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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情况也是这样。它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引向，而且以后长期引向大西洋。罗马教廷在同北方的异端进行的斗争中和西班牙团结一致。正如庇护五世为了同伊斯兰教进行斗争曾经在勒班陀战役前夕所做的那样，格里哥利十三世和西克斯特·坎特先后把教会的巨额收入让与菲利普二世以便同伊丽莎白及其同盟者进行斗争。整个意大利都参与了这场维护罗马教会的战斗。总而言之，地中海地区的各个国家的全部注意力和它们的政治努力的最佳部分都集中在地中海之外的地方。似乎人人都从地中海转过身来朝向别处：土耳其人离开地中海，转而向里海压逼；摩洛哥雇佣军于1591年占领廷巴克图；3 菲利普二世自己试图变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试图仍然是大西洋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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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态一直延续到1590年左右。但是，亨利三世之死（1589年8月1日4 ）引起一场严重的危机，其影响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可以感受到，特别在威尼斯更可以感受到。威尼斯对法国，对这个作为欧洲的力量平衡的不可或缺的部件的国家，对这个因此甚至成为处于众多强敌包围之中的威尼斯共和国的自由的保证人的国家的可能撤离深感不安。一个威尼斯商人写道5 ：“我们不知道现在该相信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些关于法国的谣言为商业造成巨大损失。”威尼斯市政会议感觉受到严重威胁，以致它毫不犹豫就与信奉新教的格里宾登人结成同盟，又毫不犹豫于8月份同意在1590年1月接待亨利四世向它派去的大使德·梅斯先生。6 西克斯特·坎特寻思：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行事？“这是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害怕纳瓦尔方面的某一事物吗？它错了。它不应该害怕。必要时我们准备竭尽全力保卫它。”7 但是，西克斯特·坎特弄错了。这个共和国首先表态反对这个只能保障和加强西班牙令人无法容忍的霸权的天主教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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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的王位继承问题引发的危机从1590年起逐渐充分显露出来。同年，土耳其素丹摆脱了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进行的对波斯的战争。现在他将转而回到地中海或者巴尔干半岛（读者应该了解为匈牙利）吗？或者他不这样做，而是试着（这正是1593年以后他所做的）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基督教世界吗？这项政策所下的赌注逐渐又突出了在地中海发生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并没有因此而具有在1550年和158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那种富有戏剧性的格调。从1593年起重新出现的，是徒有大规模战争和宏大谋略之名而无其实的战争和谋略。伴随这些战争和谋略而来的是大吹大擂。言行之间何啻霄壤。战争失去了严肃性。不断缔结的密约和做成的交易使战争经常中断。1598年，海上统帅、土耳其的卡皮坦帕夏哲加拉拜访8 亚得里亚海海湾的威尼斯将军，向他提出一些商谈的事项，其中包括可能把塞浦路斯归还威尼斯这个问题。另外一年，9 他经西西里总督准许（哲加拉是西西里的背教者。他在他父亲的船上被俘。那时他还是孩子。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基督教徒海上行劫者），接待母亲和一大群家人登上他的船。官方的这些温良宽厚的举动在20年前是根本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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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耳其的困难和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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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80年和1589年之间这段时期，当一场残酷的战争正在蹂躏大西洋的时候，编写内海编年史的人却没有什么可写。土耳其对开罗、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尔等地进行的惩罚性的征伐，只不过是警察行动而已。这类行动甚至很难核实。在基督教控制的地中海这方面，需要指出的只有西班牙的（或者为西班牙服务的）帆桨战船连续不断的航行。这些舰船不断把兵员从意大利运往西班牙。这些兵员是：在当地征募的意大利士兵、在阿尔卑斯山另侧征募的下山来到米兰和热那亚的德意志步兵10 以及从西西里或者从那不勒斯撤回以便代之以征募来的西班牙新兵的西班牙老兵。几年后，当这些西班牙新兵的“训练”完成时，他们又将被替换……在这些年月里，米兰是西班牙的主要军事基地。