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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的陷落:157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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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突尼斯并不仅仅是攻下它,而且还要占有它。然而,胜利之师却只占领了哈弗西德家族的王国的很小一部分。从来没有过征伐内地并降服内部广大地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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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保存大城市就产生了一些困难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拉古莱特的驻防地的上千名人员外加奉派保卫这个城市的8000名士兵的给养问题。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后勤供应站来说,这个负担十分沉重。酒、咸肉、小麦等没有钱就无法弄到;船只没有钱就无法租到。而人们越来越把粮食和军火的运输任务交给租来的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财源枯竭,这些简单的活动因而变成几乎无法解决的困难。格朗弗勒的抱怨并非令人厌烦的叫苦,而是正确的意见。突尼斯王国的真正问题正在这里,而不在教廷大使奥尔马内托为了从菲利普二世那里为唐·胡安取得突尼斯国王的称号所作的种种努力。这些努力是那些后来突然停止的、只不过构成稗官野史的内容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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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大概会对唐·胡安的失败作种种不同的解释。菲利普二世和他的异父兄弟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荒谬无稽之谈、向他提供情报的人进行的间谍活动、安东尼奥·佩雷斯可能怀有的恶意(虽然我们没有调查研究这些年月的情况就不能接受这一点),最后还有国王天生的猜疑,凡此种种都酿成了这次失败。不仅如此,唐·胡安局限于他自己的活动领域内,没有注意到西班牙的全局。这一点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自威尼斯退出联盟之日起,菲利普二世不管可能写了些什么或者发布了些什么,最终还是放弃了要积极主动地在地中海上采取重大行动的政策。这大大出乎他自己的料想之外。他同后来导致1575年的第二次破产的可怕的财政危机进行搏斗。他没有安特卫普的贷款人提供的物力、财力和各种方便,越来越依靠热那亚人和热那亚的金融市场。然而,1573年爆发了新、老贵族之间的以及从事金融业的人和从事工商业的人之间的纠纷。这既是一场社会危机,也是一场政治危机。在新贵族的背后,难道没有法国国王站在那里吗?这也是西班牙帝国的危机,因为对运送军队和汇付钱款来说,热那亚都是一个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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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非问题尖锐地提出后,菲利普二世的谋略算计转向北方和热那亚,还转向更远的荷兰,也转向重新策划阴谋的法国。在这种情况下,留在非洲并非明智之举。这意味着增设新的支出项目,这意味着削弱拉古莱特(既然兵力要在突尼斯和新驻防地之间分开使用),这意味着为了获得并不可靠的好处而去冒失去已经到手的东西的危险。西班牙国王一再向教廷大使奥尔马内托指出这一点。然而,后者却丝毫不懂得这一点:马德里缺乏金钱势必引起态度、计划和意图的改变。除了宣称“宁愿自己死也不愿同意有损我的荣誉和名声的事”的国王之外,人人都希望有关双方就在北部妥协和解。247 这就是说,在西班牙,风不是朝冒险的方向刮。然而,既然唐·胡安通过保存突尼斯这件事先斩后奏,把他的兄弟置于既成事实之前,后者就认为同意这件事更加可取,但这只是临时同意、一项临时协定,只在当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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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胡安刚刚制造出来的是一部笨重的殖民机器。如果这部机器还能够自己运转,如果被征服的地区能够供养占领军,那就很好……这正是他的拥护者宣称这部机器具有的功能。这正是索托1574年5月以他的年轻主人的名义在马德里禀告国王的话。这正是格朗弗勒红衣主教同年11月所陈述的内容。红衣主教认为,如果像唐·胡安所要求的那样在比塞大和法里纳港修筑堡垒,菲利普二世就会肯定拥有北非东部。这会在海上阻碍土耳其人和阿尔及尔之间的联系往来,在陆上会完全切断这些联系往来。堡垒一旦竣工,突尼斯的统治者拥有的收入就可以占用。这有利于西班牙国王。这些收入不但足以维持上述突尼斯的堡垒,而且还能够维持可能修建的堡垒。这些收入可以用提倡、扶持和鼓励这个地区的基督教徒经营的商业的办法来增加。为此,必须取得当地土著的友善的感情,必须精心选择他们的政府形式以便使他们喜爱西班牙国王的统治。