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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家一致同意让西班牙的士兵留驻突尼斯，否则就会丧失一切，251 但是，关于唐·胡安的作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梅迪纳·切利公爵认为，这位亲王是由于佛兰德和法国的缘故被派往伦巴第的，既然大封地骑士已经到达荷兰，而且法国的内部困难有增无已，他在伦巴第出现已经不再必要……因此，让唐·胡安再度负责处理海洋方面的问题，负责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柏柏尔的驻防城市的防务，同时担任舰队的领导。弗朗卡维拉的意见与此相同。相反，阿吉拉侯爵却认为“对很多事物必须从两方面加以考虑”。如果不能供给唐·胡安必需的经费和军队，把他再调到大舰队的指挥岗位上去又有什么用呢？昆卡主教发言同意上述看法。他着重详细谈了舰队的糟糕状况。据说有足足120艘帆桨战船。但是，面对土耳其人，这足够吗？在不势均力敌的遭遇战中，难道要让勒班陀战役的胜利者被迫去进攻敌人的后卫，逃之夭夭，或者更严重的是，由于他过于年轻、过于热情、血气方刚，一时冲动而去冒险吗？会议主席接受了所有这些看法所包含的明智之处。菲利普二世用这种审慎的语调作结论说：“告诉我的兄弟：的黎波里和布日伊的事务看来并非重要得为了处理这些事务必须让舰队冬天去冒险。”从这短短几行总结了一份冗长的文件的内容的话中可以看出，菲利普二世以大量多方面的情报、意见、主张以及十分细致的行政工作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础。252 当某一道命令需要1个多月到达执行者的手里时，事先权衡一切、预见一切，而不是在事件处于最关键的时刻去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这样做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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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突尼斯而言，最后，什么也没有像预见的那样发生。唐·胡安被迫主动采取行动。土耳其的这支舰队的规模、兵力、出发情况和因新造帆桨战船尚未发生作用而延迟了的出航等，公文急报已经指出。1574年7月11日，这支土耳其舰队抵达突尼斯。它拥有帆桨战船230艘、小船数十艘，载有兵员4万人。253 由厄尔杰·阿里率领舰队；军队则由曾经于1573年降服叛乱多年的也门的锡南帕夏（不要把他同杰尔巴战役的胜利者混同）指挥……大家普遍感到惊奇的是：拉古莱特在被围困将近10个月后，于8月25日攻克。254 普埃尔多·卡雷罗并没有防守这个地方，而是将其拱手交出。突尼斯的堡垒自卫的时间略微长点儿。9月13日，塞尔布洛内在该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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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释这双重灾难呢？突尼斯的防御工事尚未竣工。对保卫者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分开的两个要塞不能互相支援，而且土耳其人得到土著辅助人员的帮助。游牧人帮助他们运输、挖战壕，为锡南帕夏提供一支工程部队。与此相反，基督教卫戍部队可能素质低劣。格朗弗勒提出西班牙人征募和更新部队过于频繁，结果使军队不再具有老部队的良好素质。但是，须知格朗弗勒当时既然是应对蒙受的灾难负责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当然需要寻找论据来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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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迅速投降并没有使唐·胡安以后的任务变得容易一些。他已经尽其所能了。7月20日，在土耳其人在突尼斯湾登陆的确切消息传来以前，他摆脱了闲散无事、麻木迟钝和呆滞死板的状态。但是，他远离非洲。怎样动员一支缺乏经费并因而处于可怕的废弃状态的舰队呢？8月3日，国王的一系列命令传到热那亚，下达给他。这样，他就可能在这些命令中进行对他的图谋有用的选择。8月17日，他率领帆桨战船27艘抵达那不勒斯。255 31日，他到了巴勒莫，但已经为时太晚。256 除了派出两艘帆桨战船外，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满足普埃尔多·卡雷罗提出的援救的要求。这两艘舰船上的划桨苦役犯得到如果事情成功就会获释的许诺。8月14日，东·胡安·德·卡纳多纳写道：“鉴于进入突尼斯海湾十分困难，我十分怀疑它们会到来。”257 唐·胡安的顾问东·加西亚于27日写信给他说，解决的办法在于让士兵一小批、一小批从突尼斯前去拉古莱特。但是，在这个日期，该地已经投降了两天。258 正在这个时刻，马德里决定把胡安·德·索托派回长期等待他的他的主人那里。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巧合。胡安·德·索托于23日到达那不勒斯。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带来了准许唐·胡安重返他的舰队的命令。朱利奥·德尔·卡恰（我们从他那里获知这些细节）还说：“他们（西班牙人）发现危险很大，储备了7000埃居并且下了别的命令。愿上帝解救我们。”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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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唐·胡安不幸到极点的是，9月份他受到恶劣天气的阻碍。然而，他竭尽全力进行斗争。9月20日，他派让·安德烈·多里亚率领30艘加强的帆桨战船260 径直前往柏柏尔。与此同时，他还派圣克鲁斯去那不勒斯装运德意志军队。