它向四面八方重新分派菲利普二世的兵员，其中包括经由漫长的陆路把兵员分派到佛兰德。只要对军队穿过大伦巴第城市的运动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每个时期西班牙在军事方面关切的是什么，就可以测定西班牙帝国生命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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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帆桨战船运载新兵从西班牙归来时，大量白银随同带到热那亚。整个意大利都因这种白色金属流入而发财致富。我们已经说过，整个地中海地区也通过意大利富裕起来。大量白银的流入，是地中海生活这个阶段的重大特征之一。如果没有海上行劫这种不被“正大的”历史登录但并不因此而较不残酷的二等战争的话，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幸福时期。此外，这种海上行劫也经历了一些变化。这方面有两件小事需要研究考虑。一件是具有象征性的：1587年7月，厄尔杰·阿里死去，时年67岁。11 从此没有人再开始类似他那样的生涯。他是巴巴罗萨和德拉库特的最后一个继承人。随着他的去世，一个时代消逝了。另外一件小事预示未来：1586年，5艘英国商船撵走了西西里的帆桨战船舰队。12 这是战列舰的尚未被人觉察到的伟大前程的先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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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9年以后：北非和伊斯兰世界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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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9年打破了地中海的宁静。它重新发出警报：在欧洲发生了法国的危机；在伊斯兰世界情况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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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非的细小事件和轻微动乱的资料虽不完全，但人们可以察觉在这些事件和动乱的后面，在北非的整个东部和中部，在自从1574年突尼斯被攻占以来，土耳其人就已经控制的这个地区内，展露出一场普遍的危机。这一危机甚至还进一步扩展，可能把地中海的整个伊斯兰地区都包括了进去。这些叛乱和动乱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在前几年，曾经在身兼统帅帕夏和省长两职的厄尔杰·阿里和他留在阿尔及尔代替他的副将之间发生过多次争执纠纷。1587年厄尔杰·阿里之死可能使事态恶化了吗？不管怎样，土耳其政府认为用每届任期三年的帕夏制度来代替省长——真正的地方性的“国王”——制度是适宜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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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问题的实质是土耳其的权力危机，是对土耳其的权力的挑战。面对这种权力，海上行劫者坚持或者力求坚持他们的行动自由。此外，正如哈埃多所说，土耳其人和“摩尔人”即使在阿尔及尔城内，彼此也几乎一直是陌生的，因为摩尔人的征服者让摩尔人始终居于低下的地位。某些文章使人联想起伊斯兰教隐士和土著人的运动。这是一种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偶然性的运动，但也是一种始终具有宗教性质的反对土耳其入侵者的反抗运动。一个的黎波里的叛乱者说：“土耳其人踏上哪里，哪里的草就停止生长，接着就会腐烂。”15 不管怎样，这些难以辨明的、我们对之若明若暗的运动，当然与马格里布同土耳其之间的联系开始松弛有关联。后者不再拥有制海权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1587年厄尔杰·阿里之死，而是1582年他试图夺取阿尔及尔16 并试图越过阿尔及尔夺取非斯失败这件事。历史学家把这件事归因于奥斯曼的衰落。说得更确切些，在所有与土耳其的制度、货币、财政和权力等有联系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一场虽然还是暂时的但却是普遍化了的不安和动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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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并不是土耳其强盛时代的终结，至少也是土耳其宏大的、耗资巨大的地中海政策的停止执行。1589年初，威尼斯的情报人员还认为阿尔及尔的前省长哈桑·韦内齐亚诺打算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他冬季已经成功地率领5艘荷兰圆头帆船从阿尔及尔驶往君士坦丁堡，“这使无法在中途截获这些船只的基督教的舰船只有感到耻辱。”17 1月10日，哈桑到达土耳其首都。不久以后，风闻新的“卡普丹帕夏”打算武装50到60艘帆桨战船并且进抵非斯，试图再度执行厄尔杰·阿里的图谋。传到那不勒斯的公文急报谈到有人在摩里亚储备小麦和饼干以及100艘帆桨战船准备驶往的黎波里等情况。