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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当局来说，暴动从一开始就显得极端严重。这可能是由于为了给阿尔贝公爵进行的征伐提供兵员，从西班牙南部轻率冒失地抽走了大批居民。该地比其他地方更大肆征兵。其次，西班牙不习惯于在本土作战。它还没有完成作战的准备工作。第一项预防措施是为了立即征兵而发送钱款给格拉纳达的大统领蒙德哈尔和穆尔西亚的省长洛斯·贝莱斯侯爵。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处于戒备状态以阻止可能来自非洲的援军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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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竭力保密，使叛乱的消息不到处扩散流传。菲利普二世在一封给那不勒斯总督的信的旁边写道：“格拉纳达的事以保密为好。”202 但是，2月19日203 ，那不勒斯方面回答他说，叛乱的消息已经经由热那亚和罗马两地传来。怎么办呢？当然，这个消息已经不胫而走，迅速传往君士坦丁堡。叛乱分子向那里求援204 。从西班牙的心脏到土耳其，运转着一根不间断地轮流接替传递消息的链条，那些巡游的和逃亡的摩里斯科人还不计算在内。他们是不知疲倦的云游四海的步行者、旅行者和联络人。他们在北非和君士坦丁堡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因此，土耳其政府没有插手摩里斯科人事件和过去威尼斯军火库的纵火事件的说法，是绝对不可靠的……1568年6月，唐·胡安在巴塞罗那和一个希腊首领举行重要会谈。这个希腊首领建议他煽动摩里亚起来叛乱。既然这样的会谈能够举行，为什么1565年、1566年或者1568年就不会有某个塔加林斯或者某个穆德哈尔和某个土耳其舰队司令举行类似的会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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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个消息一旦越过地中海辽阔的水域和欧洲的大片陆地，就至少爆发了两场不同的摩里斯科战争。正如相互矛盾至于极点、旨在在欧洲和东方煽起各种狂热偏见的报告、传说等在这方所勾画的那样，另外一场战争是格拉纳达战争。一张很密的阴谋和间谍活动网维持着东方的这种狂热偏见。我们很容易从东到西探查出这张网的来龙去脉，因为它牵涉西欧，因为西欧小心地保存下来这方面的全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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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场战争的规模如何，西班牙的整个身躯肯定受到这场内战的损伤。1569年11月，暴动成了宫廷里每次谈话的题目205 ，而且还正如富克沃所说，现在是这里的“最令人吃惊的消息”206 。这位大使继续写道：“整个王国惊恐万状。”207 他趁此良机作了一番高谈阔论。他认为，臣民像过去起来反对法国的查理九世、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和佛兰德的西班牙国王一样，今天起来造他们自己的合法君主的反，这是时代的标志。“今天世界素性倾向于叛乱，在某些地区臣民素性倾向于造反。”查理九世后来以可疑的诚意撰文答复说，他希望叛乱分子连同“所有那些像他们一样曾经拿起武器扰乱他们的国王和君主的国家的人”会受到惩罚。208 但是，对西班牙来说变得令人十分关切忧虑不安的局势，他感到忧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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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的措施的确需要时间来进行安排。在这些行军困难、荒无人烟、整队整队士兵在那里有饿死之虞，而且有时的确发生这类事情的崇山峻岭中，怎样能够迅速行动呢？对有无数海湾的叛乱国家的漫长的海岸怎样能够进行封锁呢？这些海岸为运输兵员、军火、武器（基督教徒俘虏充作购买武器的支付手段：1名俘虏交换1支喇叭口火枪209 ）、大炮210 、给养、大米、麦子或面粉的阿尔及尔船只或者柏柏尔船只提供停泊地点。在这些海岸上，不是国王而是当地封建领主当家做主；在这些海岸上，走私活动和海上行劫有确定的道路和习惯做法211 。对当局来说，海上和陆上的战争开始时进行得不顺利。蒙德哈尔是个可敬的统帅。但是，未来的红衣主教德萨在背后对他诬陷中伤，使他无法指挥。这位红衣主教还千方百计把洛斯·贝莱斯侯爵这个庸碌无能之辈推到台前。镇压毫不奏效，这就使残酷的战争旷日持久，不断扩大，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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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丝毫不能阻止菲利普二世装得满不在乎、无忧无虑。富克沃指出，菲利普二世对格拉纳达的骚乱“装得毫不在意。”212 菲利普二世认为土耳其人有很多其他需要关切的事，还认为有帆桨战船守卫，来自阿尔及尔的叛乱分子不可能进行援助。只需“基督教社会”，即安达卢西亚的民兵行动起来，就足以使一切恢复正常。国外的西班牙人都没有官方的这种乐观情绪。在国外，西班牙的代理人殚精竭虑同恶意的夸大、谣传等进行斗争。在伦敦，西班牙大使格劳·德·斯佩斯特别为此哀叹。5月份，有人甚至“高声叫嚷”，公开宣布西班牙的其他王国造陛下的反的消息。“这里的人不了解西班牙人的忠诚……”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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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西班牙人并不需要用辉煌的胜利中的任何一次来粉碎这些日益增多的谣言。打这些胜仗的战场、死亡人数和俘虏人数都可以明确举出……在这场规模很小但极其残酷的战争中，战斗进行得断断续续，投入的兵力很少，双方军队都在毫无官方控制的情况下肆意屠杀214 。这是一场不可能有什么胜利公报发表的斥候战。4月8日，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的帆桨战船在驶返西班牙海岸途中，在马赛的外海海面上，遭到一场风暴的袭击并被吹散。