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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并没有坐等教皇的回答。对上帝恩赐的感受，加上6年前作为修道会的使者去罗马时留下的记忆，使他又产生了一个简化的想法：人人都是教士。他绝非天主教神职人员受礼时所说的“又一个基督”，但他也不需要罗马教廷做中间人。他自己能直接靠近上帝，西方各地头重脚轻的教会体制是无用的。为了巩固这个理论，他又提出了基督徒自由的原则，即“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主人，不从属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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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教士，是自由的主人翁，取消教会——路德把这一主张用德意志人日常通用的语言向他们广为宣传。它当然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路德并不想制造无政府主义者。他还声明了自由的另一面，即“基督徒是大众最恭顺的仆人，他服从于大众”，也就是说，他服从于由王公统治的世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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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非神职的当权者吃了定心丸，也标明了路德的道路。他无意中避开了危险的宗教先知的角色，承担起了反教权的作用。此举获得了多方支持。长期以来，攻击教皇一直是显示自己高明的一种做法，同时还用来作为一种敲诈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国王们争取到政治上的让步；另外一些人谋得主教的位置。然而，教会并未因此而得到任何改革。尽管人人认为教廷必须清除滥用权力的弊病，但是，我的特权不能碰。在这一点上，人人都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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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伊始首先明确了它的敌人：敌人不是天主教或它的教徒，而是教皇、他的下属以及他们搞的各种仪式，即敬神的种种烦琐手续。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中有41条遭到教皇的谴责。教皇的谕令传到维登堡时，路德借机示威，把谕令当众付之一炬，使围观的大学生人心大快。路德还把其他的一些教皇诏书、克雷芒六世的教令、《天使大全》以及一位为教皇摇旗呐喊的同僚约翰·冯·埃克写的一些书也一起扔进了火里。他说：“焚毁坏书是一个古老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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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微波掀起巨浪，一个平常的事件居然会引发革命，这实在令人错愕不已。不论是1517年的路德，还是1789年聚集在凡尔赛宫前的人群，都没有预想到他们的行动最终造成的结果。发动1917年革命的俄国自由派分子更是对后果始料不及。谁也没有预想到革命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破坏，谁也无法想象革命无论大小，都会煽起那么狂热的情绪和奇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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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有传言说某个僧侣对赎罪券提出了疑问，消息马上四下传开，迅疾异常，因为这传言与当时的形势恰好相符，同人们意识深处的某种情绪相吻合，或者说反映了当时的状态：传言可不是凭空而来——教会又在大规模出售赎罪券了。所涉及的事情和质疑者的名字引起了猜测、夸张、误解和编造，人们开始互相探问真情和这件事的含义，气氛因此而紧张起来。时间感发生了变化，似乎过得快了起来，本来遥远的未来也不那么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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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一时冲动，可能是为了打破紧张气氛，有人在教堂里大声喧哗，用石块砸破玻璃窗，因而挑起了一场殴斗。事情就这样在维登堡开始了。这显然不是一般的闹事。有人站出来高谈阔论，或是呼吁人群保持冷静，或是鼓动大家采取行动，不要袖手旁观。随着更多消息的传播，形形色色的人都卷了进去。对这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事务，有赞颂的，有谴责的，众说纷纭。这事务到底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它包括：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满怀希望地追求思想的新动向，痞子趁机聚众闹事，心怀不满的人发泄积怨。幻想狂、疯子、罪犯纷纷出动，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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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上帝！一个伟大的世纪在我的眼前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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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希望青春能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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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致纪尧姆·布德（15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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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那个黎明是何等幸福，青春是美妙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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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纪念法国大革命的诗句（18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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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和习俗被砸烂，污言秽语和公开的侮辱变得司空见惯。混乱之中，建筑物表面被涂写得乱七八糟，神像被毁坏，商店遭到抢劫。