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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意大利,那里的要害地区当然是皮埃蒙特、在皮埃蒙特周围的萨瓦各邦和米兰的军事中心。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刚刚被任命为米兰总督。来自德意志的士兵不断在这座城市聚集。如果圣古阿尔对这件事感到不安、抱怨起来,大胆问起这些士兵的情况,就会有人回答他说:“他们要被派到奥地利的唐·胡安那里……”134 但是,在同一时期,135 迭戈·德·苏尼加用同样惊慌不安的口吻写信给他的主人说,法国已经找到办法来让人把西班牙人在皮埃蒙特占领的要塞中的几个归还它。这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不安情绪。这种情绪传染了热那亚人。热那亚的市政会议写道,根据公众的传闻,4艘在马赛进行武装并准备运载6个步兵连离开的帆桨战船打算驶往科西嘉岛。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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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光明磊落地行事。真正的意图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每个国家都自身感到不安但却又威吓别国,行事不择手段。当5月11日阿尔及尔人要求——这是一项出人意料的奇怪的要求——法国国王保护时,查理九世急忙接受。137 他认为,他的兄弟安茹公爵当上阿尔及尔国王,向土耳其人纳贡,就会是个卓越的阿尔及尔国王,不会被推翻。这个可怜的公爵曾经希望把多少顶王冠戴在自己头上啊!这可能是轻率行事,很可能破坏和素丹的同盟,或者正如达克斯主教回答这些奇怪的建议时所说,“把稻草当成谷料”。138 但是,国王之所以这样轻易受到厄尔杰·阿里(与此同时,他提出要给菲利普二世一座城市!139 )的毫无诚意的诺言诱惑,是因为他以为他接受这些诺言就能够巧妙地推动他在同西班牙的对弈的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让我们不要像L.塞拉诺和在他之后的F.哈尔特劳布那样夸大这个事件。他们认为斯特罗齐的舰队的秘密要在阿尔及尔方面去寻找。140 他们还认为查理九世想用把坎塔布连海岸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办法来使菲利普二世的舰队从阿尔及尔转移,来使他自己拥有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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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政策远不明确,非常缺乏一贯性。它沒有把握在国外得到支持。8月份,新教德意志仍然沒有决定采取行动。英国特別不愿意法国待在荷兰。对它来说,这是开始同西班牙人进行会谈的大好时机。土耳其人自身的事已经够多。法国对自己的政策、措施没有把握。它的反西班牙的政策是查理九世这个感情易于冲动的人的政策,是大梦想家科利尼的政策。这项政策遭到沃尔辛厄姆所提到的“长袍”、佩剑的顾问和法国全体教士的反对。141 他们之所以反对,理由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战争意味着巨额消费。在耗费大量资财的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占有教会的财产。一项世俗化的计划甚至已经拟订。这项计划将以和海军司令科利尼在加斯蒂内的十字架这个问题上所抱的“尚武好斗”的态度相同的程度煽动起巴黎的民众和教士。另一方面,进攻菲利普二世这件事非同小可。卡特琳·德·梅迪奇对一场会引起预料不到变化的战争开始感到惶恐不安。6月26日,法国元帅塔瓦内斯在国务会议上明确地说,新教徒的力量可能在发生冲突时变得十分强大,乃至“那些现在好意领导他们的人不是丧命,就是得改变信仰……国王和他的王国就将完全受制于人。与其始终受制于人,唯他人之命是听,倒不如不要佛兰德和其他占领地。”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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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政策犹豫不决、动摇不定,准备退缩回来,当然还没有到准备同西班牙决裂的地步。6月的上半个月,当攻占瓦朗西安和蒙斯的消息传到马德里时,法国大使向菲利普二世表示遗憾。他几乎是在向这位国王转达他的国王的赔礼道歉。一切都是在他的国王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发生的。他的国王真诚地为阿尔贝公爵的不友好的行动感到遗憾,希望菲利普二世重新相信他的国王的和平愿望。菲利普二世对此回答说,在佛兰德的叛乱分子中有很多法国国王的臣民和很多在法国居住过的人。在他看来,法西友谊只能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存在:言行必须一致。不管怎样,阿尔贝公爵奉命只在法国人主动绝交时才绝交143 ……一直到传来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消息以前,圣古阿尔代表他的政府一再提出和平的保证。在这些保证中,可能他加进了自己的看法。6月28日,圣古阿尔在和菲利普二世谈话时,谈到他的主人对给予他自己在佛兰德的封臣的惩罚感到满意。谈话提到科利尼的名字。这时这位大使毫不迟疑地声称这位海军上将是坏人,法国国王不相信他,虽然他在宫廷内为害比在宫廷外少。他结束谈话时乐观地说,国王派驻庇卡底边境上的军官是天主教徒,他们将竭尽全力避免发生冲突。