18 100这个数字人们已经多年不习惯听说。同一时期，来自威尼斯的情报转引了这个数字19 。消息十分令人忧虑，以致西班牙人打算春季派遣加强了的帆桨战船去黎凡特侦察敌人的活动20 。但是，4月份，人们获悉君士坦丁堡的海军造船厂并没有紧张积极、热火朝天地生产。如果真的要远征柏柏尔的话21 ，最多只有50艘帆桨战船可用于这次行动。1个月后，威尼斯有人断言不会有1支能够产生重大后果和影响的土耳其大舰队出航。22 但是，5月底和6月底，再次发布了30艘到60艘土耳其帆桨战船向西驶来的消息，以致有关部门决定像过去一样把王家帆桨战船调来墨西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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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的确已于6月18日率舰离港出航。22日，他抵达内格勒蓬岛。第二天，罗得岛、亚历山大和塞浦路斯的“守备部队”在那里和他再度会师。一份宣称这支土耳其舰队共拥有帆桨战船和荷兰圆头帆船80艘24 的公文急报（根据以后的公文急报这个数字似乎被人夸大）说，哈桑的舰船上没有足够的划船奴隶。7月28日，哈桑在继续航行之前仍然在莫东等待10艘来自科龙的帆桨战船。25 起航的日期可能是8月1日。根据威尼斯提供的数字，26 这支舰队起航时有帆桨战船30到44艘。来自巴勒莫的消息则说，27 这支舰队有帆桨战船46艘和荷兰圆头帆船4艘，这些舰船“除了旗舰以外，情况都相当糟糕。”28 舰队载有8000人，径直驶往的黎波里。它在西西里沿海海域被人发现，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袭击西西里海岸。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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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了解土耳其舰队尽管面临重重阻碍，首先是面临春末以来就破坏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动乱30 ，仍然出航作战这一事实，那么对土耳其的这一努力的规模就会作出不正确的估计。这些产生于深重苦难和军纪废弛的动乱，在5月份异常令人不安，以致帕夏们在他们的住宅里也不再感到安全。“他们就好像置身于敌营之中一样，前后左右都有卫士。”31 这个危机就发生在土耳其帝国的中心，这使人联想到当时正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蔓延发展的动乱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彼此互不相关。米兰达伯爵9月8日写道：“关于已经驶往的黎波里的土耳其舰队，除了它已于上月12日抵达这个城市以及哈桑·阿加迅速行动，力图征服已经叛乱的摩尔人这两点之外，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了解到任何其他情况。”在这个期间，叛乱分子的首领——伊斯兰教隐士——正在拼死抵抗。他有大批士兵，但希望一支基督教大舰队驶来援助他。以上是从一艘开去援助摩尔人的马耳他骑士团的帆桨战船那里32 “了解到的情况”。这一事实被这个骑士团的一项报告证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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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哈桑的远征散布了恐惧不安，但是它的矛头并不指向基督教世界。土耳其人没有任何前去与西班牙作战的意图。他们在出航和返航途中都没有侵犯那不勒斯或者西西里的海岸。此外，在此期间，在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个菲利普二世的半官方的代理人。连续停战的状态没有中断。从8月到9月，菲利普二世命令让·安德烈·多里亚率领帆桨战船40来艘去西班牙寻找和运输军队。这证明，尽管重新补充、装备那不勒斯的和西西里的西班牙步兵团以预防将来产生的纠葛的行动仍然被视为必不可少，但人们现在并不过分恐惧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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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一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说，哈桑率领的35艘帆桨战船返航时“溃不成军、队形散乱，以致住在这里的基督教徒都为这些战船的作战对手竟让这些战船返回从而失去全歼它们的良机而深为惋惜。的确，此间认为这支舰队在它的大部分划桨手和大量士兵死后，已经完蛋了”。35 这份好战的公文急报的口气是耐人寻味的。海军造船厂之所以还在继续生产，“这是为了使大家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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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写这封信的人自己，他却不愿意受骗上当。难道他不了解，难道他没有就近目睹困扰土耳其帝国的重重困难吗？如果哈桑·韦内齐加诺的这次远征（除了它标志出地中海和以前相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之外）不是发生危机的年月里土耳其事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我就不会强调指出了。