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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战争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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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之死（1564年7月25日）成了土耳其要求付清贡款尾欠并对1562年的停战提出异议的借口。贡款尾欠于1565年2月4日付清47 。作为回报，休战时限再延长8年。但是，并不放弃其进攻特兰西瓦尼亚的计划的马克西米利安却调集大军攻占了托凯和塞伦克斯。而在特兰西瓦尼亚或者从这一方面接触或阻挠土耳其人的行动，就是使潜藏的分裂不和死灰复燃，进行一场“捂着的”战争。这场战争照例会导致一系列突然袭击和包围。1565年，匈牙利漫长的边界线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安宁。马克西米利安像卷入马蜂窝那样卷入特兰西瓦尼亚的争端，徒劳无益地作了和平的、只在某种程度上是真诚的努力，因为他希望和平却又不打算作丝毫让步。此外，他面对着势盛力强、满怀敌意的土耳其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素丹自己亟欲通过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来抹除他在马耳他之战中蒙受的奇耻大辱。布达的帕夏阿尔兰从他的前卫岗位不断描述基督教匈牙利的军队武器粮秣短缺到了何种程度，以此来竭力促使战争爆发。他以身作则，于1566年6月6日向帕洛塔小要塞猛扑。但是，他的行动有些仓促草率，因为正当他即将攻克这个要塞之际，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解救了这个要塞，并且趁这股锐势，乘胜追进，攻占了韦斯普里姆和塔塔，在城里不分敌友，不分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见人就杀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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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战争就这样烽烟再起。不能说这是一次突然袭击。在维也纳人人都知道土耳其必然会对此作出反应。德意志议会已经同意这一年给予25罗梅尔莫纳特的特别援助，以后3年每年增加8罗梅尔莫纳特的援助49 。1566年4月29日西班牙驻伦敦大使谈到这项援助时，提到两万名步兵、4000名骑兵和为期3年等数字50 。与此同时，马克西米利安从罗马教廷和菲利普二世那里得到金钱和兵员等方面的援助，其总额我们现有的文献资料说法不一，但毫无疑问数额十分巨大。1566年3月23日，托斯卡纳在马德里的代理人提到6000名西班牙士兵和每月1万埃居等数字（菲利普二世从1565年起就提供了这些兵员和钱款51 ）。这笔钱通过富格家族和热那亚银行家支付52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后（6月），这个代理人谈到每月1.2万埃居，已经支付的30万埃居还不计算在内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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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既有时间又有能力进行备战。夏天，他把一支成分复杂的4万人的大军54 调集到维也纳附近。这支军队只能使他进行防守。他除了防守之外别无其他意图。君士坦丁堡和布德遥隔千里。他设想土耳其的庞大的军队不会很快到达。走完这段距离估计需要90个白天工作日……这样一来，这支军队只剩下很少时间作战，因为，从10月起，这支军队将为严寒和供应困难所阻。对一支数量巨大、置身于几乎空空如也的地方的军队来说，军需供应方面的困难很大。以上至少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威尼斯大使莱奥纳多·孔塔里尼不无夸张地作出的解释55 。同样，这位大使难道6月20日没有模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传达了些显然夸大的数字吗？根据这些数字，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有步兵5万名、骑兵2万名，再加上一支强大的多瑙河舰队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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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的素质似乎与布斯拜克曾经在1562年见过并且曾经严加评论的那支军队的素质并没有什么两样。富克沃认为战争不会转而对马克西米利安有利，他希望“土耳其皇帝能够坚持进行匈牙利战争，因为如果在那条战线上出现和平，德意志这条害人虫就太可怕了”。57 他这样想并没有错。对自己内部发生宗教战争并经常遭受德意志雇佣骑兵蹂躏的法国来说，不幸的是，和平将于1568年在匈牙利恢复，而且一直持续到15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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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分为好几个兵团的土耳其大军向匈牙利推进，同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对抗。根据查理九世收到的情报，这几个兵团共有30万人，按照它们惯常的方式，“装备着火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之多令人望而生畏”58 。5月1日，素丹以比他在过去进行的12次战役中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威严煊赫的排场离开君士坦丁堡59 。从君士坦丁堡通向贝尔格莱德的军商两用大道上，他乘车途经安德里诺普尔、索非亚、尼切等地，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再允许他骑马。