保证，计划婚事（这一直是16世纪君主们聚会时的重要话题），最后双方空着两手分离，分离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怀疑对方的诚意。这是历史上一件被人期望但结果使人扫兴的事。当然，在我们的眼里是这样，在参加者或者当时的人的眼里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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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让阿尔贝公爵和胡安·德·曼里克以观察员和顾问的身份陪同西班牙王后的菲利普二世的眼里，也不是这样。正如那个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阿尔贝公爵左右了整个会谈。西班牙方面企求的是：使法国动弹不得、无法行动并使它深深陷入内部和外部的争吵中。这既非友好政策，也非恶魔政策。对西班牙帝国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必要，因为它位于法国周围，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法国所有的运动和事变的影响，它所属的荷兰尤其是这样。这个地区自从1564年发生动乱以来，明显地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有上述的企求，是以保卫宗教的名义过多地要求法国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再次成了方便的面具，但却没有提出任何东西作为交换。法国的母后能够为了某个手法而放弃她的宗教宽容政策吗？这个手法很明显就是西班牙的手法，它将只能进一步分裂和削弱法兰西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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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谈判者满脸微笑，欢庆宴乐，觥筹交错，深刻的分歧仍然显露出来。甚至在会见前和会见中，就发生了一些令人警觉的事件。2月7日，当卡特琳·德·梅迪奇已经命令去巴约讷采购食品、为西班牙王后和她的女侍布置好西班牙式的房间时，弗朗塞斯·德·阿拉瓦从图卢兹送来报告：根据传闻，法国的统治者——摄政母后和国王——将带来“信仰异端的”旺多姆夫人、让娜·德·阿尔布雷。这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菲利普二世在这份报告的这几行字下面划了线。他还在这一页的旁边加上这句话：“如果情况属实，我不让王后前往该地。”334 他立刻通知335 法国大使336 ，他不愿意纳瓦尔王后和孔代亲王出席会见。6月，恰好在西班牙王后到达之前不久，当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获悉土耳其大使在马赛登岸时，发生了另外一起事件。这真是奇耻大辱。卡特琳·德·梅迪奇受到大使指责，尽力为自己辩护。她立刻把兰萨克先生派往她的女婿那里。兰萨克先生在西班牙王后同她的母亲在圣让-德-鲁斯会合的当天，即1565年6月10日，到达阿兰胡埃斯。他带来如下的辩护理由：法国国王和母后不知道这位大使来的目的何在。他们已经派拉·加尔德男爵前去迎接这个大使以便查明情况。如果他的使命含有任何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成分，当然他不会获准接见……菲利普二世致函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说：“我复信说，我深信这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很多人不会不对这位特使正好在土耳其素丹派遣舰队前来进攻我的这一时刻来到感到惊讶。我仍然相信将以使大家了解我个人和法国国王个人之间的友谊的方式对大使作出答复……”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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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并没有消除西班牙人的疑虑。土耳其大使6月27日很快就向法国母后告辞。这时谈判正在紧张进行。母后赶紧向阿尔贝公爵解释说，她只同土耳其人谈在普罗旺斯进行的劫掠和造成的损失问题。338 土耳其人答应赔偿和修复，条件是派一名法国特使前去素丹处。公爵认为，法国人的意图是在土耳其设法国使馆。他反驳母后说，既然土耳其舰队已经驶来西方，“事情就不会是派人去君士坦丁堡了。下一年西班牙国王的舰队将强大得使素丹舰队只能很小为害。”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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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西班牙人在巴约讷认为法国将抛弃它和土耳其的传统友谊，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看来他们企图把法国拉入既反对异教徒又反对素丹的联盟中。几个月以后，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富克沃大使对母后说，这些谈判似乎企图把你塞进一个十分重要的同盟中。西班牙人利用了卡特琳·德·梅迪奇在巴约讷表示的愿望。母后谈到婚姻问题。这些婚姻可能导致缔结联盟。西班牙人主要谈联盟问题，正如富克沃所说，“从尾巴”开始。340 富克沃大使警告说，当“土耳其人同母后陛下这样和平相处的时候，当法国人在土耳其港口和陆上受到的接待比在西班牙国王的各个王国的港口和陆上受到的接待更好，而法国的地理位置又使它不必十分惧怕土耳其人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同意缔结这样的同盟会有什么危险。假使我们要断绝和土耳其人的和平友好关系，牺牲你的臣民的全部商业贸易，那么西班牙国王陛下就应该同意母后陛下向他提出的任何要求。”然而，卡特琳所要求的，是有利于她的子女的婚姻。在富克沃看来，这些婚姻不大可能实现，特别是奥尔良公爵和菲利普二世的姊妹胡安娜公主的婚姻更不大可能实现，因为公主似乎不同意。玛格丽特和东·卡洛斯的婚姻也是这样。西班牙的外交只玩这些牌。如果说这不是控制法国的一种方式，至少也是抑制法国政府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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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班牙的图谋毕竟是目光短浅的手法。马德里像使用挡箭牌那样使用全球天主教方针这个想法和论据。但是，被人执行的方针却是西班牙的方针（全球天主教方针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来自罗马，教皇庇护四世刚在该地死去）。西班牙甚至还没有制订出一项地中海方针的愿望。这项方针要以冲劲、激情、狂热、利益、金钱的力量、行动的自由等作为先决条件。而审慎国王菲利普二世却没有或者至今还没有这些禀性。他感到自己处处受到危险的包围。不错，是地中海的危险，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还有大西洋上的新教徒海盗的危险、荷兰边境上的法国的危险。这场动乱正开始威胁集中在安特卫普这个调度站的西班牙的财富资源。1565年12月，关于菲利普二世在佛兰德巡行的传闻已经到处流传，后来继续流传，若干年内还会再度出现。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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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而且至少不是在短时期内，客观环境全都使菲利普二世无法执行他在政治上的这一或者那一宏图大略。在他的统治的头十年，他只能对付属于当务之急的事和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必须用最小的代价去对付，以免过分影响未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还远非出现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末期的帝国主义愚蠢行径。这位君主在他的统治末期离弃了谨慎国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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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本部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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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strucciòn de lo que vos el Reverendo padre obispo del Aguila habéis de decir a la Majestad del Serenissimo Rey é Emperador, nuestro muy caro y muy amado tí o donde de presente os enviamos. Bruxelles, 21 mai 1558,CODOIN, XCVIII, pp.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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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uant à la personne “qui a pratique et intelligence en la cour du Ture”et qui a été chargée, sans l’être de tâter le terrain à Constàntinople, ml doute que ce ne soit Francisco de Franchis Tortorino, un Génois apparenté à la mahome de Chio. Chargé de mission par Gênes à la suite des tractations corruptrices avec Piali Pacha durant l’été 1558, il a sans doute proposé en même temps ses services à Philippe II. Aux Archives de Gênes, un registre calligraphié raconte en détail le voyage de Francisco de Franchis（Costantinopoli, 1. 2169） et des lettres consulaires nous le montrent à Naples et à Messine, en diffcultés d’ailleurs avec les autorités espagnoles, puis gagnant Venise, A. d. S.，Gênes, Napoli, Lettere Consoli, 2,2635;Gregorio LETI, op. cit.， I, p.302, parle de sa mission en compagnie d’un certain Nicolo Gr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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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DOIN, XCVIII, pp.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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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ruxelles, 6 mars 1559, Simancas Eo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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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nstruction del Rey a Nicolo Secco para tratar con el Turco, Bruxelles, 6 mars 1559, Simancas Eo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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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ruxelles, 8 avril 1559, Simancas Eo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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