人们可以猜测出这个局势，但不确切了解这个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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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发生叛乱。的黎波里也发生叛乱。这两个城市遥隔千里。现在叛乱也席卷突尼斯。那里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卡普西的人36 的报告早在1589年9月就已经指出，当地土著对土耳其人日益激怒、愤恨。这是一个卷入个人争端，并且寻找几桶火药，或者说得简单些，寻找几枚杜卡托的孤立者、冒险家或者幻想者发出的警报和呼号吗？显然不是。因为突尼斯的愤怒情绪1590年爆发，其激烈程度很能把问题揭示出来。所有的年鉴都载明伊斯兰教教历纪元999年的哈德贾月发生的，即1590年发生的突尼斯暴乱以及几乎全部布卢克·巴希斯遭到杀害的事件。这些布卢克·巴希斯是受到军队和百姓憎恨而又受托管理所有行政事务的官吏。37 这时，随着新的一年到来，在的黎波里叛乱再起。3月，一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报告的黎波里的帕夏死去和在港内避难的土耳其人处于绝境。仍然需要从开罗派出骑兵或者同上年一样需要派遣50至60艘帆桨战船去解救这些人。38 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是武装50艘帆桨战船对土耳其素丹来说只不过是玩玩游戏的时代了。根据1590年3月16日一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土耳其人为了削减开支，提出愿意把的黎波里总督的职位提供给任何愿意自己出资武装5艘帆桨战船并且使用这些舰船进行远征解救的黎波里的人。然而，没有任何人挺身而出。于是，有关方面打算武装30艘帆桨战船并加上希腊群岛的警卫部队的帆桨战船以及将在希腊征用的几艘低舷长形船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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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对非洲绵延不绝的动乱深感不安。但是，采取行动并非易事。海军造船厂不能在朝夕之间重建一支舰队。士兵薪饷微薄，骚动不满。但这丝毫不能阻止土耳其人吹嘘他们拥有帆桨战船300艘，不能阻止首席帕夏骄焰日增，威胁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兰、威尼斯、马耳他……由于同波斯的和约看来即将缔结，这些威胁终于弄得人心惶惶。威尼斯让干地亚处于戒备状态，并且扩大它的海军造船厂的生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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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北非的危机继续迅速发展。两个成功地逃离的黎波里的基督教徒俘虏4月初向阿尔贝伯爵报告。他们用肯定的口气说：“伊斯兰教隐士仍然在继续战斗。虽然意大利认为这一年土耳其舰队不会出航，但在的黎波里，人们鉴于出航对于土耳其来说是必要的，因此执相反的看法。因为如果敌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的黎波里，就会使土耳其人冒丧失他们远至阿尔及尔的柏柏尔的属地的危险。如果失去的黎波里这个要塞，他们的非洲帝国会整个土崩瓦解。这是肯定无疑的。”41 在威尼斯，当土耳其人和波兰人唇枪舌剑、进行争论激烈的谈判的时刻，人们密切注视着叛乱的发展情况。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写道：“刚刚传来的消息说，叛乱的摩尔人已经攻占的黎波里，并且杀掉来自突尼斯的士兵的首领和该城卫戍部队的首领，其中包括帕夏。要塞仍然在被围困在该城的土耳其人的手中。”人们认为，将有军队从开罗经由陆路开来解救土耳其人。42 米兰达伯爵在将近同一时期指出，很可能派出另外一支现在在附近海域活动的土耳其舰队来援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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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对西班牙来说，没有理由对此惊恐不安。特别因为那时传到马德里的消息说，西班牙—土耳其停战协定已经延长3年。44 一个法国代理人指出，这在马德里是“梦寐以求的”。阿尔贝伯爵坚持让西西里海岸处于戒备状态。但是，单单北非的事本身已经足够占用刚刚休整康复的土耳其舰队的全部力量和可能派去的埃及骑兵的力量了。45 叛乱确有蔓延全境之势。阿尔贝伯爵派遣一个名叫胡安·萨尔米恩托的人去泰拜尔盖这个热那亚的珊瑚采集人的岛屿、这个良好的侦听站。泰拜尔盖总督斯皮罗诺和他的代理人德·马吉斯对伯爵说（当然用隐语说，因为如果土耳其人知道老老实实的热那亚人提供情报的话，热那亚人可能丧命）：“整个柏柏尔都被煽动起来拼死反对土耳其，特别在突尼斯更是如此。该地的帕夏处于极大的财政困难中。他欠他的士兵6个月薪饷。他无法付这笔钱。因此，他的副将和行政机构人员都被士兵关押起来，成了俘虏。在柏柏尔全境，土耳其人纷纷逃离、登船前往阿尔及尔……”萨尔米恩托又写道：“他们要我向阁下和王子（西班牙储养的哈弗西德家族的王子）建议派遣70艘帆桨战船。只要这些帆桨战船一在拉古莱特海湾出现，摩尔人就会把土耳其人打得落花流水。条件是阁下同王子意见必须一致，让摩尔人的财产免遭劫掠。”46 “当哈桑·阿加来到的黎波里，让一支3000人的土耳其军队登了陆，让他的帆桨战船解除武装，在海面上无人防卫的时候，却并没有从西西里派来”20艘帆桨战船。这些战船本来是能够掳获并焚毁这些土耳其帆桨战船的。