御驾行驶的崎岖不平的道路事先好好歹歹总算已经平整。与此同时，一路上有效地驱赶了前来袭扰土耳其军队、特别是前来抢劫军队补给的土匪。必须经常在宿营地附近架设处决这些匪徒的绞架。在比贝尔格莱德更远的地区，重大问题不在于同特兰西瓦尼亚的首领进行谈判，而在于渡涉江河。7月18日和19日，在查巴茨渡过萨韦河60 ；在武科瓦尔附近渡过多瑙河61 ；在埃塞格渡过德拉瓦河62 。每次渡河，军队都必须在水位很高的河上架设桥梁。特别在多瑙河，这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军队通过埃塞格后，一起事件——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将领指挥的一次成功的袭击——使土耳其军队转向驻防城市锡盖特（或锡盖特堡）。这个城市离佩奇相当远，正好由将领尼古拉·兹里尼公爵率军防守。8月5日，素丹率军到达环绕这座城市的沼泽前面。9月8日，这个城市被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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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耳其的行动刚刚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因为取得这次胜利3天前，9月5日和9月6日之间的夜晚，苏里曼大帝去世。哈默说：“或者死于年老体弱，或者死于痢疾，或者死于中风。”63 这些倒无关紧要。但是，就是这个日期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64 的日期。既然这个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首脑的帝国在这个时刻从大帝手中，从“立法者”（土耳其人这样称呼他）的手中转入懦弱无能的“犹太女人的儿子”、喜爱塞浦路斯的酒甚于喜爱打仗的塞里姆二世的手中，这种看法倒是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对事物的明确解释。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隐瞒了君主的死讯，让塞里姆来得及从库塔雅迅即前往君士坦丁堡，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就顺利地登上空缺的王位。战争持续到冬季，断断续续，交战双方互有胜负，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交战双方都宣布获得胜利。例如1566年9月1日，查理大公从位于主要战场边缘的戈里齐亚65 宣布：克罗地亚的统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这位统领带着俘虏和在波斯尼亚抢来的家畜、牲口等凯旋而归……这个消息立刻经由热那亚传到西班牙。难道就是这同一起事件使人在巴黎盛传在查理大公和土耳其人之间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遭遇战，而且据说弗拉拉公爵在这场战斗中阵亡吗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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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冬季来临，土耳其军队撤退。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不需要人来“砸烂”就自行解散。9月在巴黎流传的消息说，同土耳其的停战协议将在国会闭会之前缔结67 。至于菲利普二世，他早在9月份就深谋远虑地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土耳其军队撤走的情况下将遣散的”一切都保留起来供他自己使用68 。他采取这项预防措施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这个1566年刚刚目睹地面上打开了一个深渊：荷兰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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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年的荷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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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兰战争的由来已久的错综复杂的根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如果人们想到1565年的大饥馑的话）70 、宗教的以及文化的——进行研究，或者跟在其他历史学家之后人云亦云，说什么冲突不可避免等，全都不在我们论题的范围之内。我们关心的只是这场冲突对菲利普二世的外交政策的影响。这场冲突在戏剧性的马耳他之围发生后不久，迫使菲利普二世的外交政策离开地中海转向北欧。在荷兰仅仅在名义上属于西班牙的这个时期（或者假定直到1544年，这一年荷兰变成对抗法国的坚强堡垒，在以后一个多世纪内一直是这样一个堡垒；或者假定直到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一直到1555年，这个荷兰实际上自行其是，自由行动，起十字路口的作用。它的每扇大门都向德意志、法国、英国等大大敞开。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权利、政治保护措施和财政特权。它是第二个意大利。它高度城市化，高度“工业化”，依赖外部世界。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它难于管理。它仍然比人们有时想象的更加具有那种其土地被占有的社会的性质，并因而有诸如奥朗日家族、蒙莫朗西家族（这个家族的法国支系是小房）或者埃格蒙特伯爵家族等势力强大的贵族。这个贵族关心自身的特权和利益，亟欲进行统治，和遥远的西班牙宫廷内的党派争吵有密切关联，从1559年以来则特别和鲁伊·戈梅兹领导的和平党有着联系。