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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圣经》，你会发现数不尽的出乎意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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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赫伯特《罪孽》（16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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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家里往往只有《圣经》这本书，恭敬地放在重要的地方，空白的扉页上常常记载着家庭的历史，如姓名和生死婚嫁的日期。就此形成了除了饭前谢恩之外，家庭中一天还做三到四次祷告的习俗。当父亲或祖父给聚集一堂的家人，甚至包括佣人，朗读《圣经》时，很自然会用赞美主的祷告词以及其他恰当的词句来抒发激情。在以后世俗思潮占上风的时代，大多数人失去了朗读《圣经》的习惯，人们思想和典故的共同背景也随之消失。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取代《圣经》这方面作用的好像只有报纸上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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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福音主义教派繁衍出了现代数以百计的新教教派。目前，这样的教派大约有325个。它们形成的原因是心灵启悟，加以对于《圣经》经文的钻研。关于对《圣经》内容的理解或是新先知的真实性，经常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常常就某个做法的细节产生异见。分歧不一定大，却有象征性的意义。门诺教拒绝使用机器，教徒不准钉纽扣。精神不正常但号召力十足的乔治·福克斯为了实现彻底平等，迫使教友派的教徒互相称汝，而不用你（常常所用不当），不准他们对任何人脱帽行礼。摩门教根据后来出现的另外一条训诫，奉行一夫多妻制；基督教科学派则根据一条更新的训诫拒绝承认疼痛，当然也拒绝用药。我们这个时代还出现了通过集体自杀以求得到拯救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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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旷日持久、最充满暴力——应当说是鲜血淋漓——的冲突是由关于圣餐、三位一体、洗礼、恩赐、德行和得救预定论的争议而引起的。所有福音主义者共同的宗旨是憎恨天主教教会，称其为“巴比伦的娼妇”。唯有一个以斯特拉斯堡为中心，以两位卓越的思想家马丁·布塞尔和约翰·胡茨根为首的团体吁请大家就根本性问题达成协议，不要再进行这种致命的吹毛求疵。他们被称为宗教极端主义者，或是不置可否论者，这后一个名称更加贴切，意思是反对破坏。所有别的教派都对他们恨之入骨，只少数有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除外。温和与明智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今天，不管是在伊斯兰教国家还是在基督教国家，宗教极端主义的意思与那时斯特拉斯堡人的主张都截然相反，它的表达方式无一例外都是暴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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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是否只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呢？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当时和现在对人的生活两类不同解释之间的文化连贯性，便会发现并非如此。尽管存在着语言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这种对比还是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走过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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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改革派把圣餐——指谢恩和纪念耶稣与门徒共进的最后一次晚餐——看作他们的中心圣礼。他们在这一点上与天主教相同。但是，新教徒不接受这种概念，他们不认为神父有法力把面包和葡萄酒变成耶稣的血和肉——即圣餐变体。路德派教徒信仰的是圣体同质：面包和葡萄酒同时也就是耶稣的血和肉。它被称为真正的存在。它是一个奥秘，而不是哪个披着神袍的人施展的法力。加尔文派把面包和酒只看作象征，只是通过它们来提醒人们记住那最后的晚餐。当有人向加尔文问起最后晚餐时，他说，耶稣无处不在，因此也存在于圣餐之中。但他只字不提这个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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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摒弃这些恶狠狠的措辞，这些党派的名称，以及像路德派、胡格诺、天主教这些分裂性、煽动性的词汇。我们不要给基督徒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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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德洛皮塔尔在1560年法国三级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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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加尔文派的信徒向着从定期的感恩仪式中悟出诗意和心灵的真情靠拢了一步，因此削弱了人的骄傲与自大。自然主义者的看法更彻底，他们认为原来的罪人洗清了罪孽，为得到宽恕而感激莫名，因而经历了奇迹般的变化：他的精神达到了耶稣所期望的境界。这算不算一个奥秘呢？如果我们反思一下自己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就会发现对此是没有答案的。比如，我们的身体是怎么自行治愈疾病的？有时是靠“神奇”药物的帮助，有时是由于吃了其实是用面包做成的假药片所起的心理作用，偶尔是因为受到感情上的冲击。又如，当我们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时，如观点、信仰或爱情有了变化，或获得了艺术灵感，原因又何在呢？我们只能看到结果，却看不到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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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得救预定论”，或称“命定论”。根据这个理论，德行不能保证得到拯救，而且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这是新教最普遍的教义。当一种观点说服了这么多人，而且是这么多聪明人的时候，把它斥为幻想是不智之举；应该研究一下这个理论所依据的经验。路德就提供了这样的经验：他整整有7年彷徨无依，但有一天突然受到了上帝的启悟。前文谈到不信教的人中有许多人相信命定论（＜12），那些人闻听此言可能会感到吃惊。