菲利普二世也说,阿尔贝公爵也将这样做。根据西班牙掌玺大臣署的报告,144 圣古阿尔离开菲利普二世时,非常满意。但是,当他在法国舰队的问题上受到稍微有些过分的逼压时,他就终于答复说:“海洋像个大森林,大家共有,法国人可到这里寻找财富。”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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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外交继续致力于谈判和平,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不仅在马德里是这样,而且在维也纳和罗马等地也是这样。在夺取瓦朗西安的企图失败和让利斯战败后,事态全都发展得似乎法国的政策在开倒车一样。6月16日,查理九世把蒙斯的叛乱分子的失败通知他的驻维也纳大使,他说:“这是上帝对那些起来反对他们的君主的人的公正判决。”他声称,他将竭尽全力使海上乞丐得不到任何援助,“我强烈谴责他们可憎的图谋……”146 7月份,他写给在罗马的德·费拉尔斯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对纳索公爵怎样欺骗他进行了解释,并且再次表白他的和平意愿。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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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政策真是何等稀奇古怪而又变化无常。让我们不要像很多历史学家那样把这种政策说成是不道德的,因为在16世纪,人人都玩弄同样的手法,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光明正大的。但是,它表露出大量犹豫不决和自相矛盾之处。法国一方面不决定同西班牙绝交;另一方面也不决定停止法、西边界线上的敌对行动。6月27日,有人从巴黎告知阿尔贝公爵:法国人在普罗旺斯征募3连轻骑兵;他们狂热地在马塞筑垒设防;一些部队正向皮埃蒙特的卫戍部队的驻防地开进。6月26日,法国的大国务会议开会讨论是否和西班牙断绝外交关系。会上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是,这难道还没有明显地表明他们一见到良机到来就会抓住不放吗?因此,除非刀剑在手,是不能相信他们的。”148 对从外部观察事态的人来说,因而也就是对西班牙人来说,法国的行动显露出它的清清楚楚的两面性,以致几乎什么都变得是可以置信的。例如在6月底,一个来自萨瓦的信使把这样一个引起谣传的新材料带到马德里:教廷大使声称,法国国王要求自由通过萨瓦公爵的领地。149 因此,所有的西班牙信使从意大利到西班牙几乎全都不走陆路而改走海路。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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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菲利普二世手里有了关于让利斯进行袭击的报告时,或者当他在同一时期收到关于法国舰队的被人信以为真的调动和关于法国军队在庇卡底的调动的报告时,他对法国装腔作势,大谈友谊的保证会作何感想呢?让利斯率军6月12日出发援救蒙斯,17日被击溃,他本人落入阿尔贝公爵手中,这时他身上带着法国国王亲笔签署的文件。151 菲利普二世被告知海军上将在梅斯设法筹集80万利佛以便在德意志干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蒙莫朗西和这位海军司令一致同意援助蒙斯。苏尼加又写道152 :“这里来了这个国王驻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阿尔图卡里亚。街头巷尾流传他携有200万金币。但这并不可靠,人们看不出他这样做动机何在。我了解到有派他返回(土耳其)的说法。他们声称威尼斯人已经同土耳其人签订了一项停战协议。”这是威尼斯大使竭力加以否认的谣传。这些消息就这样在欧洲流传。这些消息并不总是经过仔细筛选,有真有假,有时准确地表明要发生叛变。东·迭戈·德·苏尼加被耶罗尼莫·贡迪告知法国国王的国务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内容:短袍和长袍顾问不愿打仗。卡特琳·德·梅迪奇的和平政策似乎占上风。153 海军上将被国务会议排斥在外后,据说于13日和英国女王共同密谋策划。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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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圣巴托罗缪惨案并没有终止一项积极推行的、大力实施的和一致同意的干涉政策。罗马和马德里虽然后来对发生这次惨案幸灾乐祸,但都没有参与策划巴黎的这次屠杀。155 此外,尽管发生了这次屠杀,尽管巴黎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消息对法国的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了直接影响,尽管这次屠杀促成了在欧洲传播西班牙的国名的恐怖,尽管这次屠杀再次听任西班牙的主要是谨慎而非强力的政策自由施行,我并不认为这次屠杀因此就标志着法国的政策持久地朝着新的方向转变。与米什莱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相反,我不认为1572年8月24日这一天是这个世纪的重大转折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消息过去只产生过有限的后果。