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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不了解这可恶的病。我想它首先是老年人体弱的表现；其次，它是我长期劳累和思想紧张的结果；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撒旦对我的打击。倘若确实如此，那么，我的病就无药可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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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15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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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福音书重要性的路德如此坦白，这是他和其他信徒之间的一大区别。很难想象加尔文和诺克斯会承认这一点。这使他和伊拉斯谟的观点更为接近，虽然他自己对此并无意识。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他不是“先知”。他没有听到“召唤”，他甚至不认为自己“被开释了”，即得救了。但他是在为上帝做事，有时不惜违逆自己的本意。“我杀害了农民。他们的死都算在我的头上；可这是主的命令。”他厌恶自己早期的一些著作。为了和不可见的世界沟通，他不断与魔鬼进行辩论，他认定应该把女巫立即处死，以防更大的祸害发生。对此，执法者不应该感到不安。“想一想慈悲的上帝说这话的时候是多么严厉：‘咒骂父母的人应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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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令人不快的这一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旦刻板的唯《圣经》主义站住了脚，任何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残酷行为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依据，虽然正如路德所说，《旧约》和《新约》一个严厉，一个慈悲，互不相容。就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这类要求绝对服从的非宗教意识形态一样，全看从哪个部分断章取义。在新教革命中，《旧约》或《新约》各自主宰了某一代人、某一个地方、某一位领袖。有时人们也对二者同时遵守，但行动中自相矛盾。圣书的解释者一会儿像耶稣那样悲悯宽恕，一会儿又像耶和华那样无情惩罚。对于那些有怜悯心的人来说，虔诚要求他们为服从正义而牺牲自然的情感；惩罚别人尽管使他们于心不忍，但借用天主教的用语说，它是一种“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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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要坚决惩罚的是犯罪分子和与魔鬼为伍的人。他认为其余的人不应因为他们的见解而受罚，像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实施的那样。路德看到梅兰希顿研究占星术，不断地预测罗马帝国皇帝的死期，这是崇拜偶像的行为：“星座和我们毫无关系”。但是，占星术家和炼金术士不应该被惩罚，甚至不应该被骚扰。宣扬日心说的哥白尼是大傻瓜，他的观点完全是疯话——不用理会他。像伊拉斯谟那样的人文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到时候自有报应。对于“不可挽救的大事”，不值得动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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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有很强的幽默感，不因为人有弱点而烦恼。（在这一点上，他和伊拉斯谟一样，与所有其他的改革派不同。）他知道自己也有同样的弱点。按照福音的教诲，他认为忏悔的罪人比自以为是的人更可敬。事实上，他好几次贬斥“一味的好人”。这种信仰与道德行为对峙的现象在西方文化中屡次出现，后来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及其价值观”的轻蔑。与过失和犯罪相比，体面显得呆板而又懦弱。在一次准备宣讲以醉酒著名的诺亚的布道词时，路德这种观点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头一天晚上，他在撰写布道词的时候，“笑着喝了一大口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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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路德也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圣经》是真正信仰的唯一向导，里面每一个字都是“珍果”，意思明了，不得引申解释它的寓意，否则便成了无神论者。路德讥讽那些对《圣经》含义作引申解释的人说：“我自己就能给他们写寓言。”与此同时，像路德这样聪明和诚实的人不可能对圣书中许多矛盾之处视而不见。当他以《旧约》为依据，建议黑森的菲利普重婚并对此保密的时候，他内心一定十分痛苦，因为他知道他所敬爱的使徒圣约翰和圣保罗绝对不会准许这样做。他不得不把圣詹姆斯贬为“稻草做的福音”，因为它宣传行善就能保证信仰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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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年，像他早年在修道院的时候一样，他都承认情感和信仰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交战。他最宠爱的女儿死了以后，他呼喊道：“亲爱的莉娜，你是好了。我精神上为你快乐，肉体却难忍悲伤。”