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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有传言说某个僧侣对赎罪券提出了疑问，消息马上四下传开，迅疾异常，因为这传言与当时的形势恰好相符，同人们意识深处的某种情绪相吻合，或者说反映了当时的状态：传言可不是凭空而来——教会又在大规模出售赎罪券了。所涉及的事情和质疑者的名字引起了猜测、夸张、误解和编造，人们开始互相探问真情和这件事的含义，气氛因此而紧张起来。时间感发生了变化，似乎过得快了起来，本来遥远的未来也不那么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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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一时冲动，可能是为了打破紧张气氛，有人在教堂里大声喧哗，用石块砸破玻璃窗，因而挑起了一场殴斗。事情就这样在维登堡开始了。这显然不是一般的闹事。有人站出来高谈阔论，或是呼吁人群保持冷静，或是鼓动大家采取行动，不要袖手旁观。随着更多消息的传播，形形色色的人都卷了进去。对这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事务，有赞颂的，有谴责的，众说纷纭。这事务到底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它包括：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满怀希望地追求思想的新动向，痞子趁机聚众闹事，心怀不满的人发泄积怨。幻想狂、疯子、罪犯纷纷出动，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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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上帝！一个伟大的世纪在我的眼前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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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希望青春能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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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致纪尧姆·布德（15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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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那个黎明是何等幸福，青春是美妙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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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纪念法国大革命的诗句（18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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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和习俗被砸烂，污言秽语和公开的侮辱变得司空见惯。混乱之中，建筑物表面被涂写得乱七八糟，神像被毁坏，商店遭到抢劫。各种传单在兴奋和愤怒的人们中间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阅着，围绕着本已过时的一些话题又开始了尖锐的辩论：自由恋爱、教士结婚、僧侣破戒、共产共妻、立即一举清除一切罪恶和腐朽——创造一个崭新的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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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妙的现象发生了，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老百姓学会了他们原来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词汇和概念，像知识分子一样展开讨论；而知识分子则把他们通常关心的题目——艺术、哲学、学术研究——抛在脑后，因为革命的思想是唯一扣人心弦的主题。富人和“头脑清楚”的人出于恐惧而团结起来捍卫他们的财产和习俗，但是，该怎么办则意见不一。而且，许多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居然“站到了错误的一边”。权贵们密切观察，时而设法趁乱取利。舆论领导人力图把一些流行的想法综合起来，形成人们为之奋斗的一种立场。他们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或是安抚民众让他们放心，或是鼓动他们勇敢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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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愈演愈烈。各种党派逐渐形成，它们自立名号，或被别人轻蔑地加上绰号。朋友反目，夫妻成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人被指控为“叛徒”，事实上也的确有人改换门庭。当局不知所措，教会的领导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希望这场动乱最终会像过去所有的运动一样烟消云散。但是，权力和财产的转手却无可阻挡，这就是革命的象征，是它最终确定了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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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打着改革和道义的旗号，公开没收了英国大小修道院的财产，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在16世纪，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政府没收教会财产的事件屡见不鲜。在转手的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每过几年都要签订新的条约，有的是确认没收的行为，有的是推翻先前的决定。在旁观者看来，事态的发展如奔腾的洪水，而对局内人来说，它却是个周而复始的大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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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给人带来的大致就是这种“感觉”。