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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赞成君主统治，也不赞成迫害他人或任何其他应该已被摒弃的恶行。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表示，我没有从流于现行的偏见。在争取达到历史学家的超然和同情的努力中，对付我自己的偏见就够我忙的了。如果像兰克所说的，每个时代在上帝眼中都有其存在的道理，那么在人[1]的眼中它至少应当得到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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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不一定意味着客观。每个观察家都有某种方式的偏见，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对偏见无法警惕，或者说所有偏见都造成同等程度的歪曲，或者说刻意控制偏见与对其大肆宣扬同样糟糕。比方说对艺术，发现自己的盲点就做到了“客观”，这是超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避免贬低那些无法引起自己共鸣的东西。然后还应把他人经研究做出的判断宣告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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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认为我们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些事件和人物与以前人们所认识的不同，所以我必须偶尔以我自己的名义发表意见并提出理由说明我为何持不同看法。我希望这样文责自负不会使一些评论家因此把本书定为“一本固执己见的书”。我要问，哪本值得一读的书不是如此？如果亨利·亚当斯只是对吉本随声附和，亦步亦趋的话，我们也不会珍视他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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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己见这个问题，威廉·詹姆斯思考后得出结论说，哲学家呈现给我们的不是对世界的转述，而是对世界的看法。同样，史学家提出的是对过去的看法。好的历史著作不仅合理可信，而且有无可争辩的事实做坚实的基础。事实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事实的选择和组合却因人而异。看法就是通过排列事实的格式和其中的寓意来传达的。所有历史学家也正是以此种方式来补充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多读几位不同史学家的著作就会越来越多地了解历史的错综复杂。要想绝对准确无误地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恐怕只能求诸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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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寓意，需要在此说明一下书中使用的手法和符号。先说页侧引语的作用，这些引语是为了提供有关人物的“自我和声音”。它们就像杂志中常用的“摘句”——从文章中摘出来以吸引读者的句子。本书中用的不是“摘句”而是“补句”。插入引语而不加介绍是为了缩短篇幅，不用通常的“像伊拉斯谟给亨利八世的信中所说”、“马克·吐温谈到圣女贞德时说”这类字眼，否则引语结束时还要费笔墨收尾。我还利用这个小发明把不同的引语并列以达到对比和强调的目的。读者读完此书后会发现自己同时还欣赏了一部精辟妙语的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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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了简明起见，我用16C、17C这类字眼来指世纪[2]。用早期、中期、晚期来更为精确地标明时间，尽量少用确切的日期，因为人物、著作和事件并非出现伊始就开始造成文化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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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手法是我使用的主题，即在一个时期内反复出现的思想和目标。思想在书中作了阐述，目标则寓于所叙述的事件或趋势中。以后我还会细述主题的性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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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帮助读者一窥全豹，用附有数字的（＜）或（＞）号指示某题目初次提及或下次讨论的页数。为使读者从其他著作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启迪，我时时插入一句“参阅某某书”。这些书篇幅大多都不长。当写的是“可浏览某书”的时候，所指的是较长而值得翻阅的著作。我觉得这种参照方法要比通常在书后开列“供进一步阅读”的书单更为有用。这些书有许多不是近期出版的，但它们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丝毫不减。不像自然科学，越新越好。除了前边的一条脚注外再无其他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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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谈到本书内容时采用的是作者常用的第一人称口吻，但其实它是一种大协作的产物。我这一生中从他人的思想中，从阅读中，从老师那里，从和我的学生、同事、朋友以及陌生人的谈话中获益匪浅，领悟良多；去各处的旅行开阔了我的眼界；艺术家的作品使我自孩提时期就得到智力上的磨炼，享受心灵上的愉悦。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这来自各方的巨大恩惠简直使我承受不起。若要把这些给我以教益的人们一一列举，名单会有电话黄页那么长。我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深深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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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也是助我成书的一个因素：家庭背景、生活时代和出生地塑造和指引了我的写作；失眠和长寿这两个纯偶然的因素使得一闪即逝的见解有机会一次次重现而得以澄清确定。研究文化史的人最明白他不可能全靠自己取得成功或提出卓有新意的见解。用威廉·詹姆斯的话说，“每个思想和行为都起源于你死去了或活着的兄弟们的行为”。他这句自我警策的话坦率地说明了他作为作者所处的地位，也确定了撰写历史著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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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在全书中指任一性别的人，除非上下文表明它指的是第二种意思，即男人。使用此种措辞的学术原因在82～85页中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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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译均作16世纪、17世纪。