他的不快乐逐年增加——对新教教义的背叛，他影响力的减弱，各处贪婪现象的加剧（“王公们就是牟利者”），世界“对福音不感恩”，土耳其人“百战百胜”，皇帝不断打败新教盟军，等等。简而言之，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始瓦解。世界的末日一定快来临了。有人看见了幻象，说天上出现了血、人影和燃烧着的十字架。恐怕尾声已到，世界就要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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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他的“论纲”登出不到30年后，于1546年溘然长逝。一年之后，维登堡遭到围剿，萨克森选帝侯被捕，财产全部没收。路德发动的革命失败的命运就此注定。又经过了八年的斗争，才缔结了和平条约。条约承认了新教的独立，但只能是集体的独立。任何一个王公（和城镇）都可以选择新教或天主教，而臣民必须服从王公的选择，也可以自己离开；反抗者的唯一选择就是自我流放。最后一条暗示了，而且是部分地实现了个人主义。革命虽然没有在整个西方取得普遍的成果，但它已是既成事实，使西方生活的众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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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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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在对历史的评价中，把新教改革总结为逃避约束。的确，解放是一切革命最明显的诱惑。革命煽动民众的情绪，使人感觉社会生活永远是对他们的束缚。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不满”的根源。与这种感觉纠结在一起的还有另一种感觉，即古老的习俗是繁重的例行公事，其枯燥乏味是伊拉斯谟的“愚人”的任意玩耍所无法减轻的。人们感到的只有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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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的结论提醒了我们：16世纪初所打碎的不只是根深蒂固的陈腐习俗，革命的实际得益者也不仅限于王公，它还为普通人解除了一套难以承受的责任。福音传教士所谴责的“德行”每天都要消耗金钱、时间和精力。弥撒是免费的，但纪念人一生中重大事件的活动却需要花钱，如孩子的洗礼和第一次圣礼、婚礼、临终仪式和购买墓地。忏悔以后的赎罪包括到圣地朝拜、奉献祭品，后来还包括购买赎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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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基督徒必须定期施舍钱财，为病人和死去的人买蜡烛，做弥撒。然后是交钱给“奉金收集人”，帮助教皇在罗马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不时还有修道士上门化缘。把尸体运到墓地要花一个金币（六个先令），相当于为去世的人念颂20次祈祷词的费用。在有些为难的情况下，还需要赎罪，这是一项少不了的可观开销。可恨的是，什一税（教会对土地征收的十分之一的捐税）不是交给贫穷的教区教士，而是落到了附近富裕的僧侣手里，而他们并未为拯救纳税人的灵魂出过什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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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守斋和参加各大节日的游行也要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些虔诚的富人甚至觉得有义务出资维持一个小教堂，不停地为死去的人唱弥撒。还有些人临终前把财产和土地捐给教堂，剥夺了后人的继承权，缩小了市场的供应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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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善行形成了僧侣阶层的利益，也激起了别人对他们的反对。当大片的地产移交到已经是一省之主的大主教手中时，王公们觉得他们的领地正在被逐渐蚕食。由于宣布的圣人节日越来越多，自由城市里的商人和手艺人被迫休业，损失了许多赚钱的机会。因为大主教第一年的收入要进贡给教皇，普通人的奉金也上交教皇，造成金钱大量流向罗马，使世俗统治者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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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的宗教仪式带来的是安慰还是焦虑，这当然难以衡量。有些人可能愿意到西班牙最西端的孔波斯特拉的圣詹姆斯教堂去朝圣，或者到附近的一个镇上去瞻仰圣人遗物，把这种活动作为对日常生活的调剂。圣人节日和游行也一样。经常参加仪式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保健活动，祈祷、忏悔、星期五吃鱼等于是跑步和计算卡路里的摄入，遥远的圣坛就像是梅奥诊所[2]。这样的比喻只适用于并不狂热的人，当时大多数人是属于这一类的。但谁都知道，忽略了灵魂是要下地狱的。定期的仪式从心理作用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巩固信仰的可靠方式，但后来被谴责为最后审判日算账的粗俗做法。当这个算账的做法失败之后，路德宣称：“我们又找到了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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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救世主来取代宗教行为是改变现实，也就是改变文化和个人的行为。崇拜圣人曾经是多神教的做法，人需要求众神保佑。