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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同日期不相符合。从马德里看，在西、法两国关系紧张的历史上，5月17日到5月20日、7月4日都不是事件发展到顶点的日期。在这些短暂的时期内没有发生与斯特罗齐的舰队有关或者与次要的战场有关的决定性事件。重大的消息当时只能来自荷兰。但是，将近5月20日，马德里的人还只了解在布里埃尔登陆的事件。进攻瓦朗西安和蒙斯是5月23日到5月24日才发生的事。169 另一方面，为什么7月4日，法国的危险在菲利普二世看来小一些？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时这种危险加深了。菲利普二世在随附于这一天他给唐·胡安的命令中的各种理由里承认这一点。圣巴托罗缪惨案还远未发生，而且谁也没有预见到。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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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菲利普二世和唐·胡安的通讯，而去研究他寄往罗马的信函，特别是他6月2日和24日寄给东·胡安·德·苏尼加的那些信函，问题的答案就在别处，而且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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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还用另外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态度：教皇之死。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众所周知，新教皇的选举总是会对欧洲的政治产生影响，使之发生变化。尤其对教皇国家本身的政治来说情况更是这样，何况这时西班牙的战争预算依靠罗马，因此它的舰队也依靠罗马。正如圣古阿尔所说，新教皇可能是个关心补救他自己的事务和他那个家族的事务甚于关心补救联盟的事务的人。171 毫无疑问，情况正是这样。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这一点菲利普二世后来也承认。教皇之死在它使这位国王得以解脱出来或者使这位国王能够像已经从他所承担的义务中解脱出来那样行事这个意义上，是这位国王作出这个决定的近因。但是，决定性的原因是远征黎凡特不大合他的心意。相反，他企图从事另外一次远征：远征阿尔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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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在他写给唐·胡安的第一封信中，就已经提到阿尔及尔。他在6月2日致胡安·德·苏尼加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给我兄弟的命令和我向他建议让舰队留驻墨西拿的表面理由。让舰队留驻墨西拿可以用教皇之死作为借口，且不说我下的命令。”但是，“由于新的选举进行得很快，我们不能再依恃这些理由”，特别因为已经作出的选择是“神圣的和良好的”。然而，我决心不改变看法。关于阿尔及尔，“如果我希望我所属的邦国从这个联盟中，从所有这些费用中取得某些成果和效益，而不是把这些费用用于像远征黎凡特这样的不可靠的事情上的话，我始终认为进行这次远征总的说来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是合适的，特别对我的各个邦国是合适的。”必须把佛兰德的叛乱、人们对法国和英国插手干预的怀疑以及人们得到的关于法国进行武装的消息等作为理由提供给教皇。而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提到阿尔及尔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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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是清清楚楚的。菲利普二世想利用他积聚的力量来打击土耳其人，但要打到点子上，打击得对西班牙有利。要打击一直是西班牙觊觎范围的一部分的北非，要打击阿尔及尔。这是伊斯兰的主要前哨，是它的西方基地，它的人员、船只和航海器材的供应中心。对西班牙所属的各个邦国来说，这是可怕的海上行劫船只的出发点。正是这项传统的政策引导菲利普二世作出决定。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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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要加以解释的就是7月4日的逆命令，即为什么要回到联盟成员原来的观点上和协议上去。菲利普似乎已经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人的、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和西班牙本身的“大臣”的激烈的和一致的反应面前作了让步。在这些西班牙“大臣”中，有米兰的东·卢伊·德·雷克森斯，他在罗马的兄弟、在那不勒斯的格朗弗勒，且不提因为已经把联盟的胜利挂在心上而激烈抗议的唐·胡安。这次总的攻势制服了审慎国王。他们提醒他：在这场赌博中他将丧失人望；他会迫使威尼斯立即同土耳其人谈判；对他来说，随之而来的就是丧失威信和力量。在西班牙代表敢于在意大利谈到远征阿尔及尔的计划之前，这个计划已经到处流传。此外，新教皇把预备税和特别税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不断撰写热情洋溢的敕书，对联盟表示赞同。