每次革命的成果和流血的程度不同，但它们的动机基本上由同样的因素组成：希望、野心、贪婪、恐惧、欲望、嫉妒、对秩序和艺术的仇恨、狂热、英勇的献身精神以及对破坏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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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使一个君主领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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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的双眼放出福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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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即安妮·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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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之乐》，摘自格雷的《墓园挽歌》，讲亨利八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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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路德的思想广为传播的时候，正值亨利八世请求教皇宣告他的婚姻无效之际，因为他真心认为，他得不到男性后嗣是因为他和凯瑟琳王后的婚姻是乱伦。这位国王曾经撰文攻击路德，为此，教皇封他为“基督教的捍卫者”。但现在捍卫者不得不与教皇决裂，因为，凯瑟琳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姑妈，查理五世根本不会允许离婚，所以，教皇也不敢准许离婚。在这场闹剧中，一个新的英国国教诞生了，它的最高领导不是僧侣，而是国王，并从此永远独立于罗马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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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王的行动是为了保护他本人和王室的权力。尽管他没有改变神学教义，但他对教会土地的没收等于是朝着下一场革命默默地迈出了一步（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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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想，为什么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没有听从教皇的要求去惩罚路德和他那些追随者呢？为了诱使腓特烈服从这个要求，教皇还奉送了“金玫瑰”这个崇高的荣誉。腓特烈创建了维登堡大学，并安排了学校的人员编制，因此，他既是路德的君主，又是路德的雇主。他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热衷于收藏圣人遗物。据说他共收藏了8000多件圣物，包括耶稣摇篮里的干草。但是，他终其一生一直在保护这位焚烧教皇敕书的僧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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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如此类抵触教皇的迹象中，可以察觉到世俗统治者对宗教统治者的反感，地方当局对中央当局的敌对，以及德意志人民族感的加强，这造成了对“外来”要求的不耐烦。在与教皇和罗马教廷的冲突中，一些人自然而然会感到“那些意大利人”在干预“我们的事务”。其他人可以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找到民族自豪感——尽管当时日耳曼民族并不存在。在塔西佗笔下，罗马既腐朽又卑贱，而各个日耳曼部落则具有高尚的道德和自由。萨克森的腓特烈不一定会同意这种站不住脚的对比，但是个人的情感驱使他去保护路德：梵蒂冈的官员要对他心爱的大学里的教员兴师问罪，这是对他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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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宗教分裂还不成气候，教皇的要务仍然是打击异端。他争取到了刚刚当上罗马帝国皇帝，年少气盛的查理五世的支持。查理五世同意等帝国议会，即著名的沃尔姆斯议会，下一次开会时审判维登堡那个捣乱分子。审判者软硬兼施，第一天，被告曾现出刹那的软弱，但第二天即表现得英勇不屈——简直像悲剧情节的转折。腓特烈担心路德有性命之虞，于是派人把他劫走，藏在一座城堡里，这座城堡就是现在成了旅游胜地的瓦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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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逃过一劫以及他的理论得到传播全靠世俗力量在多地同时给予的支持。一个革命思想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不相关的利益”的强有力支持，而唯有军事力量能保证这一思想不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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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特堡，尽管魔鬼派出的群鸦乱噪，多方捣乱，路德还是把《新约》翻译成了德文，并且选择了绝大多数人都懂的一种方言。如果大家都能看懂福音的话，就会明白他的意见是正确的。福音派（Evangelical）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它比新教徒的名称老得多，也一直比新教徒一词更常用。新教徒（Protestant）的名称事出偶然，来源是一些代表抗议（protest）可能和天主教徒签署的一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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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虽然由于这意外的原因停止了传教，但他仍然不断地向德意志人论述有关宗教、道德、政治和社会的重要问题。他为朋友们撰写的小册子和书籍以及致友人的信函被朋友“转印”出来，他还洋洋洒洒地撰写了大量的《圣经》评注、训诫和颂词。教徒把他的拉丁文著作翻译成德文，德文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为把一个问题推广到全国范围而发起如此紧锣密鼓的宣传，这是史无前例的。反对派也进行反攻，大学里出现了两派对峙，这些事件又被写成文章。向基督徒宣传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是良好社会的文章铺天盖地。这种现象350年后才告一段落。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起码在英国）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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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在20世纪末又重新打响。宗教极端主义者是路德的唯《圣经》主义者在20世纪的翻版（＞44；261）。像450年前一样，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派，仅在法国就有172个，其中大多数是基督教教派。这种寻找信仰的新浪潮所带来的结果与当初一样，不过今天的骚动不如16世纪时的宣传鼓动那么彻底。人们要求全面回归宗教早期的状态，高呼原始主义的主题——回归到根本！当人们认为繁复的累赘已经埋没了一个体制原来宗旨的时候，当所有要求改革的理论都陷于失败的时候，他们中间最有思想、最活跃的人便会希望从“文明中解脱出来”。毋庸赘言，路德提出的“基督徒自由”也为现代的解放这一突出的主题打响了第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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