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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尖帽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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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镶着双层蕾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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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毡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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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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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都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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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词都所言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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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人虔诚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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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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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克尔顿（15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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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路德已经34岁，不再是头脑冲动的年轻人。在过去的7年里，他担忧自己灵魂的状况，一直被痛苦甚至绝望所噬啮着。他曾经与自己的欲望以及仇恨和嫉妒的感觉苦苦抗争，但是最后失败了。这样他怎么还能指望得到拯救呢？然而有一天，一位僧侣弟兄在背诵教义，念到“我相信宽恕罪孽”时，路德听了幡然省悟，他说：“我感到我得到了再生。”信仰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降临于他。他那矛盾的自我，或者说威廉·詹姆斯所谓的“变态的灵魂”，顿时得到了神奇的治愈。这种神奇是上帝的恩赐。没有它，罪人不可能有信仰，也不可能踏上得救的道路。此即新教思想之精髓，也是新教徒心路历程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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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公开他的发现之后，得到的反应热情踊跃，足以证明遭受内心折磨者大有人在。种田的农夫、自由城市里谨小慎微的商人、雄心勃勃的王公、颓败城堡里的破落骑士、圣坛前虔诚的僧侣，各类人中都有灵魂敏感的人。然而，对于自命风雅、沉迷酒色的教皇利奥十世来说，路德的感情迸发只不过是又一个小僧人在卖弄学问而已。路德的文章被转到一个神职官僚手里，这位官僚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对文章吹毛求疵，寻找里面的异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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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并没有坐等教皇的回答。对上帝恩赐的感受，加上6年前作为修道会的使者去罗马时留下的记忆，使他又产生了一个简化的想法：人人都是教士。他绝非天主教神职人员受礼时所说的“又一个基督”，但他也不需要罗马教廷做中间人。他自己能直接靠近上帝，西方各地头重脚轻的教会体制是无用的。为了巩固这个理论，他又提出了基督徒自由的原则，即“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主人，不从属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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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教士，是自由的主人翁，取消教会——路德把这一主张用德意志人日常通用的语言向他们广为宣传。它当然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路德并不想制造无政府主义者。他还声明了自由的另一面，即“基督徒是大众最恭顺的仆人，他服从于大众”，也就是说，他服从于由王公统治的世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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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非神职的当权者吃了定心丸，也标明了路德的道路。他无意中避开了危险的宗教先知的角色，承担起了反教权的作用。此举获得了多方支持。长期以来，攻击教皇一直是显示自己高明的一种做法，同时还用来作为一种敲诈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国王们争取到政治上的让步；另外一些人谋得主教的位置。然而，教会并未因此而得到任何改革。尽管人人认为教廷必须清除滥用权力的弊病，但是，我的特权不能碰。在这一点上，人人都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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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伊始首先明确了它的敌人：敌人不是天主教或它的教徒，而是教皇、他的下属以及他们搞的各种仪式，即敬神的种种烦琐手续。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中有41条遭到教皇的谴责。教皇的谕令传到维登堡时，路德借机示威，把谕令当众付之一炬，使围观的大学生人心大快。路德还把其他的一些教皇诏书、克雷芒六世的教令、《天使大全》以及一位为教皇摇旗呐喊的同僚约翰·冯·埃克写的一些书也一起扔进了火里。他说：“焚毁坏书是一个古老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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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微波掀起巨浪，一个平常的事件居然会引发革命，这实在令人错愕不已。不论是1517年的路德，还是1789年聚集在凡尔赛宫前的人群，都没有预想到他们的行动最终造成的结果。发动1917年革命的俄国自由派分子更是对后果始料不及。谁也没有预想到革命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破坏，谁也无法想象革命无论大小，都会煽起那么狂热的情绪和奇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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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有传言说某个僧侣对赎罪券提出了疑问，消息马上四下传开，迅疾异常，因为这传言与当时的形势恰好相符，同人们意识深处的某种情绪相吻合，或者说反映了当时的状态：传言可不是凭空而来——教会又在大规模出售赎罪券了。所涉及的事情和质疑者的名字引起了猜测、夸张、误解和编造，人们开始互相探问真情和这件事的含义，气氛因此而紧张起来。时间感发生了变化，似乎过得快了起来，本来遥远的未来也不那么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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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一时冲动，可能是为了打破紧张气氛，有人在教堂里大声喧哗，用石块砸破玻璃窗，因而挑起了一场殴斗。事情就这样在维登堡开始了。这显然不是一般的闹事。有人站出来高谈阔论，或是呼吁人群保持冷静，或是鼓动大家采取行动，不要袖手旁观。随着更多消息的传播，形形色色的人都卷了进去。对这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事务，有赞颂的，有谴责的，众说纷纭。这事务到底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它包括：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满怀希望地追求思想的新动向，痞子趁机聚众闹事，心怀不满的人发泄积怨。幻想狂、疯子、罪犯纷纷出动，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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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上帝！一个伟大的世纪在我的眼前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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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希望青春能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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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致纪尧姆·布德（15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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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那个黎明是何等幸福，青春是美妙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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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纪念法国大革命的诗句（18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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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和习俗被砸烂，污言秽语和公开的侮辱变得司空见惯。混乱之中，建筑物表面被涂写得乱七八糟，神像被毁坏，商店遭到抢劫。各种传单在兴奋和愤怒的人们中间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阅着，围绕着本已过时的一些话题又开始了尖锐的辩论：自由恋爱、教士结婚、僧侣破戒、共产共妻、立即一举清除一切罪恶和腐朽——创造一个崭新的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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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妙的现象发生了，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老百姓学会了他们原来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词汇和概念，像知识分子一样展开讨论；而知识分子则把他们通常关心的题目——艺术、哲学、学术研究——抛在脑后，因为革命的思想是唯一扣人心弦的主题。富人和“头脑清楚”的人出于恐惧而团结起来捍卫他们的财产和习俗，但是，该怎么办则意见不一。而且，许多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居然“站到了错误的一边”。权贵们密切观察，时而设法趁乱取利。舆论领导人力图把一些流行的想法综合起来，形成人们为之奋斗的一种立场。他们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或是安抚民众让他们放心，或是鼓动他们勇敢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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