不管他多么灵巧、随和，并不是世界上的任何借口都能说服他。在罗马和别的地方，法国的危险并不被人看得十分严重。格朗弗勒自己认为只需要对法国国王讲话时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就可以使法国国王为人行事重新审慎有节。唐·胡安认为对付法国国王最好的办法还是远征黎凡特，用进行一次新的勒班陀战役来回答他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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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正从墨西拿前往巴勒莫的唐·胡安派出一艘帆桨战船。这艘船在岛屿之间驶行，只用了6天就抵达巴塞罗那。174 人们得到这艘船到达和这次航行快得异乎寻常的消息时，认为一场灾难已经突然降临墨西拿。几天后这艘战船离开该地。7月12日，它把4日下达的珍贵的逆命令交给唐·胡安。175 唐·胡安没有被授予自由决定问题的全权，因为国王要求从西班牙的帆桨战船中抽出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率领的舰队。如果法国国王胆大妄为，安德烈·多里亚的舰队就将有向比塞大或土伦推进的任务。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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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摩里亚的几次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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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地中海大战在从科林斯海湾、中经摩里亚的西部海岸、直到马塔潘海岬的这一漫长的地域进行。摩里亚的西部海岸丘陵起伏，海礁密布，淡水补充点稀少，船只无法停泊。此外，在这个海岸面前延伸着爱奥尼亚海的空旷辽阔的海域。夏末以来，在这些地区，好几股大风在龙卷风的伴随下，使沿河平原被淹没，并且使海上不能行驶细低的帆桨战船。唯一的避风处在北面的科孚，或者确切地说，在沿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地区或者在马塔潘海岬的另侧，在面对爱琴海的海岸上。这是像爱琴海或者像亚得里亚海这样的狭窄的海享有的一种优惠；与受到秋季风暴蹂躏的地中海的广阔海域相比，这种风暴在经过一定的延滞之后才侵袭这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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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个奇怪的战场。联盟成员国在那里只有很少几个方便的基地。在与这些寸草不生的海岸邻接的威尼斯的岛屿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可靠的避风处或者对舰队来说与避风处同样必不可少的粮食补给点。在它们之中塞里戈太狭窄，船只几乎无法靠近，除了葡萄树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资源；凯法利尼亚山峦起伏、荒无人烟。它们全都离开大陆的海岸太远，以致舰队在必须同对面的海岸对抗时，无法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在这里坚持。仅有的几个据点和方便的掩蔽处——科林斯湾北部的圣莫罗，这个海湾内的勒班陀以及南部的纽瓦林和莫东——都在土耳其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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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联盟成员国根据几个被流放者的断言和许诺，指望摩里亚居民会发动叛乱，但是，在这方面却什么都没有组织起来。联盟内部的商讨只涉及为叛乱分子装运武器这个问题。唐·胡安只特别写信给罗得岛上的希腊人，当联盟成员国的军队到达时，那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叛乱，甚至连类似叛乱的事件也没有发生。17世纪末，威尼斯成功地占领了摩里亚。这件事它应该部分地归功于当地希腊居民的合作。177 但是，在16世纪，这些居民都丝毫不动。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说明这是否由于土耳其人和由于他们的警惕性，或者由于希腊人过分了解拉丁民族（特别是他们过去的主人威尼斯）以致不愿意去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此外，如果发生希腊人的暴乱。摩里亚会理所当然地被选作战场。这个地区丘陵起伏、合人心意。令人闻风丧胆的土耳其骑兵在这里无法展开大规模的队形变换。这个地区远离土耳其人控制下的道路网。看来它的确准备宣布独立。但是，在这个时机，联盟成员国似乎并没有进行任何有意识的选择，偶然的时机和关于土著人叛乱的算计，把它们引向摩里亚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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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唐·胡安接到在科孚与联盟成员国军队会师的命令。他立刻写信给刚刚同教皇舰队和同由吉尔·德·安德拉德指挥的西班牙帆桨战船一齐到达那里的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吉尔·德·安德拉德指挥的西班牙帆桨战船是唐·胡安托付给科洛纳的。威尼斯人已经到达。联盟成员国军队接到唐·胡安的信后本应等待联盟的首领到来。