261 10月3日，他成功地在特拉帕尼把他的舰队的大部分，即60来艘帆桨战船，集合起来，此外还加上教皇的帆桨战船（即教皇舰队舰船的一半）。当他不顾东·加西亚的劝告即将推进到拉古莱特时，关于非洲的灾难和胡安·德·索托到达那不勒斯的消息同时传来。唐·胡安痛苦地叫道：“他这次暂时离开5个月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啊！他会告诉我已经成为历史事件的新闻，为我开出预防已经发生的灾难的药方。”262 唐·胡安因为知道他要对已经发生的事负责而更加痛苦。在这一点上，他的幻想并不比格朗弗勒更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这封激动、感人、承担他自己的错误，甚至还准备承担包括国王的错误在内263 的别人的错误的信中觉察到。10月4日，他再次写信给他的兄弟。 这次写信更多是告诉他的兄弟他自己的犹豫不决，而不是他的遗憾，而且还告诉他他已经草拟好的计划和他不再采取任何行动的最后决定。264 的确，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正如他曾经考虑过的那样，试图对杰尔巴进行袭击，乃是最不明智之举。假定在这段300里的航程中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这段航程中有200里不能停泊并且有季节变化带来的逆风），这也只不过是对土耳其获得的巨大胜利回报以一个小小的地区性的胜利而已。另一方面，返回突尼斯去把该地的4000到5000个土耳其人赶走，这样做难道是明智的吗？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会是重复1573年的远征并再次招致同样的后果。他的结论是：只遵照国王的命令行事……唐·胡安现在已经变得何等谨慎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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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气恶劣，唐·胡安10月16日才再次抵达巴勒莫。他在西西里的这个首都找到胡安·德·索托，把他的国务会议的成员召集起来，征求他们对他可能采取的一次行动的意见。接着鉴于冬季即将来临，西西里的人力、物力已经枯竭，他认为在该岛等待国王的答复毫无意义。实际上，他只有一个愿望，即：返回西班牙再见到他的兄弟，向他解释。他经由最长的道路，即沿着海岸的道路，265 继续前进，于10月29日到达那不勒斯。11月21日，他离开这个地方前往西班牙。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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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终于有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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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期间，土耳其舰队在没有受到惊扰拦阻的情况下，已经再次驶往君士坦丁堡。一个热那亚代理人说，这支舰队于11月15日抵达该港，共有帆桨战船247艘，其他舰船不计算在内。这次远征虽然表面看来十分成功，但造成了巨大损失。同一个代理人在报道一则即使并非毫不真实至少也肯定是夸大其词的传闻时写道267 ：“1.5万名划桨手和士兵死于疾病，再加上5万名在拉古莱特和突尼斯丧生。”但是，不管怎样，损失几千个人的生命对庞大的土耳其帝国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又有什么要紧呢？由于取得这次胜利，这个帝国又自豪起来。一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说：“他们对基督教徒的任何一座堡垒都毫不畏惧。”268 当时，有哪一个预言家会预言这是土耳其舰队最后一次胜利返回君士坦丁堡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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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刻，西班牙人在马德里和意大利面临土耳其的巨大威胁，感到异常绝望。身居战斗岗位的人如唐·胡安、泰拉诺瓦公爵、格朗弗勒是这样，手中有不计其数的政府公文经过的顾问们也是这样。因为胜利而骄傲自满的土耳其人现在还会有什么事不敢干呢？“军事副长官”佩德罗·德·伊巴拉写道：“我以上帝的恩典的名义祈求，我以我主耶稣的血的名义祈求，愿土耳其人不在迦太基定居和筑垒设防。”269 格朗弗勒亲笔写道：“但愿人们发发慈悲，不要以那些总是声称能够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的人的意见作为行事的依据。但愿人们不要让帝国的臣民本身的负担重得使他们陷于极端绝望之中。我向陛下发誓，当我看见我们各地的情况时，如果我不用我自己的生命去寻求补救办法，我就不愿意看见我自己活着。”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海军军备竞赛无疑是十足的疯狂行为。“为了使自己占有优势，土耳其人以同等程度扩大了他们的力量。过去土耳最大的舰队有150艘帆桨战船。它无法使用这支舰队来运输足够的兵员（因为它的力量就在于数量）来实现宏伟的图谋。而现在它派出舰船300艘，载运大量军队，数量之多，任何堡垒都无法抵御……”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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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格里高利十三世情绪激动，试图再次把威尼斯拉进联盟。这样做当然徒劳无益。271 在马德里传闻西班牙国王为了更好地对付土耳其人将前往巴塞罗那，并从该地转赴意大利。272 这的确是罗马经常提出的建议。1574年9月16日，273 国务会议讨论是否放弃奥兰。