8月24日以后,法国的政策虽然暂时脱离了它先前的目的要求,不知所措,但是,正如人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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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年6月—7月给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命令和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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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年8月圣巴托罗缪惨案仍然是一种遗弃。事件发生的经过就像赌徒之一的法国国王突然扔了他的牌一样。我们很想说,不管怎样,他一定会输。但是他的敌人是否相信他虚弱,是否指望这次遗弃呢?1572年6月和7月,菲利普二世推行的奇特的地中海政策反倒可能使人认为他高估了法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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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572年6月,没有什么比菲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方面对待联盟的政策更加简单的了。为了把产生于1571年的胜利的各种计划方案加以整理,教皇在罗马召开了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12月11日举行。156 这次会议只花了两个月就达成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于1572年2月10日由西班牙的委员: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和他的兄弟东·胡安·德·苏尼加(有时红衣主教帕凯科也参加进去)以及威尼斯的委员:保罗·蒂耶波洛、季奥瓦尼·索朗佐签署。157 这次讨论的结果有利于威尼斯市政会议。协议规定同盟成员将在黎凡特采取行动。158 这件事一下就取消了对西班牙来说十分珍贵的远征北非的计划。协议规定储备7个月的粮食。大量物资器材将装载上船以便帮助被认为即将在摩里亚发动叛乱的希腊人。将在奥特朗托修建一个容纳1.1万名士兵的兵营。这些士兵是后备军。可以根据局势的发展演变从这里抽调兵员。舰队的舰船数量略大于1571年:帆桨战船200艘、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9艘、普通船40艘、士兵4万名。安排行动日程的人总是十分乐观。日程规定:教皇的舰队和西班牙舰队3月底在墨西拿会师;然后,这两支舰队抓紧时间从该地驶往科孚同威尼斯舰队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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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西班牙就像它曾经在1570年和1571年为威尼斯作过牺牲,至少在表面上作过牺牲那样,将再次保卫威尼斯的利益。格朗弗勒写信给菲利普二世说,至于他,他并不觉得这件事非常不利。鉴于这个联盟肯定不会持久(由于法国的缘故,也由于威尼斯人性急的缘故,威尼斯人对丧失了黎凡特的贸易十分不满),迅速利用这个组织粉碎土耳其的力量是适当的。只有通过远征黎凡特才能够同威尼斯人进行有效的合作。其次,这会使教皇十分满意,而且西班牙的这种态度在教皇、意大利和基督教世界看来,都是一种有好处的、毫不利己的团结的态度。159 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真实的。但是,格朗弗勒说话的语气在一定程度上却是那种为了安慰别人或者安慰自己而采取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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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既然已经命令唐·胡安进行一次进攻比塞大甚至进攻突尼斯的尝试,就不应该乐意听这个“有好处的”决定。对比塞大的远征将在春初进行,将采取突然袭击的形式。这次袭击将先于袭击黎凡特。唐·胡安为了准备这次远征,离开墨西拿前往巴勒莫。2月8日,他到达该地。160 他必须从泰拉诺瓦公爵那里得到钱款。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161 他还必须向南方海岸进发。这个海岸是粮食基地和前往非洲的出发点。缺钱、缺粮,怎么能进行远征呢?至于帆桨战船和士兵,他写信到那不勒斯向格朗弗勒索要。162 但是,格朗弗勒毫无菲利普二世的那种愿望和热情,并于2月21日向唐·胡安明确宣布:“我不知道在缺乏钱款、在兵员不足的情况下这样一次重大的远征怎样进行。正如我记得我曾经致函阁下说过的那样,我不愿意阁下把脚踏上非洲,除非有一支适当的军队。”163 最初,唐·胡安不接受这些理由。3月2日,他仍然希望看见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到来,希望沿柏柏尔海岸长途绕行到达科孚。164 但是,3月中他作出决定。他在同参谋部、总督泰拉诺瓦、东·胡安·德·卡尔多纳、加布里奥·塞尔伯洛尼、总巡视官佩德罗·贝拉斯克斯等人商量以后,165 写信给菲利普二世说:“我不详谈迫使我返回墨西拿的理由,既然陛下在那些随同这封信寄出并且出自我以外的另一些人之手的信里会看到详细陈述的这些理由。这些理由在这里显得如此充足、如此令人信服,以致我绝对不能有别的做法。