但是，科洛纳和威尼斯舰队司令福斯卡里尼担心会发生新的耽搁，又想单独打胜仗并且具有以后必要时为自己辩护的借口，于是7月29日让舰队启碇扬帆向南方驶行。这时正从南方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土耳其舰队再次同往常一样，很早出航；据说正在抢劫干地亚、赞特、凯法利尼亚的海岸。听任土耳其人劫掠这些岛屿和糟蹋岛上宝贵的庄稼是勒班陀战役的战胜者应该抱的态度吗？舰队已经列成作战队形离开科孚，途中得到监督官奎里尼指挥的干地亚的帆桨战船的增援。31日晚，这支舰队抵达赞特178 ，在该地停留3天。它那时获悉土耳其舰队在马尔瓦西，于是出发迎战。就这样，这支舰队被带到希腊的极南端。8月7日，两支舰队在塞里戈沿海海面上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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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杰·阿里的舰队并不是一支可以等闲视之、对之掉以轻心的舰队。土耳其帝国已经不是在通常被人认为是它具有的无数优越方便的条件下，而是在痛苦和疲劳中，当它的全部力量都因情况危急而耗尽的时刻，重建了它的这支舰队。这个巨大的努力的结果是：造了舰船至少220艘，其中包括帆桨战船、荷兰圆头帆船和低舷长形船。关于这一巨大努力的确切的报告，基督教世界在整个冬天不时收到。可能这些舰船中的一大半新近造成，在1571年和1572年之间的冬季下水。这些舰船装载军队很少。但是，厄尔杰·阿里已经使它们的武装现代化了。它们装备着大炮和火枪；它们的火力大于阿里帕夏的那些还装备着大量弓箭和投石器的舰队。其次，厄尔杰·阿里成功地把阿尔及尔的海军作为样板，组建了一支极其机动灵活的舰队。这支舰队的帆桨战船更加轻便，但非常坚固。它们装备的大炮和辎重器材比受它们袭击的基督徒的帆桨战船少，但每次都机动灵活地战胜基督教舰队，这令人大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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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土耳其舰队具有两三个显著的优点。它付出代价，了解到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的可怕的威力，以后再也不会忘记。它有厄尔杰·阿里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几个副手之间的矛盾一刻也不会使他忧虑烦恼。他是一个在战役开始时比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在战役终了时比唐·胡安更善于掌握、使用自己的军队的首领。此外，这支舰队背靠一个友好的内地。这个地区的粮仓、后备部队和海岸炮兵近在咫尺，而基督徒却依靠在墨西拿、阿普利亚或者在科孚装上船的东西，依靠好赖贮藏在圆船上的饼干。这些圆船是帆桨战船和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必须同时牵引拖带的沉重、巨大的浮动仓库。轻型船只干这些超人的工作，会被弄得筋疲力尽。其次，厄尔杰·阿里只考虑采取一种付出代价最小而收效最大的政策，即：阻止基督教舰队抵达土耳其军队的练兵场——希腊群岛——同时保卫冬季奇迹般地重新组建的舰队。这也是他的优点之一。虽然8月7日他接受了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的挑战，但这并非毫无心计，盲目行事。他十分清楚，联盟成员国军队并非全部出动投入战斗。他并不需要特别迎战、抵抗西班牙的难以对付的帆桨战船或者西班牙步兵团的步兵。它要迎战的只有威尼斯人或者几乎只有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和他同样缺少步兵，同样受到舰船笨重的船体的妨碍。他甚至还对威尼斯人拥有数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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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这天，时间已晚，在塞尔夫群岛和兹拉戈纳拉岛附近，在离切里戈不远的地方，战斗开始。联盟的舰队的队形展开得慢慢吞吞。这是不祥之兆。当这支舰队接近土耳其的帆桨战船时，是下午4时。风向对它不利。它几乎没有移动。各次进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各次佯攻，全都是土耳其的轻便帆桨战船发起的。联盟军方面小心翼翼，像在勒班陀战役中一样，把它的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和圆船（全都装备有火力强大的大炮并且超员装载军队）部署在舰船队列的前面。舰队的其他舰船在这支强大的屏护部队之后等待。厄尔杰·阿里想绕过这些庞大的浮动堡垒，进行帆桨战船对帆桨战船的战斗。他这一招没有得手，于是停止战斗。他的舰队部分驶回马尔瓦西。与此同时，他率领90艘最精良的帆桨战船留下来列成战斗队形。为了隐蔽自己的行动，他命令炮兵放空炮，并在一道巨大的烟幕之后消失。他同舰队的其余舰船会合，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这时他的几艘帆桨战船点燃舷灯，向切里戈驶去，让基督徒怀疑他开往西方，怀疑他试图把他们和唐·胡安率领的朝他们驶来的帆桨战船隔开。10日，第二次战斗把第一次战斗的过程重复了一遍。基督教徒藏在他们的“主力舰”后面。土耳其人无法破坏这种部署，溜出战场，正好像芭蕾舞中的配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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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次战役的第一阶段的技术方面的主要严重问题是联盟成员国的舰队的笨拙和迟钝。