虽然这场风暴并不是西班牙的敌人乐于宣布的总灾难215 ，但似乎是一起相当重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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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战役开始没有打好，又指挥失当，而且军队各级领导都有错误，因此旷日持久，耗费巨大。4月，奥地利的唐·胡安被任命为总司令。这项任命开始时并没有使局势丝毫改观。经验证明：仅仅使用民兵是不够的；需要从意大利调来军队（从那不勒斯216 和伦巴第的217 西班牙步兵团抽调来）；需要在加泰罗尼亚征募军队218 。必须让这些增援部队有开到的时间。从1570年1月起，即在叛乱开始一年以后，当唐·胡安终于能够自由行事，决定进行最初的几次打击时，局势才明显地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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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时为止，已经进行了些什么活动呢？除了怀着希望，特别是希望饥饿能够单独降服叛乱分子之外219 ，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别的活动。格拉纳达得以保存下来，因为奥地利的唐·胡安特别下令年终以前不得撤离该地220 。这件事被某些人看成是菲利普二世对唐·胡安的“刁难”。这样看问题，是把一项根据很多理由制订的、超越人际关系考虑的范围的政策加以“个人化”。这样看问题，也是缩减弗朗塞斯·德·阿拉瓦的下面这句惊叹所概括的当局的恐惧的程度：“上帝希望在这只狗（指已经被人获悉正在进行海战准备的素丹）能够进行武装之前，阿尔普哈拉的叛乱者会受到惩罚。”221 人们也担心叛乱会蔓延到王国以外，担心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像他们在格拉纳达干过的那样发起疯来”222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要对付的就不再是3万人（8月初测算的叛乱分子数字）而至少是10万人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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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题丝毫不在于“刁难”唐·胡安，而在于了解怎样做适宜。菲利普二世花了时间，而且是花了很多时间，才觉察到信使所报道的224 似乎是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摩里斯科人能够从西班牙人的短枪面前“像鹿那样”逃跑225 并且丝毫不会受伤。菲利普二世也花了很多时间才看出应该认真对待叛乱，才看出局势正如它在秋季所显现出来的那样，即：低地和城市属于基督教徒，山区属于叛乱分子226 。鉴于土耳其人明显地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大规模备战，这种局势有长期持续下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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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上述种种情况的了解为时已晚。菲利普二世自身的恐惧再次使他变得软弱无力。来自土耳其舰队的威胁显然要求他当机立断，迅速解决格拉纳达问题。但是，这种威胁使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处于可能遇到危险的境地。10月份，胡安·德·苏尼加请求国王加强驻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227 。由于佛兰德的局势，已经从这个意大利抽调走军队。重要的是，还将因格拉纳达的缘故这样做（这将在12月份进行）。也需要钱款，需要更多钱款。佛兰德的巨额开支已经耗尽大量钱财……当一方面外国干涉的危险显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战争真正恶化时，菲利普二世才甘于采取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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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教皇大使被正式告知，如果战争在冬季继续进行，如果它席卷其他摩里斯科人的地区，最后，如果土耳其人进行干预，西班牙就有再度落入穆斯林手中的危险。教皇大使认为，西班牙方面承认这一点，其目的乃在于从教皇那里获得让步，特别是关于圣战税的让步，但毫无疑问，这与真实的惶恐不安情绪是符合一致的228 。在马德里，人们对摩里斯科人和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了若指掌。秋天，人们接连得知，摩里斯科人的使节在从君士坦丁堡返回途中曾经在阿尔及尔受到接待，阿尔及尔有人答应供给他们几千支短枪229 。之后，人们又得知，3个犹太人（这是3个由于他们在约瑟夫·米卡斯的债权方面的利益问题来到法国宫廷的富商）讲述舰队将于1570年开到，给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以鼓励和援助。摩里斯科人的使节已经代表摩洛哥的国王、非斯的国王和“柏柏尔的其他三四个国王……”向土耳其人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230 。这与几乎同时传到马德里的关于谢里夫正在准备对摩洛哥的驻防地进行军事讨伐的情报是吻合的。这些情报令人担心穆斯林会协调一致入侵西班牙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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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教皇大使232 、托斯卡纳代理人诺比利233 和菲利普二世本人在他们每个人和唐·胡安的通讯中234 都承认格拉纳达的事态发展得非常之糟，何况迹象是明显的。12月份，摩里斯科人全部被驱赶出格拉纳达城。这是一项过火的、绝望的措施235 。