国王把这个问题交给军事委员会进行初审。1574年12月23日，奉派在奥兰完成使命的韦斯帕西亚诺·贡扎加写了一份很好的、在结论中建议撤出要塞、建议西班牙人撤到唯一的据点米尔斯克比尔274 去的报告。关于梅利利亚的问题，似乎已经进行过同样的调查研究。热那亚大使对被派往马略卡的军事工程师伊尔·弗拉蒂诺谈到一项使命。275 所有这些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堡垒全都又经过一次深入细致的检查，因为恐惧又使人提高了警惕，也使人谨慎小心起来。12月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了一项为期8年的和约。在这期间，葡萄牙的年轻国王D.塞巴斯蒂安在远西地区视察了海峡的驻防地之后，放弃对谢里夫的进攻。276 西班牙面对东方的敌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继续谈论进攻比塞大、法里纳港和阿尔及尔等地的计划。但是，圣古阿尔在1574年11月26日报道这些传闻中的一则时声称：“当我看见时，我就相信……”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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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勒班陀战役结束三年后西班牙的情况。如果说胜利“没有用处”，那么，错误更应该归咎于西班牙的不稳定平衡，归咎于这个不适当地以内海为中心的兵力配置体系，而不应该归咎于人。在这个1574年的年末，西班牙的政治家们无暇顾及地中海，甚至无暇弥补突尼斯的灾难。在唐·胡安的伦巴第之行后，有人建议他作荷兰之行。圣古阿尔对马德里的闲谈琐闻总是注意倾听。10月23日，他写道278 ：“我听说，他们建议：如果拉古莱特得救，如果土耳其人不展开规模更大的进攻，就让唐·胡安率领1.8万名意大利士兵前往佛兰德。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攻下拉古莱特，唐·胡安肯定会推翻他们的计划。”拉古莱特已被攻占，但是，唐·胡安仍然前往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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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对基督教徒来说，如果说勒班陀战役没有任何用处可言的话，那么，土耳其在突尼斯的胜利也没有什么决定性意义。O.德·托尔内在他那本有文献资料作为依据的关于奥地利的唐·胡安的书中，以他惯有的精确性叙述了1754年的灾难，然后试图短暂地摆脱只叙述事件的历史的束缚限制。他指出：“土耳其人1574年在突尼斯取得的胜利，是奥斯曼政权在急剧衰落以前取得的最后一个辉煌的胜利。如果唐·胡安几年以后远征非洲，突尼斯可能留在西班牙人手中，他就可以振振有词地反对那些劝阻国王保存这块被征服的土地的人。”甚至土耳其的海上衰落（我指海上）猛然加快，如果说这不是出现于1574年之后，至少也是出现于1580年之后。这是事实。而且，这种衰落来得迅速突然。勒班陀战役肯定不是导致这次衰落的直接原因，虽然对于一个其资源只在历史学家的想象中，只在欧洲的忧虑不安或者只在土耳其的狂言自吹中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帝国来说，这次打击也是可怕的。摧毁了奥斯曼海军的是长期闲散无事的状态，是地中海的和平。当我们日复一日只注意到发生的事件的连贯性而没有预见到和平的时候，我们却到了和平的门槛。突然地中海的这两头政治巨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里暂时采用兰克的说法）放弃了斗争。这难道是因为地中海已不再是一笔数额够大的赌注吗？这难道是因为它变得太有抵抗战争的能力以致战争不像在巴巴罗萨时代，不像在这个因满载掳获物而变得沉重、累赘的土耳其大舰队的黄金时代那样有利可图吗？不管原因何在，这一点却是事实：这两个帝国单独一个对一个地留在地中海的封闭的比武场内，以后将不再极其盲目地、非常激烈地对抗。勒班陀战役没有完全做成功的事，被和平在几年之内做成功了。和平消灭了土耳其的舰队。这个脆弱的工具不再使用，不再更新，不再维修，就必然会自行消亡。不再有可供雇佣的水手，不再有坐在长凳上的划桨手。帆桨战船的躯体在海军造船厂厂房的拱穹下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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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托尔内那样认为唐·胡安错过他一生中的大好时机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西班牙不丢弃地中海，土耳其就会在那里维持它的军事努力。是这两个敌手的互相离弃造成了这个世纪末的和平或者假和平。如果说西班牙在北非失掉一个机会的话，在我看来（在人们能够在重写历史时发表看法的这个范围内）这个机会是在16世纪开始时，而不是在紧接勒班陀战役之后的那几年里失掉的。这可能是因为西班牙那时到达了美洲，所以不在非洲的土地上进行一场新的格拉纳达战争，因而背叛了昨天被人称为它的“历史”使命而今天被人用更新的用语称为它的“地理”使命的事物。如果有什么罪人的话，罪人就是天主教徒费迪南而不是菲利普二世，更不是奥地利的唐·胡安。但是，所有这些相当空洞无物的官司都有待人们为之辩护。