庞大的主力舰和帆桨战船—拖船连接在一起。它们使这些拖船同样行动缓慢。联盟成员国的军队在这里是地中海战争的陈规老套的牺牲品。革命的和创新的行动，应该是让大型的和强大的舰船利用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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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战斗的结局是厄尔杰·阿里退避到马塔潘海岬。这时，联盟成员国的军舰驶向赞特，同唐·胡安的舰队会合。8月10日，唐·胡安到达科孚，发现他的部属已经离开，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表明舰队去向的踪迹。他怒火中烧，大发雷霆，满面通红，声称要返回西西里。但是，他对正在流传的坏消息深感不安，下了命令之后，又下令将其撤销。他终于设法使舰队9月1日在科孚集合起来。这时，大量时间已经浪费。但是，难道应该像塞拉诺那样，认为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进行的远征毫无用处可言吗？看来，几乎毫无疑问，联盟成员国军队这样做，即使没有起更大的作用，至少把干地亚或者赞特从土耳其舰队的劫掠中拯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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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舰队集合后进行的对军队员额的总核查统计出：帆桨战船211艘、荷兰圆头帆船4艘、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6艘、运输舰60艘、兵员3.5万到4万之间。这些统计数字无疑会有某些差误。怎么能够准确无误地记载私有的低舷长形船和帆桨战船呢？怎么能够记载志愿的冒险家——意大利贵族的精英——的这两种舰船呢？……另一方面，在这支庞大的舰队里，马却不到200匹，粮食缺乏，钱差不多同样少。不错，这支舰队需求很大，它对意大利的粮仓和菲利普二世的国库来说，都是一个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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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胡安没有马上离开科孚，而是举行了讨论。威尼斯的帆桨战船需要补充兵员，但福斯卡里尼拒绝接受西班牙士兵，必须向他提供教皇的部队，而教皇的部队本身又已经被菲利普二世的雇佣兵代替了。最后，舰队扬帆启碇，出航目的与7月份相同，即与土耳其舰队交锋。于是，唐·胡安9月12日率领舰队抵达凯法利尼亚岛，然后前往赞特，最后到了摩里亚的海岸。当时的消息说，厄尔杰·阿里在纳瓦林。唐·胡安企图让他的舰船推进到港的南部，以便把敌人同莫东分割开来，并把敌人关闭在纳瓦林的设防很差的港内。虽然基督教舰队在夜间航行以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但使用兵力时犯下的错误却使这个企图归于失败。基督教舰队被海岸哨兵发现。因此无法阻止厄尔杰·阿里离开纳瓦林（他和70艘帆桨战船在该地）和向莫东撤退。基督教舰队尾随其后。于是，一场新的摩里亚之战开始。这场战争更加引人瞩目，但和上次同样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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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这天，唐·胡安没有让他的舰队同在撤退中的敌人作战。16日，厄尔杰·阿里向他挑战，然后当夜幕下降时在莫东的大炮的掩护下躲藏起来。如果这天晚上唐·胡安不是向普埃尔托隆戈的锚地退去，不是让敌人进攻他的后卫（没有成功），而是转过身来朝向敌人，他本会有很多机会攻占莫东并在该地摧毁土耳其舰队，因为在被包围的港内，秩序极端混乱。塞万提斯后来说，土耳其人全都准备离开他们的帆桨战船，“他们已经收拾好了衣物和帕桑马格（这是他们的鞋子的名称），以便不待别人来袭就从陆地上逃之夭夭。”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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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厄尔杰·阿里迅速采取行动。当基督教徒以为他已不能活动时，他却立即拆除他的舰队上的部分武装，以便把拆除的大炮架设在城周围的山上。要塞一经加强，就固若金汤，无法攻克。不过，根据不久以后去那里的菲利普·德·卡纳伊的描述，这是一个很小的要塞，它的防波堤无法掩护20艘帆桨战船。180 但是，舰船在那里甚至在港湾都能确保安全无虞。相反，基督教徒的舰船不能无限期地在大海上停留。它们必须撤往附近的抛锚处。真正的被包围者难道是厄尔杰·阿里吗？联盟方面制订了大量攻占城市的计划。这些计划一个比一个冒险，不但遭到审慎的人的反对，而且与明显的事实抵触。这时，厄尔杰·阿里已经可以指望得到秋季恶劣天气的帮助。他可能有的这个同盟者，是他临时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关键所在。他如果福星高照，可望圆满结束这一战役。联盟成员国方面逐渐才明白他的拖延战术的含义何在，及至最后恍然大悟，已经为时太晚。联盟成员国方面认为能够通过攻占纳瓦林这个行动来迫使土耳其人走出他们的巢穴，因为所有来自北方的向莫东提供的补给都经过纳瓦林。这个要塞设防很差，难于援救。但是，厄运向这个行动扑来。联盟成员国军队对地形不够熟悉。年轻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兹指挥的登陆行动困难重重。西班牙步兵行进的平原被倾盆大雨淹没。纳瓦林城得到警报。城里的大炮射击准确。当人们远远看见联盟成员国军队的长长的骆驼和骡马运输队向城市行进时，土耳其骑兵开到。最后，这支军队的粮食和军火供应不足。