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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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困难正在这里。10月末,突尼斯的居民返回城内(虽然并不是主要的居民。这些居民的房屋一直被士兵占用),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让人肯定那里的经济生活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不过,既然占领当局和当地土著总督不久就在拉古莱特的海关问题上发生争执,经济生活肯定已经部分恢复了。上述那位总督要求恢复主要是关于皮革的13%的关税率。249 向唐·胡安提供情报的西班牙人表示了他们对受他们保护的人的失望。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人肯定这个既有游牧人口也有定居人口的国家的大部分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徒的征服。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装作低估基督教徒在突尼斯取得的胜利,并且声称“阿拉伯人”(应该理解为游牧民)完全能够降低西班牙人的征服程度并且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些游牧民被冬季的严寒赶向南方。正当土耳其舰队再次出海时,他们又被夏季的炎热带回地中海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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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没有人准备把解决、处理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的工作承担起来。还摆着一大堆别的问题呢!当舰队的账目差不多审核、结算完毕,唐·胡安正打算作西班牙之行时,4月16日,他收到前往热那亚和米兰的命令。与此同时,国王任命他为国王在意大利的摄政官,有权指挥国王在该地的大臣。250 在热那亚,人们预期他在该地的出现将有助于处理政治争端。从4月29日到5月6日,他留在这个城市,但是,他的使命的主要部分是针对伦巴第的。在马德里,人们认为他到达伦巴第将足以使法国感到不安,防止法国向西班牙寻衅闹事。在米兰,西班牙国王的兄弟的出现将加快派遣援军前去佛兰德,因为佛兰德的局势一直是西班牙主要关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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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胡安来说,菲利普二世的命令起了使之失宠受辱的作用。由于缺乏钱款而以令人不安的速度解体的舰队的可悲处境增添了他的悲伤。他在伦巴第的维杰瓦诺一座十分漂亮的古堡里焦急烦躁地等待受他委托向国王呈交详细报告的秘书胡安·德·索托的归来。他感到心力交瘁,他同别人赌气,满腹怨恨。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十分不安。他拒绝从事任何工作,甚至拒绝处理有关突尼斯、舰队和供应的问题。他把什么事都付托给国王的大臣。国王的大臣并不是没有对这种正如格朗弗勒所说的把球踢给别人的推卸责任的做法提出过抗议。5月份,索托到达马德里。他的陈情表在军事会议或者在国务会议上受到慢而仔细的审查研究。唐·胡安梦想的事物被埋在掌玺大臣公署的一扎按照书法规则工工整整抄写的文件的下面,变成了呈送给顾问们发表意见的调查表。军事会议的意见说:“……关于突尼斯的局势问题,在所有的人看来,季节来到得如此之早,以致没有必要讨论我们应否留在那里。这个夏季,占领军留在那里是理所当然的。只宜责成唐·胡安大人和各位大臣完成供应要塞必需品的任务。”菲利普二世在这句话的旁侧批注说:“同意,但应特别提醒我的兄弟所有关于拉古莱特的情况,以便他在该地继续获得供应补给。供应补给的方式就如同在突尼斯没有堡垒的情况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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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家一致同意让西班牙的士兵留驻突尼斯,否则就会丧失一切,251 但是,关于唐·胡安的作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梅迪纳·切利公爵认为,这位亲王是由于佛兰德和法国的缘故被派往伦巴第的,既然大封地骑士已经到达荷兰,而且法国的内部困难有增无已,他在伦巴第出现已经不再必要……因此,让唐·胡安再度负责处理海洋方面的问题,负责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柏柏尔的驻防城市的防务,同时担任舰队的领导。弗朗卡维拉的意见与此相同。相反,阿吉拉侯爵却认为“对很多事物必须从两方面加以考虑”。如果不能供给唐·胡安必需的经费和军队,把他再调到大舰队的指挥岗位上去又有什么用呢?昆卡主教发言同意上述看法。他着重详细谈了舰队的糟糕状况。据说有足足120艘帆桨战船。但是,面对土耳其人,这足够吗?在不势均力敌的遭遇战中,难道要让勒班陀战役的胜利者被迫去进攻敌人的后卫,逃之夭夭,或者更严重的是,由于他过于年轻、过于热情、血气方刚,一时冲动而去冒险吗?会议主席接受了所有这些看法所包含的明智之处。菲利普二世用这种审慎的语调作结论说:“告诉我的兄弟:的黎波里和布日伊的事务看来并非重要得为了处理这些事务必须让舰队冬天去冒险。”从这短短几行总结了一份冗长的文件的内容的话中可以看出,菲利普二世以大量多方面的情报、意见、主张以及十分细致的行政工作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础。