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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此分段需要解释的话，可以说第一个时期——1500～1660年——围绕的问题是宗教中应当信什么；第二个时期——1661～1789年——主导问题是如何确定个人的地位和政府的模式；第三个时期——1790～1920年——思考的是以何种方法来实现社会和经济平等。最后的时期是所有上述努力混合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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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一个新的年代的标志呢？那就是某个目的具体表现的出现或消失。看看窗外，还有公告传报员吗？围观纵狗斗熊或在贝德勒姆疯人院门口哄笑的闲汉还在吗？再者，现在还有谁用“高贵”这个字眼来夸奖人或像罗斯金一样形容艺术的类别？再来看看新书的献词，怎么没有对某某王公连篇累牍的阿谀奉承了？这每一个现已不存的现象都是变化的标志，无论在技术、道德态度、社会阶层还是对文学的支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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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情形，报纸爱用“历史的垃圾箱”这个说法。它们以为这个概念是从卡尔·马克思那里借来的，其实是一位英国作家和下院议员奥古斯丁·比勒尔提出来的。检视一下这只垃圾箱，会发现它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满满当当。过去5个世纪里，重复和复古屡见不鲜。举个例子说，只要看看近来对《圣经》经文和耶稣生平的求知兴趣就可以说明问题。或者可以想想另一个应该扔进垃圾箱却被忽略了的东西：报纸的星相专栏。模式间的竞争很少以完全的胜利告终，败者仍得以生存并斗争不止，对立方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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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了许多西方的经历：它毫无顾忌地包容不同的民族，热切地吸收奇异的新事物，它的主要哲学流派不停地彼此冲突，它多次发生深刻的变化，深刻得足以造成特征明显的不同年代。在这之后再说西方文化500年来始终繁荣似乎有点儿互相矛盾，但实际上并无矛盾之处。整体并不意味着一致，而特征和变化是相宜的。一个人从婴儿到老年始终是一个整体，这一点无可置疑。另外，在一场内战中，虽然交战双方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纽带都已切断，但坚韧的文化之网仍把它们连在了一起。双方都处于同等的文明水平。它们有相似的家庭结构、政府形式和道德标准，用的是同样的武器，有相似的带兵方法，穿的是同类的制服。它们都颁发军衔，高举自己的旗帜，而这种做法只有一种共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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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思想真的有力量吗？总有人对思想在历史中的影响持怀疑态度。怀疑者说：“艺术和思想应当放到恰当的地位。伊丽莎白一世对现代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比莎士比亚要大。”如果这位批评家对他举的这个例子了解得更多更深的话，就应该知道伊丽莎白一世一个主要的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应付思想的威胁；这些思想来自她治下刚皈依新教的子民，他们正在和同样是以思想支配行动的天主教徒同胞们进行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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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看起来过去5个世纪的文化是个整体的话，还要归功于顽强的记忆，佐以对记录执着的保存。我们对历史特有的态度和我们引用历史作为论据的习惯，把事实变成了充满力量的思想。这种利用过去的做法正可以追溯到宣示现代到来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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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第一部分 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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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五裂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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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以一场革命开端，与这一时代的特征恰好吻合。这场革命通称新教改革，然而，从16世纪改革开始，到一个世纪以后改革结束（是否真的结束了还是个疑问），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具备了革命的特征：为实现某个信念，通过暴力造成权力和财产的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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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动辄把事物称作革命，已经成了习惯。一有改变我们习性的新发明或新做法出现，我们立刻惊呼“革命了！”。其实，革命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习惯和某种普遍做法，它改变的是整个文化。从16世纪的大动乱到现在，仅有后来的三场动乱也可以称之为革命。当然，历史书上把其他十几场动乱也称作革命，但那些动乱只是特别狂暴而已，其实不过是下列四大震荡中的局部性余震：16世纪的宗教革命、17世纪的君主制革命、贯穿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法国”革命，以及20世纪发生的社会性的、集体主义的“俄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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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法国”和“俄国”打上引号表示它们只是惯常的称呼。引发革命的思想在导致战争爆发之前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造成了震荡，引起了人们的苦苦思索，而通常提及的1789年和1917年只是标志着触发事件的发生时间。在这四次革命中，从初衷得到实现到各种副作用显现出来，前后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方才尘埃落定——而它们的主导思想迄今仍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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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说是“西方”在16世纪陷入了分裂，因为在这里用“欧洲”一词是不准确的。