这就打开了认识的视野。如果人们想撰写一部完整的荷兰动乱的历史的话，就必须指出这个视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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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这个地带的荷兰，仅仅它居于北欧地区的心脏的这个地理位置，就足以说明它为什么必然逃脱不了宗教改革的各种潮流的影响。宗教改革的思想通过陆路和海路传播。宗教改革以路德教派的形式迅速传播到讲佛兰德语的各个地区。这个世纪中叶，宗教改革在这些地区提出它那宽容的解决办法：宗教和约，即尚未定型的南特敕令71 。但是，不久以后，宗教改革通过南部这个提供小麦和酒类的地区，通过法国，更加广泛地获得成功，这次有利于加尔文教派，亦即有利于这种“罗曼语民族的”具有战斗性的和咄咄逼人的宗教改革72 。这种改革创立了它的主教会议，即活跃的基层组织。这种基层组织是奥格斯堡和约所没有预见到的，也不会容忍的。宗教改革首先渗入法语国家，并且大大超出这个地区，在荷兰的整个十字路口取得胜利。它因此促使这个十字路口进一步向南开放。荷兰在政治上摆脱德意志后，精神上也摆脱了德意志，转而朝向动乱不止、四分五裂的法国。由于路德派教徒人数减少，对他们的迫害在那里变得困难起来。另一方面，英国近在咫尺，以致尽管荷兰与之竞争，但并不能逃脱它的影响和它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此外，英国向遭受迫害的佛兰德人，甚至对地位最低下的人，例如居住在诺里奇的工人，提供避难所。这种援助形成联系北海的彼岸和此岸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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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必须区分震撼荷兰的种种潮流。它们不全都来自同一根源：有民众骚乱（特别是宗教性骚乱，这往往是社会性的骚乱）和贵族骚乱。后者最初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表现在1564年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的被召回和1566年4月在卡伦堡市政大厦的和解结盟这两起事件上。贵族骚乱先于8月下半月的暴乱4个月发生。8月下半月的暴乱，是一次民众的、破坏文化艺术的暴乱，它导致抢劫教堂和撕毁圣像，从图尔内一直蔓延到安特卫普，扩及荷兰的整个领土，其速度之快令人惊骇。总之，有两种不同的运动。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手腕灵巧就在于使这两种运动互相对抗。她使除了到达德意志的纪尧姆·德·奥朗日和布雷德罗德之外的贵族转而反对民众和城市。她这样做，即使没有重建自己的权威，也恢复了秩序。她没有花费钱财，没有使用武力，而是使用灵巧的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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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政策有它的限度，并且在西班牙国内、国外都有反对者：在罗马的格朗弗勒和在西班牙的阿尔贝公爵。前者并不是袖手旁观；后者则有自己的党派作为后盾。玛格丽特的成功，的确损害了菲利普二世的权力和对天主教的保卫。她难道没有在事实上同意——尽管这种同意是非正式的——经过改革的宗教祭祀仪式在8月暴乱爆发之前这种祭祀仪式就已经盛行的地方继续实行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因为正如1565年布瓦·德·塞哥维亚的著名信件所证实的那样，在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是反对任何真正的让步的。他也许为了争取时间，同意某些细节方面的宽大，同意一项“总的宽免”（他说明这只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在宗教犯法行为方面）。总之，这是细小的让步。其唯一目的乃在于不使女总督、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声誉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他真正的意图是严厉对付叛乱事件。西班牙帝国在地中海这个场合的新生力量和舰队从美洲运回的大量白银等，菲利普二世决定在北欧加以使用。是菲利普二世不妥协还是不了解情况？未来会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因为企图管理这个欧洲的十字路口的交通，是一种违反自然的、毫无希望的政策。正当荷兰在整个世界谋生，正当它对已经涌向它的大门并准备在必要时冲破它的大门的欧洲的其他地区变得必不可少的时候，试图把这个“在下面的国家”锁闭起来，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这里只列举几种使用过的万灵药：使它转变为有堡垒防护的营地（这是从1556年到1561年的情况），使它转变为特别的、自治的宗教行政体（正如人们用设立新主教区的办法所做的那样）和试图禁止大学生去巴黎旅行。这些万灵药全都是徒劳无益的措施。但是，使它转变为另外一个西班牙则将是更加严重的错误。然而，这仍然是受到西班牙束缚的菲利普二世1566年所梦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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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在了解到8月下半个月民众暴乱的情况之前，致函他派往罗马的大使雷克森斯说：“你可以向教皇陛下保证：我宁愿丧失我的各个邦国，如果我有一百条生命的话，我宁愿丧失我的生命一百次，而不愿容忍会有损于宗教和为上帝的效劳的最细小的事物，因为我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异教徒的统治者。”73 在罗马，人们对局势同样很不了解。庇护五世劝菲利普二世亲自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他于1566年2月24日写道74 ：“异端的瘟疫在法国和勃艮第蔓延得如此之快，以致我认为目前除了陛下亲自巡游视察之外，没有别的药可以对付。”