虽然我除了为使陛下高兴而进行这次对突尼斯的远征之外,丝毫没有想得到别的任何东西。陛下看见敌人被从这个城市赶走时,是会感到这种高兴的……”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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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5月1日,圣教皇庇护五世去世。167 仅仅这个死本身就使联盟的整个前途成了问题。这起事件发生于政治局势极其紧张的时刻,构成了西班牙政策的根本转变的根源。这个大转变不久就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掩没消除。但它仍然不折不扣是一起事件。5月2日,菲利普二世断然命令他的兄弟推迟帆桨战船出发前往黎凡特的时间(该项命令于17日拟就)。如果他收到这道命令时已经离开墨西拿,必须尽快返回。先在6月2日,随后又在6月24日接着发出的信函里重复了这道命令。7月4日才撤回了这道命令。由此产生了一场延续6周之久、像旋风那样刮到意大利的危机。它产生的影响当唐·胡安已经在科孚和盟国会师时还没有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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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7月4日:这些日期把这个问题置放在一个确切的时间范围内。P.塞拉诺对这个时间范围没有予以充分注意。他是第一个阅读了西班牙档案的全部文献资料的历史学家,自然会重复这些文献资料所包含的辩护性的论据,因为菲利普二世必须在教廷、在威尼斯人那里,在对他的姿态感到惊奇的欧洲的各个宫廷那里以及在他自己派驻意大利的代表那里为自己辩白。但是,我们更可以不把这篇辩护词当真,特别因为有时菲利普二世自己也直截了当把他真正的动机和官方的理由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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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举出官方的理由时,声称他之所以把唐·胡安留在墨西拿,是因为担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168 不能否认菲利普二世是相信这个危险的,但是他没有理由在1572年5月为此特别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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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同日期不相符合。从马德里看,在西、法两国关系紧张的历史上,5月17日到5月20日、7月4日都不是事件发展到顶点的日期。在这些短暂的时期内没有发生与斯特罗齐的舰队有关或者与次要的战场有关的决定性事件。重大的消息当时只能来自荷兰。但是,将近5月20日,马德里的人还只了解在布里埃尔登陆的事件。进攻瓦朗西安和蒙斯是5月23日到5月24日才发生的事。169 另一方面,为什么7月4日,法国的危险在菲利普二世看来小一些?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时这种危险加深了。菲利普二世在随附于这一天他给唐·胡安的命令中的各种理由里承认这一点。圣巴托罗缪惨案还远未发生,而且谁也没有预见到。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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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菲利普二世和唐·胡安的通讯,而去研究他寄往罗马的信函,特别是他6月2日和24日寄给东·胡安·德·苏尼加的那些信函,问题的答案就在别处,而且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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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还用另外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态度:教皇之死。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众所周知,新教皇的选举总是会对欧洲的政治产生影响,使之发生变化。尤其对教皇国家本身的政治来说情况更是这样,何况这时西班牙的战争预算依靠罗马,因此它的舰队也依靠罗马。正如圣古阿尔所说,新教皇可能是个关心补救他自己的事务和他那个家族的事务甚于关心补救联盟的事务的人。171 毫无疑问,情况正是这样。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这一点菲利普二世后来也承认。教皇之死在它使这位国王得以解脱出来或者使这位国王能够像已经从他所承担的义务中解脱出来那样行事这个意义上,是这位国王作出这个决定的近因。但是,决定性的原因是远征黎凡特不大合他的心意。相反,他企图从事另外一次远征:远征阿尔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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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在他写给唐·胡安的第一封信中,就已经提到阿尔及尔。