252 当某一道命令需要1个多月到达执行者的手里时,事先权衡一切、预见一切,而不是在事件处于最关键的时刻去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这样做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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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突尼斯而言,最后,什么也没有像预见的那样发生。唐·胡安被迫主动采取行动。土耳其的这支舰队的规模、兵力、出发情况和因新造帆桨战船尚未发生作用而延迟了的出航等,公文急报已经指出。1574年7月11日,这支土耳其舰队抵达突尼斯。它拥有帆桨战船230艘、小船数十艘,载有兵员4万人。253 由厄尔杰·阿里率领舰队;军队则由曾经于1573年降服叛乱多年的也门的锡南帕夏(不要把他同杰尔巴战役的胜利者混同)指挥……大家普遍感到惊奇的是:拉古莱特在被围困将近10个月后,于8月25日攻克。254 普埃尔多·卡雷罗并没有防守这个地方,而是将其拱手交出。突尼斯的堡垒自卫的时间略微长点儿。9月13日,塞尔布洛内在该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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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释这双重灾难呢?突尼斯的防御工事尚未竣工。对保卫者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分开的两个要塞不能互相支援,而且土耳其人得到土著辅助人员的帮助。游牧人帮助他们运输、挖战壕,为锡南帕夏提供一支工程部队。与此相反,基督教卫戍部队可能素质低劣。格朗弗勒提出西班牙人征募和更新部队过于频繁,结果使军队不再具有老部队的良好素质。但是,须知格朗弗勒当时既然是应对蒙受的灾难负责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当然需要寻找论据来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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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迅速投降并没有使唐·胡安以后的任务变得容易一些。他已经尽其所能了。7月20日,在土耳其人在突尼斯湾登陆的确切消息传来以前,他摆脱了闲散无事、麻木迟钝和呆滞死板的状态。但是,他远离非洲。怎样动员一支缺乏经费并因而处于可怕的废弃状态的舰队呢?8月3日,国王的一系列命令传到热那亚,下达给他。这样,他就可能在这些命令中进行对他的图谋有用的选择。8月17日,他率领帆桨战船27艘抵达那不勒斯。255 31日,他到了巴勒莫,但已经为时太晚。256 除了派出两艘帆桨战船外,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满足普埃尔多·卡雷罗提出的援救的要求。这两艘舰船上的划桨苦役犯得到如果事情成功就会获释的许诺。8月14日,东·胡安·德·卡纳多纳写道:“鉴于进入突尼斯海湾十分困难,我十分怀疑它们会到来。”257 唐·胡安的顾问东·加西亚于27日写信给他说,解决的办法在于让士兵一小批、一小批从突尼斯前去拉古莱特。但是,在这个日期,该地已经投降了两天。258 正在这个时刻,马德里决定把胡安·德·索托派回长期等待他的他的主人那里。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巧合。胡安·德·索托于23日到达那不勒斯。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带来了准许唐·胡安重返他的舰队的命令。朱利奥·德尔·卡恰(我们从他那里获知这些细节)还说:“他们(西班牙人)发现危险很大,储备了7000埃居并且下了别的命令。愿上帝解救我们。”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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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唐·胡安不幸到极点的是,9月份他受到恶劣天气的阻碍。然而,他竭尽全力进行斗争。9月20日,他派让·安德烈·多里亚率领30艘加强的帆桨战船260 径直前往柏柏尔。与此同时,他还派圣克鲁斯去那不勒斯装运德意志军队。261 10月3日,他成功地在特拉帕尼把他的舰队的大部分,即60来艘帆桨战船,集合起来,此外还加上教皇的帆桨战船(即教皇舰队舰船的一半)。当他不顾东·加西亚的劝告即将推进到拉古莱特时,关于非洲的灾难和胡安·德·索托到达那不勒斯的消息同时传来。唐·胡安痛苦地叫道:“他这次暂时离开5个月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啊!他会告诉我已经成为历史事件的新闻,为我开出预防已经发生的灾难的药方。”262 唐·胡安因为知道他要对已经发生的事负责而更加痛苦。在这一点上,他的幻想并不比格朗弗勒更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这封激动、感人、承担他自己的错误,甚至还准备承担包括国王的错误在内263 的别人的错误的信中觉察到。10月4日,他再次写信给他的兄弟。 这次写信更多是告诉他的兄弟他自己的犹豫不决,而不是他的遗憾,而且还告诉他他已经草拟好的计划和他不再采取任何行动的最后决定。264 的确,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正如他曾经考虑过的那样,试图对杰尔巴进行袭击,乃是最不明智之举。