各种传单在兴奋和愤怒的人们中间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阅着，围绕着本已过时的一些话题又开始了尖锐的辩论：自由恋爱、教士结婚、僧侣破戒、共产共妻、立即一举清除一切罪恶和腐朽——创造一个崭新的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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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妙的现象发生了，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老百姓学会了他们原来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词汇和概念，像知识分子一样展开讨论；而知识分子则把他们通常关心的题目——艺术、哲学、学术研究——抛在脑后，因为革命的思想是唯一扣人心弦的主题。富人和“头脑清楚”的人出于恐惧而团结起来捍卫他们的财产和习俗，但是，该怎么办则意见不一。而且，许多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居然“站到了错误的一边”。权贵们密切观察，时而设法趁乱取利。舆论领导人力图把一些流行的想法综合起来，形成人们为之奋斗的一种立场。他们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或是安抚民众让他们放心，或是鼓动他们勇敢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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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愈演愈烈。各种党派逐渐形成，它们自立名号，或被别人轻蔑地加上绰号。朋友反目，夫妻成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人被指控为“叛徒”，事实上也的确有人改换门庭。当局不知所措，教会的领导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希望这场动乱最终会像过去所有的运动一样烟消云散。但是，权力和财产的转手却无可阻挡，这就是革命的象征，是它最终确定了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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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打着改革和道义的旗号，公开没收了英国大小修道院的财产，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在16世纪，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政府没收教会财产的事件屡见不鲜。在转手的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每过几年都要签订新的条约，有的是确认没收的行为，有的是推翻先前的决定。在旁观者看来，事态的发展如奔腾的洪水，而对局内人来说，它却是个周而复始的大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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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给人带来的大致就是这种“感觉”。每次革命的成果和流血的程度不同，但它们的动机基本上由同样的因素组成：希望、野心、贪婪、恐惧、欲望、嫉妒、对秩序和艺术的仇恨、狂热、英勇的献身精神以及对破坏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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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使一个君主领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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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的双眼放出福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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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即安妮·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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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之乐》，摘自格雷的《墓园挽歌》，讲亨利八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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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路德的思想广为传播的时候，正值亨利八世请求教皇宣告他的婚姻无效之际，因为他真心认为，他得不到男性后嗣是因为他和凯瑟琳王后的婚姻是乱伦。这位国王曾经撰文攻击路德，为此，教皇封他为“基督教的捍卫者”。但现在捍卫者不得不与教皇决裂，因为，凯瑟琳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姑妈，查理五世根本不会允许离婚，所以，教皇也不敢准许离婚。在这场闹剧中，一个新的英国国教诞生了，它的最高领导不是僧侣，而是国王，并从此永远独立于罗马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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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王的行动是为了保护他本人和王室的权力。尽管他没有改变神学教义，但他对教会土地的没收等于是朝着下一场革命默默地迈出了一步（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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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想，为什么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没有听从教皇的要求去惩罚路德和他那些追随者呢？为了诱使腓特烈服从这个要求，教皇还奉送了“金玫瑰”这个崇高的荣誉。腓特烈创建了维登堡大学，并安排了学校的人员编制，因此，他既是路德的君主，又是路德的雇主。他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热衷于收藏圣人遗物。据说他共收藏了8000多件圣物，包括耶稣摇篮里的干草。但是，他终其一生一直在保护这位焚烧教皇敕书的僧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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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如此类抵触教皇的迹象中，可以察觉到世俗统治者对宗教统治者的反感，地方当局对中央当局的敌对，以及德意志人民族感的加强，这造成了对“外来”要求的不耐烦。在与教皇和罗马教廷的冲突中，一些人自然而然会感到“那些意大利人”在干预“我们的事务”。其他人可以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找到民族自豪感——尽管当时日耳曼民族并不存在。在塔西佗笔下，罗马既腐朽又卑贱，而各个日耳曼部落则具有高尚的道德和自由。萨克森的腓特烈不一定会同意这种站不住脚的对比，但是个人的情感驱使他去保护路德：梵蒂冈的官员要对他心爱的大学里的教员兴师问罪，这是对他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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