明天的研究政治变化的历史学家，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些讼案并可能使之具有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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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本部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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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SERRANO,op.cit.,I,p.86 et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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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lva au roi,Venise,21 avril 1571,Simancas Eo 1329;le même au même,21 juin 1571,ibid.;Relatione sull’Impero Ottomano di Jacopo Ragazzoni,16 août 1571,ALBÈRI,Relazioni…III,2.p.372 et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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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s Commissaires au roi,Rome 8 sept.1570,L.SERRANO,op.cit.,IV,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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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n projet contre Bizerte et Tunis,Pescaire au roi,Palerme,20 mars 1571,Simancas Eo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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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émarches vénitiennes à ce sujet dès 1570,vice-coi de Naples au roi,4 févr.1571,Simancas Eo 1059,fo 178.Ordre a été donné de fournir du blé à l’armade vénitienne qui hiverne à Candie.Sur la question complexe des subsistances,D.J.de Çuñiga au duc d’AIbe,17 juil.1571,Simancas Eo 1058,fo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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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exte original en latin,L.SERRANO,op.cit.,IV,p.299 et sq.Traduction espagnole,B.N.,Madrid,Ms.10454,fo 84;texte encore dans D.DUMONT,Corps universel diplomatique,V,p.203 et sq.;Simancas Patronato Real no 1660,25 mai 1571;H.KRETSCHMAYR,Geschichte von V enedig,op.cit.,III,p.59;L.VOINOVITCH,op.cit.,p.3;cardinal de Rambouillet à Charles IX,Rome,21 mai 1571,E.CHARRIÈRE,op,cit.,III,pp.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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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latione fatta alla maestà Cattolica,in Madrid,alli XV di Luglio 1571,di tutta la spesa ordinaria che correrà per la lega in 200 galere,100 navi et 50 mila fanti ogn’anno,Rome,s.d.,in-4o ,B.N.,Paris,Oc.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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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F.de Alava à Philippe II,Poissy,5 août 1570,A.N.,K 1516,B 27,no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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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8 août 1570,B.N.,Paris,Fr.23,377,co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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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ulian Lopez au roi,Venise,10 août 1570,Simancas Eo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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