它使人认为这一年最后几天在荷兰收集到的下述情报是正确的：有时用短枪武装起来的摩尔人多次侵入王国，以致在格拉纳达或者在塞维利亚人们不敢再把“鼻子放在门外面。”236 是行动的时候了。12月26日，菲利普为了更靠近战场，决定在科尔多瓦召开卡斯蒂利亚的国会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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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战役的后果：厄尔杰·阿里攻占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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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在格拉纳达受到的困扰，不久以后就使柏柏尔的“国王”之一丧失王位。在突尼斯，受到查理五世保护并于1535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作傀儡重新扶上王位以对抗土耳其人的穆莱·哈桑已经遭到他自己的儿子穆莱·哈米达的排挤。新王在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和他自己的臣民，即突尼斯人和在南部既游牧又定居的阿拉伯人的左右夹攻之下，尽其所能进行统治。这种统治进行得与其说好不如说糟。或许正如哈埃多所指出的那样238 ，他的统治方式是依靠平民百姓来对抗突尼斯的大领主。但是，不管怎样，他似乎辜负了民众，使民众不满。他行使职权20年后，在国内树敌颇多。他的政权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突尼斯君主的政权都更加脆弱。捕捉猎物的时机已经到来。格拉纳达之战将使这个猎物落入阿尔及尔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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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尽管1569年阿尔及尔人援助摩里斯科人叛乱是出于自身利益，出于获利的欲望，同时也出于宗教狂热（在一座阿尔及尔的清真寺中收存着向叛乱分子提供的大批武器），但是，阿尔及尔国王厄尔杰·阿里自从1568年3月以来似乎并不愿意为摩里斯科人承担巨大的风险。正如哈埃多所指出的那样，他关心自己的城市的防务远远超过关心格拉纳达。这可能是奉君士坦丁堡的命令行事，但这似乎更可能是由于西班牙代理人的央求。我们至少了解下达给一个名叫J.B.贡古萨·德勒·卡斯特勒的人的指示。此人1569年被派往阿尔及尔239 。其次，大规模地援助摩里斯科人将意味着要强行突破西班牙设置的海上障碍。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行动。可能厄尔杰·阿里不愿意看见西班牙对他实行的经济封锁延续下去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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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当格拉纳达战争为实施征服整个北非半岛的计划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为什么要为别人效命卖力呢？这项计划对阿尔及尔的每个统治者来说都是珍贵的。这是巴巴罗萨1534年进行的袭击和1554年萨拉赫海伊斯从另外一个方向对非斯进行的征伐的重演。能够证明西班牙情报部门的效能以及它同阿尔及尔的联系的，是下述事实：马德里了解厄尔杰·阿里的全部计划、摩里斯科人的使节从君士坦丁堡的返回241 、“国王”和比斯克拉的统治者德利·哈桑之间的龃龌242 以及对突尼斯的攻占。的确，10月8日，在阿尔及尔的一个西班牙俘虏、耶罗尼莫·德·门多萨船长说，他从十分可靠的来源获悉厄尔杰·阿里正为进攻穆莱·哈米达所作的准备。10月29日，一封新到的信证实了上述耶罗尼莫·德·门多萨的第一封信的内容。菲利普二世下令立即通知拉古莱特的总督阿隆索·皮门特尔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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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厄尔杰10月份就已带领土耳其近卫军士兵4000到5000名，没有让任何一支舰队伴随，就离开阿尔及尔（海路已经不能通行）244 。这些近卫军士兵走陆路，经过君士坦丁和波内245 。厄尔杰·阿里穿过大卡比利亚和小卡比利亚等地。所经之处大批志愿者加入他的军队，其中特别有几千名骑兵。他率领这些骑兵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从突尼斯到达巴杰平原。穆莱·哈米达的军队未经战斗就自行溃散。战败的国王逃到城里，接着他因为感到在城内也并不安全，就带领几个忠实的亲随和他的那些他在逃跑途中还没有被人抢走的金银财宝逃到拉古莱特的西班牙堡垒。哈埃多说，12月末（但一份来自阿尔及尔的公文急报说是在1月19日。这一说法似乎更加确切246 ），厄尔杰·阿里兵不血刃就进入突尼斯。这个卡拉布里亚人受到突尼斯人很好的接待247 。他占领了王宫，建立了他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统治，他发号施令，大肆恐吓，进行惩罚。3月份248 ，他上路返回阿尔及尔，在突尼斯留下一支很大的卫戍部队。这支部队由他下属的一个副长官、一个名叫卡伊托·拉马丹249 的撒丁岛的叛徒统率，由突尼斯提供经费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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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格拉纳达不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果有一支基督教舰队集中在墨西拿，采取这次军事行动本来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何况西班牙会接受这种新局面吗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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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和塞浦路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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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1月攻占突尼斯，是格拉纳达之战造成的不平衡状态产生的后果。