关于这次著名的巡游视察，富克沃早在4月9日就已经谈到75 。他无论在谈到把负责军事、粮食、军火事务的总专员、运输专家弗朗西斯科·德·伊巴拉召回西班牙这件事（这次召回可能产生重大的后果，“因为在西班牙除了这位总专员以外，没有人负责这种事务”76 ），还是在谈到正在准备的、据说针对阿尔及尔但可能以荷兰为目标的远征的时候，他都经常提到这次巡行。的确，针对阿尔及尔的远征，不久就烟消云散。8月份，又十分自然地再度盛传菲利普二世在佛兰德巡行的谣言。这个谣言不断具体明确起来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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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8月18日，富克沃就已经了解到有关方面正准备把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已经经过动员的大量兵力调往北欧78 ，即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撤出5000到6000名西班牙士兵和7000到8000名意大利士兵。这是在地中海前线和要塞的最精锐的部队。阿尔贝公爵所采取的大规模的行动的结果是：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步兵团在根特扎营；伦巴第的西班牙步兵团在列日扎营；西西里的西班牙步兵团在布鲁塞尔扎营79 ……这意味着直接或者间接解除地中海的武装。直接的方式是从作过战的精锐部队中抽调兵员；间接的方式是通过这些调动支用经费。在国务会议上难道没有人向菲利普二世谈起300万金币这个数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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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执行这项政策时需要对北方采取一系列极其审慎的策略。例如对法国就是这样，这个国家的新教徒80 正在准备援助他们的教友；又例如对德意志也是这样，奥朗日亲王和他的兄弟路易·德·纳索81 在这个地方正不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禁令，成功地征募了军队；最后，对英国也是这样。这三处都是有危险的地方。西班牙对这些地方的个人、党派和君主都十分猜疑，必须提防82 。菲利普二世和他的优秀的顾问和仆臣的注意力，必然从南方转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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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些措施在8月动乱后就显得更加必不可少。朋友和敌人，甚至连阿尔贝公爵（在这一点上或多或少是真诚的）都对西班牙人进行反击之缓慢感到吃惊83 。直到9月25日，圣絮尔皮斯才知道阿尔贝公爵将先于他的君主出发前往佛兰德84 ，才知道制造动乱的人中的最受迫害的人——或者说至少那些最渴望逃脱西班牙的苛政酷刑的人——认为离弃这个危险的在下面的国家——他们的祖国——是审慎之举。他们之中的某些人逃往法国这个同样危险的国家。大批来自根特和安特卫普的弗拉米再浸礼教派教徒就这样蜂拥来到迪埃普安家落户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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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是有利于西班牙国王重振荷兰颓局（也许是由于玛格丽特的政策）或者似乎重振这一颓局的时机。1566年11月30日86 ，西班牙国王指出“佛兰德事务的明显好转”。但是，他又说，局势还没有好转到可以稍微放松正在执行的措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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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是11月30日，发生动乱几个月之后。但是，西班牙政府像平时一样，面临着两地遥隔这个问题和繁多的责任。它会更快行动吗？春季开始时，这个政府受到“乞丐”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受到“规劝者”的行动的突然打击；这年8月末又受到破坏圣像的群众性骚乱的突然打击。它能够立即准备进行反击吗？1566年12月初，阿尔贝公爵某天同富克沃进行会谈时可能道出了这次延误的真正理由。这些理由是：“土耳其人对基督教世界的进攻和其他一些妨碍西班牙去纠正它的荷兰臣属中的某些人的越轨过火行为的考虑。”87 。土耳其在地中海上引起的惊恐情绪直到8月底才消失。在那个时期以前，怎样能使西班牙的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在阿尔贝公爵的远征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军队转入预备状态听候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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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荷兰事件不再允许菲利普二世不采取预防措施就在地中海上贸然行动。这个双重的负担，这种双重的考虑，说明西班牙国王为什么采取这种犹豫不决的政策，说明他为什么遵从教皇的建议。教皇始终坚持劝他轮番在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采取坚定的、有效的政策，但并不了解菲利普二世在任何有问题的地区都负担不了全面地、深入地投入行动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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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五世最初试图把菲利普二世拉入反土耳其联盟。