——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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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序言 从目前的关切到本书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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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们的过去”或“我们的文化”此类短语时，读者有权发问：“我们指谁？”答案要由各人自定。现在竟无人知道哪些个人或团体自认为属于本书所叙述的演变，目前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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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正是这场演变。在我们的文化所处的这个周期性阶段，许多人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建起一道高墙把自己和过去隔开。这表现了对目前某些事物的反感，它们似乎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诅咒。还有的人对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抨击，或干脆当它们不存在。依着这样的心态，民族、宗教或文化的祖裔成了可以选择的东西：想“寻根”的人可以随意地到任何地方去发掘。传统和教义多如牛毛，因为文化本身已经衰老，并且正在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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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急于摆脱的狂热也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人亟欲谴责西方。但没有人提议应当和可以用什么来完全取而代之。无论如何，西方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并非只有一种意义。西方是一连串无尽的对立——无论在宗教、政治、艺术、道德还是礼仪方面。大部分对立经过初次冲突后仍然留了下来。谴责并不能使人摆脱他所憎恨的东西，正如罔顾过去不能取消其产生的影响。就拿街上戴着耳机听随身听的青年来说，他和意大利无线电技术发明家马可尼以及随身听里播放的音乐的作曲家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博物馆里端详着伦勃朗油画的参观者在接受着17世纪的信息。马丁·路德·金的热诚追随者应当琢磨一下他们领袖的名字，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位宗教改革家，把20世纪和16世纪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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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工作中，国内外任何享受某种形式社会保障的人都受惠于一长串理论家和活动家的努力，这些人形形色色，包括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圣西门伯爵、俾斯麦和萧伯纳。一个逃到比自已祖国更相宜的庇护国中的政治难民可以自由地呼吸，这要归功于成千上万敢想敢干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为争取政治自由而付出的英勇努力——虽然他们在抗争中彼此常常是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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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归化的公民对他的移居国挑剔不满，可以抨击它的政策和领导人而不受惩罚，他能享有这样的权利应感谢伏尔泰这样的人。伏尔泰同样被迫远走他国以逃避迫害，并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就连开着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仇国大楼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是他要摧毁的东西的一部分：他使用的武器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发明和内燃机发明者的成果。而为他的事业大声疾呼的有威尔逊总统这样的民族自决的倡导者，还有乔治·索列尔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宣扬暴力有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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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这种联系，就会明白西方文化的果实——人权、社会福利、机器——并不是像野草一样自己长成的，而是无数人辛勤培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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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切作为可归结为大小发明家的创造和其余人的模仿。个人指出道路，确定模式。模式间的竞争即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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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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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了一些著名人物，但他们前有已被遗忘的先驱，后有不断鼓吹一个思想直到它得到大众的赞同而实现的后继者。这种行为的持续不断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它们构成了所谓“文化”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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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这是怎样的一个词啊！直到几年前它还只包括两三个易于掌握和区分的方面，现在却成了到处可用的术语，包括五花八门、内容重叠的各种东西。几乎社会的每一部分都有为人口谈笔议的文化。有反文化，还有众多的次文化：民族文化、公司文化、青少年文化和大众文化。《纽约时报》有一篇社论讨论市警察署的文化。旅游版有一篇文章写到飞机文化和汽车文化的区别。同样，别忘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令人痛心的分裂——像是会导致离婚的夫妻间的“文化冲突”。艺术家受到诱惑——不，应该说是感到有责任——去加入一种敌对文化，因为艺术家本性就是“他自己文化的敌人”，正如他是（同一份刊物的另一版上写的）“他自己文化的产物”。在教育领域，最新流行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娱乐界，最受赞誉的是“跨文化活动”。在世界舞台上，专家警告说文化大战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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