假定在这段300里的航程中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这段航程中有200里不能停泊并且有季节变化带来的逆风),这也只不过是对土耳其获得的巨大胜利回报以一个小小的地区性的胜利而已。另一方面,返回突尼斯去把该地的4000到5000个土耳其人赶走,这样做难道是明智的吗?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会是重复1573年的远征并再次招致同样的后果。他的结论是:只遵照国王的命令行事……唐·胡安现在已经变得何等谨慎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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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气恶劣,唐·胡安10月16日才再次抵达巴勒莫。他在西西里的这个首都找到胡安·德·索托,把他的国务会议的成员召集起来,征求他们对他可能采取的一次行动的意见。接着鉴于冬季即将来临,西西里的人力、物力已经枯竭,他认为在该岛等待国王的答复毫无意义。实际上,他只有一个愿望,即:返回西班牙再见到他的兄弟,向他解释。他经由最长的道路,即沿着海岸的道路,265 继续前进,于10月29日到达那不勒斯。11月21日,他离开这个地方前往西班牙。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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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终于有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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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期间,土耳其舰队在没有受到惊扰拦阻的情况下,已经再次驶往君士坦丁堡。一个热那亚代理人说,这支舰队于11月15日抵达该港,共有帆桨战船247艘,其他舰船不计算在内。这次远征虽然表面看来十分成功,但造成了巨大损失。同一个代理人在报道一则即使并非毫不真实至少也肯定是夸大其词的传闻时写道267 :“1.5万名划桨手和士兵死于疾病,再加上5万名在拉古莱特和突尼斯丧生。”但是,不管怎样,损失几千个人的生命对庞大的土耳其帝国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又有什么要紧呢?由于取得这次胜利,这个帝国又自豪起来。一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说:“他们对基督教徒的任何一座堡垒都毫不畏惧。”268 当时,有哪一个预言家会预言这是土耳其舰队最后一次胜利返回君士坦丁堡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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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刻,西班牙人在马德里和意大利面临土耳其的巨大威胁,感到异常绝望。身居战斗岗位的人如唐·胡安、泰拉诺瓦公爵、格朗弗勒是这样,手中有不计其数的政府公文经过的顾问们也是这样。因为胜利而骄傲自满的土耳其人现在还会有什么事不敢干呢?“军事副长官”佩德罗·德·伊巴拉写道:“我以上帝的恩典的名义祈求,我以我主耶稣的血的名义祈求,愿土耳其人不在迦太基定居和筑垒设防。”269 格朗弗勒亲笔写道:“但愿人们发发慈悲,不要以那些总是声称能够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的人的意见作为行事的依据。但愿人们不要让帝国的臣民本身的负担重得使他们陷于极端绝望之中。我向陛下发誓,当我看见我们各地的情况时,如果我不用我自己的生命去寻求补救办法,我就不愿意看见我自己活着。”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海军军备竞赛无疑是十足的疯狂行为。“为了使自己占有优势,土耳其人以同等程度扩大了他们的力量。过去土耳最大的舰队有150艘帆桨战船。它无法使用这支舰队来运输足够的兵员(因为它的力量就在于数量)来实现宏伟的图谋。而现在它派出舰船300艘,载运大量军队,数量之多,任何堡垒都无法抵御……”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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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格里高利十三世情绪激动,试图再次把威尼斯拉进联盟。这样做当然徒劳无益。271 在马德里传闻西班牙国王为了更好地对付土耳其人将前往巴塞罗那,并从该地转赴意大利。272 这的确是罗马经常提出的建议。1574年9月16日,273 国务会议讨论是否放弃奥兰。国王把这个问题交给军事委员会进行初审。1574年12月23日,奉派在奥兰完成使命的韦斯帕西亚诺·贡扎加写了一份很好的、在结论中建议撤出要塞、建议西班牙人撤到唯一的据点米尔斯克比尔274 去的报告。关于梅利利亚的问题,似乎已经进行过同样的调查研究。热那亚大使对被派往马略卡的军事工程师伊尔·弗拉蒂诺谈到一项使命。275 所有这些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堡垒全都又经过一次深入细致的检查,因为恐惧又使人提高了警惕,也使人谨慎小心起来。12月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了一项为期8年的和约。在这期间,葡萄牙的年轻国王D.塞巴斯蒂安在远西地区视察了海峡的驻防地之后,放弃对谢里夫的进攻。