在光秃无树并受到陆上龙卷风横扫的平原上，没有避难场所。以上种种情况都使联盟成员国的这支军队前进时，寸步难行。这支军队有8000人。显然，这时让它回到船上就刻不容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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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到6日之间的夜里，这支小部队重新出海。在随后的两天内，联盟成员国的舰队来到莫东前面再次挑战。但是，在这个勒班陀战役纪念日里，这一行动徒劳无益。联盟成员国的舰队甚至不能利用20艘土耳其帆桨战船驶出港外追击一艘基督教徒的运输帆船的这个良好时机，因为唐·胡安的帆桨战船过于笨重，以致当这些被厄尔杰·阿里立即召回的舰船迅速返回它们的避难所时，唐·胡安的帆桨战船无法阻止它们返航。应该撤围还是进行最后一次夺取港口的尝试？唐·胡安命令随同多里亚和塞萨公爵留在后方的帆桨战船同他会合（这些帆桨战船10月16日才开到科孚。这时他自己正在返回途中），以此表示他进攻的愿望。威尼斯人的确想继续包围几个星期，他们认为土耳其的防务最后必然土崩瓦解，还认为不管怎样，厄尔杰·阿里的舰队在向君士坦丁堡返航途中将经受恶劣天气的严峻考验。也许他们并没有错。有人坚持认为，土耳其卫戍部队筋疲力尽，可能屈服。181 但是，另一方面，威尼斯舰队司令福斯卡里尼后来供认，真正的原因是他在返回威尼斯时，自己特别害怕威尼斯的可怕的法庭。1570年当威尼斯舰队将领扎内远征塞浦路斯失败返回威尼斯时，这个法庭没有饶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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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联盟成员国的舰队终于放弃对莫东的包围并向赞特撤退。9日，这支舰队到达赞特；13日开到凯法利尼亚，18日，抵达科孚沿海海域。两天后，这支舰队一分为二。接着两支舰队分离。已经决定放弃在黎凡特，在科孚或者在科托尔过冬的打算，放弃在亚得里亚海湾向土耳其的据点发动任何惩罚性的远征的打算。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站在唐·胡安一边，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威尼斯人。塞萨公爵写道182 ：“从表面上看，他们始终是满意的。”但是，10月24日，福斯卡里尼写信给威尼斯共和国当局说：“这次远征成果很小的唯一原因是西班牙人不是去帮助联盟，而是设法破坏联盟和削弱威尼斯。唐·胡安的拖延和耽搁，他在战斗中的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只适应了这项逐渐消灭威尼斯共和国的力量，确保西班牙国王在佛兰德的利益而忽视联盟的利益、甚至损害这些利益的计划。西班牙人的险恶用心在所有关系到威尼斯所属各邦的利益的方面都昭然若揭。”183 还能够有什么比这更不公平的吗？但是，事实上，从这个秋末起，人们都已经感觉到联盟不复存在。西班牙舰队分为3支小舰队迅速驶返墨西拿。24日，唐·胡安率领第一支小舰队到达。26日，他隆重入城。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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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那个时代的人如果被人征求关于1572年的“大”事的意见，可能根本不会举出上述的那次远征。1572年，几个大人物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上述被征求意见的那个时代的人想到的是这些大人物。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到5月1日庇护五世之死和6月的纳瓦尔王后之死。新教因这位王后之死而失去了灵魂。在8月24日惨案的受难者中有海军上将科利尼。格朗弗勒在那不勒斯认为达克斯主教，“这个依靠科利尼的胡格诺教徒”，不会再扮演和他的保护人在世时他扮演的角色相同的角色。185 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权势强大的人物——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9月16日死于中风。186 他是国务会议主席、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他极端羡慕虚荣，身居多项显职高位，日理万机，工作繁重，死时他的桌子上还堆满尚未拆阅的信件。他还处于半失宠状态，好像被这种状态搞垮了一样。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特兰西瓦尼亚亲王于这年年初死去。7月7日，波兰国王辞世。187 这样就开始了将于下一年以安茹公爵的当选告终的奇怪的危机。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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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一个名叫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人，由于在勒班陀受伤，再加上外科医生无能，以致伤势恶化，失去左手，变成伤残……在里斯本，“在安东尼奥·戈萨·鲁埃斯的家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叫加莫恩斯的人撰写、出版了《路西亚德斯》189 。这是一本把这个辽阔广大的地中海包括进去的关于海洋险遇的书。这个海洋是葡萄牙在那里建立丰功伟绩的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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