这种不平衡状态，也是塞浦路斯战争这一1570年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和罗马—威尼斯—西班牙联盟缔结的因素之一。这个联盟的缔结是土耳其的进攻产生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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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里斯科战争的确在1570年这一年里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至少延续到11月30日。这一天唐·胡安如果不是完全平定了，至少也是基本上平定了格拉纳达。这场战争历时很久，一直十分艰苦并且耗资巨大。然而，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它的面貌改观。毫无疑问，十分年轻的奥地利的唐·胡安（23岁）由于他的干劲和勇敢，已经是个真正的领袖。国王让他支配使用大量资财。国王自1月份起就亲临科尔多瓦，这样就缩短了命令和报告的往返时间，迫使执行者更加积极工作，因而带来好处。这些好处或许朝臣和外交代表都不赞赏。外交代表被迫在军队的后方生活，每天都要设法解决他们食宿方面的细小困难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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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未能一下就彻底改观。第一次重大的战斗未获成功。这次战斗是包围加勒拉这座摩里斯科人的小城。该城高居山顶，很难逼近，炮火不易“毁坏”252 。城市守备部队以超人的毅力进行战斗。攻城部队自身经过一场可怕的屠杀之后不得不以罕见的勇敢来攻占要塞。这座城市的陷落打开了一条通往山里的道路。胜利之师在这条路上行进。但是，摩里斯科人从塞龙山的山头上向这些部队猛扑下来。一场难以抑制的混乱使刚刚获得胜利的一方向后退却253 。就是在这次几乎是灾难的退却中，唐·胡安的导师路易斯·基赫达丧了命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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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以游击方式进行的伏击战必然会瓦解正规军士兵的斗志，并随着新近发生的事件使这些士兵变得凶残、懦弱或者绝望。3月份，唐·胡安自己谈到他的部队士气瓦解255 ，军纪废弛256 。部队刚刚集合起来就四外逃散……抢劫的诱惑掀起一场个人进行的和自发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像麻风病一样蔓延，甚至殃及和平地区。在西班牙各个城市，待出售的奴隶在大街小巷满坑满谷。其中一部分被用船运往意大利。然而，叛乱分子在山里仍然有将近2.5万人，其中有土耳其人或柏柏尔人4000人。他们还剩下充足的粮食（一个情报员说，在叛乱分子那里，麦子每斯塔拉只值10里亚尔，其他谷物每斯塔拉只值4里亚尔257 ）。他们有无花果和葡萄干并且能够指望得到阿尔及尔的双桅横帆船和低舷长形船供应258 。他们特别受到土耳其将进行干预的这种希望的支持259 。毫无疑问，唯一使他们免遭敌方优势兵力消灭的是崇山峻岭。制服这些高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西班牙军队分成的两路纵队——一支由唐·胡安本人率领；另一支由塞萨公爵率领——进军非常缓慢。3月21日，绍利叙述了最近的推进情况的若干细节，用这些话来结束一封充满“佳音”的信：“摩尔人全部被驱赶出平原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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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马德里的外交通讯员那样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详情细节，是一项令人感到恼火的任务，因为好消息和坏消息相继出现，显然互不衔接。这种明显的不衔接的现象，终于使最卓越的观察家感到困惑，并且使诺比利写道（以下粗略地译为现代文字）：“对摩尔人进行的战争，好像一种冷水和热水相间的淋浴。”261 例如1570年5月在离塞维利亚很近的地方，1万来名摩里斯科人叛乱。这些叛乱分子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和阿尔科斯公爵的封臣。这是个坏消息。但是，人们很快就又惊又喜地获悉，叛乱分子没有参加山里的暴动，因为国王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把他们的领主派到他们那里。这些领主平息了他们的怒气并且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带回家。他们仅仅因为西班牙人利用战场就在附近这个方便绑架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出卖，抢劫他们的财产、妻子，才起来造反262 。3月份，在一个巴伦西亚的村子发生了类似事件。叛乱之火已经点燃，但又很快熄灭。正如这两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战争远远没有被限制在一定地区的范围内。但是，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巨大的危险仍然存在于阿尔普哈拉山。这是一个野蛮的、几乎无法征服的世界。异端分子在这里避居。甚至在20世纪，山地战也从来不是容易打的。富克沃写道，1570年的战争“用微火耗损了并且最终烧毁了西班牙。”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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