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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革命之前、期间和之后，人们不管虔诚的程度深浅，始终相信他们不时会需要上帝的帮助。在信中，人们总是求上帝保佑收信人，保佑这个罪孽的时代，还有写信者下一次的旅行或计划。商人在启用新账本的时候，扉页上总是写上“上帝保佑，财源茂盛”的字样。震撼人心的事件被视为上帝的警告或指令，比如年轻的路德在去法学院的路上被雷雨惊吓，他认为自己受惊是上帝旨意的显灵，要他为上帝服务，于是当时就许愿出家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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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要做好几次祷告，就像我们为了保持清洁而洗澡一样，因为魔鬼和它的爪牙们像细菌一样无处不在。撒旦各处活动，像竞选的政客一样做出各种承诺。在旅行中，路德发现撒旦隐藏在树丛中、云层里、废墟内。他知道福音主义者事业的波折是魔鬼捣乱造成的。女巫也是威胁，即使她们能为人治病。当然，天主教徒可以呼唤圣人或圣物的名字来抵挡撒旦。脚踏实地的教徒，无论是信天主教还是新教，所持的信念都类似东方的摩尼教，即世界被两种势力所主宰，邪恶的势力应该打击，善良的势力应该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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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包含了基督教的理想：在世界上一无所求。新教则自始至终是世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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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19世纪的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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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只是刮掉了仍然束缚着我们思想的枷锁上的一点儿锈。……达尔文主义是新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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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赫胥黎（19世纪的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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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的沧桑显示了拯救的价值。得到了拯救便万事大吉，而得救的保证是上帝最大的恩赐，这就是路德从“得救预定论”中得到的“安慰”。它保证被选中的人肯定会得到拯救。这是上帝给予他们的恩赐，不是通过努力就可以争取得到的。尽管如此，哪怕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在病中或死前还是担忧不已：他是否命中注定要永生呢？在16世纪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拯救被理解为“肉体的重生”。福音的承诺是实实在在的：身体会复活。学者对发问的人回答说：圣奥古斯丁说过，生前脱落的头发和剪掉的指甲在秉承天意重生的身体上会全部复原，尽管肉眼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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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使用的另一个术语“灵魂永生”，许诺的是一种不那么明确、无形的和脱离肉体的幸福。这个术语在后来几世纪才流行起来。1513年，天主教把它作为一条教义提出来，当时是针对有学问的人而不是对大众的，目的是抵制有些哲学家的“智力统一”论，即所谓一股精神来自上帝，灵魂从这股精神中生成，最后又回到那里。这些哲学家认为“绝对”既是上帝也是灵魂的来源，这一理论是19世纪欧洲和美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前奏。个人和他人融为一体，因而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这种可能性是福音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都不能接受的，尤其是福音主义者，他们坚持每人都有一条直通上帝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热线”。威廉·詹姆斯把他们称作“反社会的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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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一些信徒极其重视个人，甚至宣称每个灵魂是单独创造出来的。另外一些人则可以接受灵魂的共同起源说。前一类人称为创世论者，这个名称现在指的是那些攻击进化论并认为整个人类都是由亚当和夏娃繁衍而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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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给他们的人民讲的天堂中有感受得到的快乐，但是他们的地狱里有什么苦难却不清楚。基督教徒恰恰相反，他们说，在地狱里我们将承受各种痛苦，但是天堂里有什么享受就不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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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塞尔顿（165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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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就说这么多。革命还改变了文化的其他方面。根据新教的规矩，教堂不再兼作公共议事所、节日宴会厅和上演道德戏剧的剧场，也不能再上演歌舞杂耍，不能再举办一年一度的由“昏君”所主持的愚人节狂欢会餐，给信徒提供一个放松的机会。新建的新教“会堂”不能像天主教堂那样，在战争时期给妇女和儿童提供庇护所，更不能给罪犯提供庇护，教堂的民事作用因此而全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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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每一次新的教派改革，教堂的装饰物日渐减少。路德并不反对鲜花，他也不像一些狂热分子那样，要砸碎古老教堂的彩色玻璃和塑像。但是，画像、神坛桌布、蜡烛和圣物必须取缔，十字架和香火也必须取缔。罗马教会神职人员的服饰繁复异常，不同级别的人在不同场合所穿服装的颜色和布料，戴的帽子或圣带的形状，佩的金银饰物和镶边都各不相同，五花八门，使人观之难忘。英国的清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称其为“粉饰偶像”。具有说明意义的是，那些部分是由于感官上的原因而向往宗教的人仍然选择天主教作为信仰，每一代人里都有这样的人。而对其余的人来说，教堂和艺术之间悠久的联系被永远地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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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会的牧师往往娶妻生子，主持礼拜时身着普通衣衫。所谓牧师便是被选举出来为众人服务的那个人。当然，他仍然必须有一定的学问，需要有一定的正式神职授权。教区的教众自己选择他作牧师，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异见教派的出现，教众也日益担当起支持他们的领袖及其活动的作用。路德宗仍然有主教，有的是选举出来的，由国家支付薪金。英国圣公会教会保留了等级制度，其他的教会由在俗的人担任执事或长老。极端分子严格按字面理解路德所说的“人人为教士”的意思，比如，虔信派和教友派教徒“自我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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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新教教派的教徒在礼拜中都参与唱赞美诗。