每一个活着的人、每一项活动和制度、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以圣人命名，在他或她的庇护下生活。欧洲仍有不少天主教徒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庆祝同名的圣人的节日。不同的人祈祷的对象不同：出门的人向圣克利斯托弗祈祷，水手向圣埃尔莫祈祷，老姑娘向圣凯瑟琳祈祷，孩子病了求圣热尔曼，钥匙掉了求圣西瑟，想甩掉讨厌的丈夫便求圣威尔吉福提斯，大难当头便求圣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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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圣人的分工是早期西方的多神教徒皈依基督教时形成的。为了方便大家接受新的宗教，基督教的许多仪式和节日根据当时的习俗做了调整，由圣人取代了地方神祇。圣诞节、复活节和祈祷节（开春祝福土地）都是多神教节日的翻版。因此，清教徒仇视圣诞节，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圣诞节被禁止了22年。在我们当今的时代，1982年，南卡罗来纳州的真理堂教（125个成员）把一个圣诞老人像吊上绞架，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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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传统的力量，路德允许崇拜圣母马利亚。在中世纪晚期，由于人们把怜悯和母性联系在一起，所以请求宽恕时找圣母马利亚而不是求耶稣。路德回忆 说，他童年的时候，在布道中提到耶稣被认为是“女人气”。但是路德不允许教众向马利亚的母亲圣安妮或向其他受上帝宠惠的圣人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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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之后新生活的这些细节说明了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这场革命严格来说不是宗教革命，而是神学革命。基督教并未让位于另外一个宗教，西欧人仍然笃信《旧约》中的奇迹。人不只是生活在田野中和街巷里，周围还存在着一个充满危险的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这个世界受着一种永存的正义权力的主宰，它决定一切，记录着人们心灵的所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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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所改变的是围绕信仰慢慢形成的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使用这一现代术语使人更容易理解持不同修正意见的各种宗教派别为何彼此表现出如此的愤怒。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会以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耶稣的名义来发动“宗教战争”。在这一点上，似乎有这样的共识：“非友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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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无法完全理解派别之间的残杀。物质的原因固然会引起战争，但战斗的激情远远不只是要夺回财产或报仇。16世纪宗教信仰的实质现在很难吃透，因为从那以后发生的千变万化使人的心念脱离了拯救灵魂的目标。信仰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分成了不同的分支，强烈的程度也被冲淡了。现在人们轻松地谈论别人（或自己）的宗教倾向——就像它是一种饮食或运动方面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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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因为大多数西欧人认为物质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希望和最信任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每一个教徒的周围都有众多不信教和信仰不同教义的人。所有教义都得到宽容，它们一定都值得信仰，从某个意义上说都是“正确”的。在16世纪和更早期的时候，曾有一些无神论者，但是，不相信是一回事，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变态的邪恶；没有信仰却是另外一回事，它使信教的人更加不安，尤其当这种现象被视为习以为常的时候。信仰一旦失去了它的单一性，它在生活中的中心作用就随之消退，人们因此会失去和天下人享有共识的感觉。如果周围的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一些根本性的思想，它们就一定是真理。对多数人来说，这是最令人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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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新教革命摧毁了所有信仰。如今，去教堂的人以千百万计，各种教派多达数百个，足以证明信仰的重振（＜10；28＞）。20世纪90年代，教徒对于“世俗的人文主义”发起了激烈的进攻，使得宗教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潮之后，一跃成为公共辩论中的重要题目（40＞）。但是，新教确实摧毁了独一无二的真理和一致的信仰这一西方人过去的心灵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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