“热那亚人对这个情况感到惊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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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可能当时西班牙人是在对事态了如指掌的情况下故意不采取行动。他们不打算就的黎波里问题或者就柏柏尔的任何其他部分的问题重新点燃土耳其—西班牙战争的战火。阿尔贝伯爵1590年4月的信不加任何掩饰地谈到这一点。48 几艘佛罗伦萨的帆桨战船刚刚开到巴勒莫，“这些舰船武装配备精良，由划桨手、步兵予以加强……据说这些舰船将驶往马耳他同马耳他骑士团团长的帆桨战船会合，以参加将在的黎波里采取的行动，这样就将给土耳其人以派遣舰队去地中海西部水域并使陛下为难的借口。”“为了使陛下为难，”这是再明白不过了。阿尔贝后来满意地得知，佛罗伦萨的帆桨战船除了会同骑士团进行海上行劫、再次在罗得岛和亚历山大之间49 袭击由大帆船组成的“商队”之外，没有别的意图。如果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对恢复过去的争斗西班牙人比土耳其人更不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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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有助于限制北非的叛乱。这些叛乱往往只不过是装备很差的，最好的也只不过是装备几支火枪的土人对抗设防的城市，对抗整队整队的而且装备着大炮的火枪手而已。虽然土耳其的驻防地保卫自身的任务并不容易，但是，只要叛乱分子这方面得不到外援，只能依靠自己，它们并不是绝对无法胜任这一任务。1590年夏天，过去曾经挫败过土耳其人的的黎波里伊斯兰隐士被人出卖给土耳其人。据报道，同年5月初，他曾经撤退到卡乌尔斯，把整个海岸都留给土耳其人。在土耳其新舰队可能开到的时刻，这是正常的预防措施。50 不久以后，一份5月21日发出的公文急报宣布他在那不勒斯被人暗杀。51 6月8日，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消息明确说，“煽起的黎波里和柏柏尔的其他一些地方的暴乱的伊斯兰隐士被陈尸示众。这具尸体成十字形，置放在广场上。这既表示胜利，也表示基督教徒的耻辱，后来，尸体被钉在普通绞架上”。52 不错，6月2日，消息传来，这位伊斯兰隐士有了接替者，而且是个更加好斗的接替者。53 但是，似乎土耳其人在的黎波里受到的惊扰有所减少。除了在君士坦丁堡和北非之间作例行往返的由帆桨战船组成的小舰队，例如陪同被任命为突尼斯总督的雅费帕夏54 的10艘帆桨战船外，土耳其人这一年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海上征伐活动。如果我们的资料核实工作准确可靠的话，1591年和1592年，土耳其人也没有进行这类活动。这是因为这类活动并非绝对必要，或者是因为进行这类活动是土耳其的真正力量所不能及的吗？然而，北非的危机最终对当地土著带来的好处少于它对非洲的土耳其人，对卫戍部队和对危机使之几乎自治的各个奥斯曼小殖民地等带来的好处。这是事实。这些殖民地难道不是越来越被迫自给自足、独立自主吗？在可以觉察到事态的这种发展演变情况的阿尔及尔，最后的胜利者是海伊斯的共和国——塔伊法；直接的结果是海上行劫活动日益增多。突尼斯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本世纪末以前，那里的海上行劫活动已经飞速发展。由于柏柏尔的摄政团已经摆脱了外界的控制，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主宰自己的命运，55 这类摄政团的未来面貌当时正在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北非由于它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日益疏远，它变成了一个比过去更加向基督教世界的贸易和阴谋活动开放的世界，一个吸引隔海相望的邻国的贪欲和冒险活动的世界。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一个法国商人表示要安排布日伊整个城市的转让。56 如果有人愿意帮助库多国王对抗阿尔及尔，这个国王将把几个港口让给他57 。1607年，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轻而易举地抢劫了波内……对北非来说，一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不按照东方的节奏生活，不再是东方的前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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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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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90—1593年的危机同土耳其的整个历史之间有什么关联，这一点尚待了解。这个危机除了有地方性的原因（例如在北非）之外，肯定还有普遍性的原因，因为它虽然在这里或者那里受到抑制，但几乎又在土耳其世界所有的省份出现、消失、再现，例如在小亚细亚这块叛乱和动乱的沃壤出现，也在君士坦丁堡出现。继1589年事件之后，1593年1月，土耳其骑兵在君士坦丁堡再次叛乱。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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