没有唱诗班，也不让僧侣替教友唱诗赞美主。所有的信徒聚集一堂，不熟练但诚心诚意地唱颂歌词和曲调简单的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可能是路德根据圣歌或福音书中的一段编写的，内容不是威胁便是承诺，如“主啊，不管我们奉献给你多少，都会得到加倍的报偿”。人们不再下跪，不再向神父忏悔。人人都领受面包和葡萄酒这“两种圣餐”——面包不是祝圣过的薄饼，而是真正的面包，不过稍有一点儿陈了。过去只有神父领受葡萄酒，以免平常人不慎洒了耶稣的血。教士如洒了酒，手指要被切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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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心不在焉的神父给一窍不通的听众念拉丁文的仪式也被取缔。训诫使用普通语言，被称为布道。布道的篇幅逐渐缩短，在布道刚刚成为新教仪式的一个主要内容时，尤其是在举办公开仪式时，一次布道可长达3小时之久。直到19世纪，对《圣经》中一两句话做“讲解”还需要一个小时，一天做两次礼拜是家常便饭。“英国人的礼拜天”成了形容一种奇怪的时间分配的用语。由于取缔了圣物和画像，新教徒只是在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孩子们上教会学校），而天主教徒至今还保持着一天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教堂祈祷和冥思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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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徒减少了圣礼引起的敬畏。他们取缔了临终的圣礼，其他的活动也只是仪式，失去了神秘的含义。圣餐仪式——早期叫感恩祭——没有弥撒那么频繁，路德认为一年四次就够了，而且它也不再能给死者和亲朋好友带来什么好处。别的解放包括新教徒可以与堂表亲通婚，如确实“年迈”的话，可拒绝宣誓或担任治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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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圣经》成为思想和精神食粮，这是最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变迁，其意义可以与穆罕默德给他的人民带来《古兰经》相比。路德20岁以前没有见过《圣经》，他所受的宗教教育完全是以神父为他选择的内容为基础的。在他之前，就有不少有思想的人希望把上帝的话带给人民，曾有过十几个翻译成普通语言的《圣经》版本。但是，是路德汇集了这些努力，使《圣经》成为所有新教教徒的圣书（bible的原意是书），甚至在天主教徒的思想上也留下了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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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新教徒中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首先，它使整个人民有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高级意义上的共同文化。19世纪的一件事便是很好的例子：一次柯勒律治在伦敦讲授英国的伟大作家这个题目，偶然提到约翰逊博士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边脏水沟里躺着一个生病的烂醉女人，约翰逊用宽大的肩膀把她背回自己简陋的住所，给了她食物并留她过夜。时髦的听众大哗，男人嗤笑，女人愕然。柯勒律治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提醒各位想一想撒马利亚人的寓言。”全场顿时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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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部完整的文学著作，是座图书馆。它是诗歌和短篇故事的汇编。它的内容包括历史、传记、地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卫生学、社会学（而且是统计社会学）、宇宙学、伦理、神学，应有尽有。《圣经》对熟悉它内容的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生动地记载了人间事务。它虽然是宗教著作，但是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无论哪种家庭或社会情形都能从《圣经》中找到相应的例子和道德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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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圣经》，你会发现数不尽的出乎意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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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赫伯特《罪孽》（16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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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家里往往只有《圣经》这本书，恭敬地放在重要的地方，空白的扉页上常常记载着家庭的历史，如姓名和生死婚嫁的日期。就此形成了除了饭前谢恩之外，家庭中一天还做三到四次祷告的习俗。当父亲或祖父给聚集一堂的家人，甚至包括佣人，朗读《圣经》时，很自然会用赞美主的祷告词以及其他恰当的词句来抒发激情。在以后世俗思潮占上风的时代，大多数人失去了朗读《圣经》的习惯，人们思想和典故的共同背景也随之消失。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取代《圣经》这方面作用的好像只有报纸上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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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福音主义教派繁衍出了现代数以百计的新教教派。目前，这样的教派大约有325个。它们形成的原因是心灵启悟，加以对于《圣经》经文的钻研。关于对《圣经》内容的理解或是新先知的真实性，经常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常常就某个做法的细节产生异见。分歧不一定大，却有象征性的意义。门诺教拒绝使用机器，教徒不准钉纽扣。精神不正常但号召力十足的乔治·福克斯为了实现彻底平等，迫使教友派的教徒互相称汝，而不用你（常常所用不当），不准他们对任何人脱帽行礼。摩门教根据后来出现的另外一条训诫，奉行一夫多妻制；基督教科学派则根据一条更新的训诫拒绝承认疼痛，当然也拒绝用药。我们这个时代还出现了通过集体自杀以求得到拯救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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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旷日持久、最充满暴力——应当说是鲜血淋漓——的冲突是由关于圣餐、三位一体、洗礼、恩赐、德行和得救预定论的争议而引起的。所有福音主义者共同的宗旨是憎恨天主教教会，称其为“巴比伦的娼妇”。唯有一个以斯特拉斯堡为中心，以两位卓越的思想家马丁·布塞尔和约翰·胡茨根为首的团体吁请大家就根本性问题达成协议，不要再进行这种致命的吹毛求疵。他们被称为宗教极端主义者，或是不置可否论者，这后一个名称更加贴切，意思是反对破坏。所有别的教派都对他们恨之入骨，只少数有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除外。温和与明智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今天，不管是在伊斯兰教国家还是在基督教国家，宗教极端主义的意思与那时斯特拉斯堡人的主张都截然相反，它的表达方式无一例外都是暴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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