这个联盟是皮亚利帕夏1566年夏季在亚得里亚海的属于意大利的水域内进行的战役，就已经使之复活、强化了的旧梦。12月23日，教廷驻西班牙大使向红衣主教亚历山德里诺汇报阿尔贝公爵向他发表的某些言论：“（西班牙国王）陛下非常赞扬教皇陛下的神圣的热情和崇高的意愿……他也十分赞扬关于同盟和团结的想法”，但是，目前这种想法“没有用处，因为这样的举动只有当各个有关君主有完整的、可靠的力量的时候，只有当他们互相信任的时候，才能尝试，而目前这些力量分裂不和、已被削弱并且受到互相之间的猜忌怀疑的妨碍”。另一方面，西班牙国王目前应当“采取紧急的和必要的行动来对付他自己在佛兰德的臣民”88 。阿尔贝公爵对国际局势作这样的悲观的描述，是为了突出它的乌云和威胁，并因而最终拒绝别人对他提出的要求。人们可以从公爵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中辨识出他惯用的说理辩论的方法。但是，这个观点似乎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在荷兰和地中海之间进行选择的菲利普二世的观点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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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困难的选择，因为西班牙不能拒绝对土耳其人进行斗争。它必须抗击土耳其人，进行自卫。但是，进行自卫和进攻土耳其，这两者远非一回事。1566年末，西班牙政府不大愿意让地中海的那种当然不是和平的，而是经常时隐时现的半战争状态恶化下去。它不想搅乱对它来说必不可少的或者至少是有利的欧洲的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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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怕通过一个新教世界也许不会毫无异议就接受的令人瞩目的联盟与罗马结合起来，因为这个联盟将会为沿着这个大市场开放的边境在荷兰制造动乱提供很好的借口。在德意志、英国、荷兰（在海军上将科利尼和孔代周围的那群人中），敌人已经作好进攻的准备，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挑衅和借口了。因此，菲利普二世关心不要让荷兰的局势转变为宗教冲突。庇护五世劝他对异端进行公开的十字军讨伐，但白费力气。不管菲利普二世个人的想法如何，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愿意显得是个重新使臣民服从，使用他的不受时限约束的君主权力来对付臣民的君主。正如阿尔贝公爵12月9日对富克沃解释的那样90 ，关于这件事，问题只在于“再使顽劣的臣民俯首听命、遵纪守法而已。争论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对国王陛下公开的轻蔑，对国王的权威和命令提出的侮辱性的异议等问题。这对任何想进行统治，想使自己的各个邦国和平安定的君主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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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明白白的但又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言论。西班牙的大规模备战活动尽管被阿尔贝公爵说得完全“有理”，却在整个欧洲散布了极大的惊恐不安。这难道不是在征伐佛兰德的幌子下针对法国的行动吗？这就是富克沃的看法91 。在法国，很多人都准备唯其马首是瞻。在这个国家有一股巨大的反对最近在佛罗里达屠杀了法国移民的西班牙人的狂热情绪。新教徒又蓄意激发这股情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焦虑不安的情绪虽然掩藏在极其彬彬有礼的风度举止中，但也未必小些。10月，这位女王曾经公开对宣布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对土耳其军队作战中取得的胜利表示高兴92 。西班牙国王驻伦敦大使、多疑的G.德·西尔瓦惊呼：“但愿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12月10日，这位女王获悉菲利普二世将途经意大利前往佛兰德时，也公开表示她的失望。她说，如果他取道大西洋海路，她会十分愉快地尽主人之谊接待他的93 。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随同国王吗？她希望这支军队还更加强大，强大得足以惩罚顽劣的忘恩负义的臣民94 。这些过火的表态和申明没有骗过任何人，也没有阻止这位女王后来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教皇和西班牙国王可能结成的反对新教徒的联盟表示担心恐惧。甚至连威尼斯也找到对西班牙军队过境感到不安的理由，并且认为有必要让贝加莫处于警戒状态95 。至于德意志的诸侯，他们有一千个政治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理由忧心忡忡。1567年5月，在阿尔贝公爵到达以前96 ，他们就采取了预防措施。萨克森选侯、符腾堡公爵、勃兰登堡总督和赫斯总督等人的大使到达荷兰。他们的使命是请求保护路德派教徒（听从马丁·路德者），因为这些教徒并没有参加加尔文教派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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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绝不是研究1566年西班牙外交活动的突然扩展的场所。这项研究应该放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放在使这个世纪的教派冲突恶化的宗教的狂热激情的高涨的氛围中进行。同菲利普二世的不妥协或者笨拙相比，同他的所谓的不审慎的行动和他的真正的对事物缺乏了解相比，这种高涨在更大的程度上构成了荷兰的动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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