他在6月2日致胡安·德·苏尼加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给我兄弟的命令和我向他建议让舰队留驻墨西拿的表面理由。让舰队留驻墨西拿可以用教皇之死作为借口,且不说我下的命令。”但是,“由于新的选举进行得很快,我们不能再依恃这些理由”,特别因为已经作出的选择是“神圣的和良好的”。然而,我决心不改变看法。关于阿尔及尔,“如果我希望我所属的邦国从这个联盟中,从所有这些费用中取得某些成果和效益,而不是把这些费用用于像远征黎凡特这样的不可靠的事情上的话,我始终认为进行这次远征总的说来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是合适的,特别对我的各个邦国是合适的。”必须把佛兰德的叛乱、人们对法国和英国插手干预的怀疑以及人们得到的关于法国进行武装的消息等作为理由提供给教皇。而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提到阿尔及尔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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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是清清楚楚的。菲利普二世想利用他积聚的力量来打击土耳其人,但要打到点子上,打击得对西班牙有利。要打击一直是西班牙觊觎范围的一部分的北非,要打击阿尔及尔。这是伊斯兰的主要前哨,是它的西方基地,它的人员、船只和航海器材的供应中心。对西班牙所属的各个邦国来说,这是可怕的海上行劫船只的出发点。正是这项传统的政策引导菲利普二世作出决定。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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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要加以解释的就是7月4日的逆命令,即为什么要回到联盟成员原来的观点上和协议上去。菲利普似乎已经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人的、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和西班牙本身的“大臣”的激烈的和一致的反应面前作了让步。在这些西班牙“大臣”中,有米兰的东·卢伊·德·雷克森斯,他在罗马的兄弟、在那不勒斯的格朗弗勒,且不提因为已经把联盟的胜利挂在心上而激烈抗议的唐·胡安。这次总的攻势制服了审慎国王。他们提醒他:在这场赌博中他将丧失人望;他会迫使威尼斯立即同土耳其人谈判;对他来说,随之而来的就是丧失威信和力量。在西班牙代表敢于在意大利谈到远征阿尔及尔的计划之前,这个计划已经到处流传。此外,新教皇把预备税和特别税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不断撰写热情洋溢的敕书,对联盟表示赞同。不管他多么灵巧、随和,并不是世界上的任何借口都能说服他。在罗马和别的地方,法国的危险并不被人看得十分严重。格朗弗勒自己认为只需要对法国国王讲话时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就可以使法国国王为人行事重新审慎有节。唐·胡安认为对付法国国王最好的办法还是远征黎凡特,用进行一次新的勒班陀战役来回答他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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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正从墨西拿前往巴勒莫的唐·胡安派出一艘帆桨战船。这艘船在岛屿之间驶行,只用了6天就抵达巴塞罗那。174 人们得到这艘船到达和这次航行快得异乎寻常的消息时,认为一场灾难已经突然降临墨西拿。几天后这艘战船离开该地。7月12日,它把4日下达的珍贵的逆命令交给唐·胡安。175 唐·胡安没有被授予自由决定问题的全权,因为国王要求从西班牙的帆桨战船中抽出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率领的舰队。如果法国国王胆大妄为,安德烈·多里亚的舰队就将有向比塞大或土伦推进的任务。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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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摩里亚的几次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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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地中海大战在从科林斯海湾、中经摩里亚的西部海岸、直到马塔潘海岬的这一漫长的地域进行。摩里亚的西部海岸丘陵起伏,海礁密布,淡水补充点稀少,船只无法停泊。此外,在这个海岸面前延伸着爱奥尼亚海的空旷辽阔的海域。夏末以来,在这些地区,好几股大风在龙卷风的伴随下,使沿河平原被淹没,并且使海上不能行驶细低的帆桨战船。唯一的避风处在北面的科孚,或者确切地说,在沿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地区或者在马塔潘海岬的另侧,在面对爱琴海的海岸上。这是像爱琴海或者像亚得里亚海这样的狭窄的海享有的一种优惠;与受到秋季风暴蹂躏的地中海的广阔海域相比,这种风暴在经过一定的延滞之后才侵袭这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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