276 西班牙面对东方的敌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继续谈论进攻比塞大、法里纳港和阿尔及尔等地的计划。但是,圣古阿尔在1574年11月26日报道这些传闻中的一则时声称:“当我看见时,我就相信……”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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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勒班陀战役结束三年后西班牙的情况。如果说胜利“没有用处”,那么,错误更应该归咎于西班牙的不稳定平衡,归咎于这个不适当地以内海为中心的兵力配置体系,而不应该归咎于人。在这个1574年的年末,西班牙的政治家们无暇顾及地中海,甚至无暇弥补突尼斯的灾难。在唐·胡安的伦巴第之行后,有人建议他作荷兰之行。圣古阿尔对马德里的闲谈琐闻总是注意倾听。10月23日,他写道278 :“我听说,他们建议:如果拉古莱特得救,如果土耳其人不展开规模更大的进攻,就让唐·胡安率领1.8万名意大利士兵前往佛兰德。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攻下拉古莱特,唐·胡安肯定会推翻他们的计划。”拉古莱特已被攻占,但是,唐·胡安仍然前往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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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对基督教徒来说,如果说勒班陀战役没有任何用处可言的话,那么,土耳其在突尼斯的胜利也没有什么决定性意义。O.德·托尔内在他那本有文献资料作为依据的关于奥地利的唐·胡安的书中,以他惯有的精确性叙述了1754年的灾难,然后试图短暂地摆脱只叙述事件的历史的束缚限制。他指出:“土耳其人1574年在突尼斯取得的胜利,是奥斯曼政权在急剧衰落以前取得的最后一个辉煌的胜利。如果唐·胡安几年以后远征非洲,突尼斯可能留在西班牙人手中,他就可以振振有词地反对那些劝阻国王保存这块被征服的土地的人。”甚至土耳其的海上衰落(我指海上)猛然加快,如果说这不是出现于1574年之后,至少也是出现于1580年之后。这是事实。而且,这种衰落来得迅速突然。勒班陀战役肯定不是导致这次衰落的直接原因,虽然对于一个其资源只在历史学家的想象中,只在欧洲的忧虑不安或者只在土耳其的狂言自吹中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帝国来说,这次打击也是可怕的。摧毁了奥斯曼海军的是长期闲散无事的状态,是地中海的和平。当我们日复一日只注意到发生的事件的连贯性而没有预见到和平的时候,我们却到了和平的门槛。突然地中海的这两头政治巨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里暂时采用兰克的说法)放弃了斗争。这难道是因为地中海已不再是一笔数额够大的赌注吗?这难道是因为它变得太有抵抗战争的能力以致战争不像在巴巴罗萨时代,不像在这个因满载掳获物而变得沉重、累赘的土耳其大舰队的黄金时代那样有利可图吗?不管原因何在,这一点却是事实:这两个帝国单独一个对一个地留在地中海的封闭的比武场内,以后将不再极其盲目地、非常激烈地对抗。勒班陀战役没有完全做成功的事,被和平在几年之内做成功了。和平消灭了土耳其的舰队。这个脆弱的工具不再使用,不再更新,不再维修,就必然会自行消亡。不再有可供雇佣的水手,不再有坐在长凳上的划桨手。帆桨战船的躯体在海军造船厂厂房的拱穹下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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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托尔内那样认为唐·胡安错过他一生中的大好时机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西班牙不丢弃地中海,土耳其就会在那里维持它的军事努力。是这两个敌手的互相离弃造成了这个世纪末的和平或者假和平。如果说西班牙在北非失掉一个机会的话,在我看来(在人们能够在重写历史时发表看法的这个范围内)这个机会是在16世纪开始时,而不是在紧接勒班陀战役之后的那几年里失掉的。这可能是因为西班牙那时到达了美洲,所以不在非洲的土地上进行一场新的格拉纳达战争,因而背叛了昨天被人称为它的“历史”使命而今天被人用更新的用语称为它的“地理”使命的事物。如果有什么罪人的话,罪人就是天主教徒费迪南而不是菲利普二世,更不是奥地利的唐·胡安。但是,所有这些相当空洞无物的官司都有待人们为之辩护。明天的研究政治变化的历史学家,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些讼案并可能使之具有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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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本部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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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SERRANO,op.cit.,I,p.86 et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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