欧洲是从绵延不断的亚洲大陆伸出来的一个半岛，被莫名其妙地称作“大陆”。16世纪的革命只波及了半岛最西端的部分地方：从德国、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向西直到大西洋。巴尔干地区属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而俄国信奉的是东正教，不是天主教。根据这个清楚的划分，西方即可称为“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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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四次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称为宗教革命也是不全面的。确实，这次革命使几百万人改变了信仰的形式和对命运的认识，但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提出了观念和信仰的多样性这两个问题，培育了一种新的国家感，提高了方言的地位，打消了西方人同宗同祖的一体感。最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通过促进向海外新世界的移民使西方和西方文明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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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10月31日，萨克森一个矿工的儿子路德（Luther，他的名字又拼写为Lhuder、Lutter或Lotharius）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登堡众圣教堂的大门上。他当时绝对无意造成他所属的天主（＝“普世”）教会的分裂，或者把他的世界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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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张贴论文的做法并非超常之举。身为僧侣的他在新建的维登堡大学（哈姆雷特后来在此就学）任神学教授，僧侣们常用这种方法发起辩论，类似现代人在学刊上发表争鸣性的文章。最近，一位德国学者宣称路德根本没有张贴他的论文。不管是张贴了还是没有张贴，反正他的论文迅速流传开来。他把论文誊写多份，分送给朋友，朋友们又转抄给其他人。不久，路德居然收到了从德意志南部倒流回来的印刷本，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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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小的细节非常说明问题。倘若没有印刷技术的帮助，路德的改革希望很可能化为泡影，落得与200年前提出的希望一样的下场。当时已通用40年的古登堡活版印刷技术成了分裂西方的物质工具。关于这个新工艺，需要指出一点，印刷要成气候，单有印刷技术还不够，还要有优质的纸张、改良的油墨以及娴熟的工匠。这样，才可以快速、准确并大量地翻印传单，而且成本比手工抄写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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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教徒撰写的论文穿插了由克莱纳科、丢勒和其他著名艺术家创作的版画，以此吸引不识字的人，由他们的朋友把版画的说明念给他们听，从而扩大宣传。16世纪有关《圣经》理论的文章以及彼此攻讦的文章不再完全用拉丁文来写作，专供僧侣阅读了，已经开始使用比较流行的方言，通过新生的大众传媒手段向民众宣传推广各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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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到1500年，各种著作已经出版了40000多个版本，100多家印刷厂共印出900多万册书，足见“书籍”这个新工艺品的力量。在清教徒斗争期间，有些城市有6家以上的印刷厂不分昼夜地开工。每隔几小时，信差就取走油墨未干的书籍，把它们送到安全的批发点——这就是最初的地下出版业［参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让·马丁（Jean Martin）合著的《书籍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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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路德无意发动革命，那么，他的目的何在？他只是希望“发掘忏悔圣礼的真理”。他提出的问题天真但又十分及时，因为当时正风行出售赎罪券。赎罪券就像是教皇以“所积累的众圣的德行宝藏”作为抵押开出的有担保的支票。信众以为，买了赎罪券，持券人就有了忏悔之道，就可以缩短自己或是朋友和家人在炼狱受苦的时间。路德对于以购买赎罪券来取代真正的痛悔和竭力的苦修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教会拥有的唯一宝藏是福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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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券决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无权作此赦免；赦免罪过之权属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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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决定只能影响世上众生，在炼狱中不起作用；教皇为炼狱中的人所能做的只是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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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只要真心悔改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与赎罪券无关，也就不需要赎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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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路德《九十五条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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