的确，他们并不认为大多数人，包括未经洗礼的婴儿，是命中注定要被永远诅咒的，但是，他们相信科学决定论，相信因果关系无法改变，而这就是命定论。任何在实验室中工作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它排除了人的自由意志，断言任何现状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一系列事件的必然结果，可以一直追溯到创造宇宙的大爆炸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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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谈基因、潜意识或“人是化学机器”的社会科学家和老百姓用像路德和加尔文一样的方法来解释他人的行为和他们自己的行为。每人的生活道路早已确定，任何时候都没有选择，意志仅仅是幻觉而已。人感到在受一种不为自己左右的力量的驱使，这是常见的，尤其在伟大的实干家和发明家中。有些人天生崇拜必然性，例如，腓特烈大帝自小受加尔文主义教育，虽然他后来超越了加尔文主义，但仍然是坚定的命定论者。现代犯罪学深深地植根于这种信念之中。主流公众舆论一致认为，罪犯不应该对其行动负责，因为他是“被支配”的（不论是遗传方面，还是后天方面）。恩赐没有惠顾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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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其他的一些基本信念在当代也有其翻版。当年路德为灵魂而痛苦不已，而存在主义者则执着于焦虑，或对“人类的境况”感到绝望。莫名其妙的“罪恶感”目前似乎非常流行，尤其在许多抑郁症患者中间。这种病有时是医得好的，方法是自我反省并接受内省揭露出来的事实，路德的病就是这样医好了的。现代人的自我反省有心理医生的帮助。天主教的忏悔也是这种治疗方法的一种简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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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开明时代，人们的词汇中仍然保留着罪过这个词。不少现代小说家、诗人和社会理论家把我们时代的暴行归咎于原罪，尽管这个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它假定人性有着根本性的缺陷，但它比神学家的理论更加无情，因为它不包括赎罪和洗礼的效力。16世纪的时候，赎罪和洗礼帮人卸除了思想上沉重的负担。对于当今的一些人来说，“科学的”的赎罪办法是政治革命。革命之后，历史将终结，社会将迎来无须法律的幸福祥和；换言之，迎来再洗礼主义者为之斗争了100年之久的圣人王国（＜1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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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的变迁，古老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得到重新解释，记住这一点，我们就能同情并理解宗教改革派的理论以及他们在各种奥秘面前所做出的选择。路德曾说过，与其说他相信，还不如说他亲身感受到了三位一体。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本世纪杰出的学者和高明的批评家多萝西·塞耶斯也声称有同感，并就此作了解释（742＞）：圣父、圣子和圣灵主宰一切创造，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其他的创造，每一体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参阅她所著的《创造者的思想》（The Mind of the Maker）一书。］固然，她用的是路德所不赞成的比喻方法，但是，路德如果是因为感受而不只是因为信仰而相信三位一体的话，他自己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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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代的一些人则积极鼓吹一位一体。一位名叫塞尔维特的西班牙医生由于不相信三位一体而被加尔文处死。他被称为“献身真理的烈士”，其实，他和他的敌人一样动辄使用迫害的方法。是他种种与宗教无关的行为大大激怒了加尔文，使加尔文不得已做出了处死他的决定。还是关于三位一体这个问题，在波兰避难的意大利的索齐尼叔侄俩争辩说，拒绝多神论，信仰圣人，这意味着只有一个上帝，而不是三个上帝同时存在。他们的追随者原先叫作索齐尼派，后来称为一位论派，在新英格兰地区影响特别大（542＞）。从逻辑上来看，如果只有一个上帝，那么，所有的宗教其实是万流归一。伏尔泰、维克多·雨果、萧伯纳、甘地等许多思想家都这么说过，但是对西方的宗教体制未能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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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6世纪的观念与后来把它们掩盖住，却没有消除它们的自然主义作比较，是为了表明尽管生活的奥秘的表现方式不断变化，但其中的意义却始终长存。这是一种抽象的连续性。相似不等于相同。历史上的事情有各自特定的外表和面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500年前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我们一模一样，分别只在于他们使用诗意的语言，我们使用科学性的语言。索齐尼派教徒的上帝不是“统一的原则”，而是拯救罪人的我主基督。这一切之间的相似之处是人的动机：信仰一个上帝的思想与把所有现象归结于一套规律之下的科学愿望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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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缺乏耐性。在任何运动中，第二代人往往不满于先驱者留下来的东西，包括混乱的状态。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制度、一种理论，以排斥持异议的人，团结有疑问的人，使所有的信徒归为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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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努力中，野心造就领袖。革命中不存在“合法性”，谁能夺到权力，权力就属于谁；而最“纯”的、最严厉的、计划最周密的新人最有可能夺得权力。加尔文便是这样的人。他具备政治家的眼力和律师的头脑。他认为，路德不成体系的理论，加上人人能读懂《圣经》的现象对改革构成了威胁。任何一个略识几个字的人都可能认为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召唤，要他建立真正为上帝服务的教会。极端的观点会使疯子和煽动家蠢蠢欲动，斯特拉斯堡的不置可否派是妥协派，包含的面太广，不可能正确。有些天主教神父摇身一变，成了新教的牧师；他们左右逢源，为原来的教友做弥撒，又为别的人做路德式的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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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于新教的牧师和他的客人友好地谈论着各种教义之间的区别，简直像在上一堂美好的教人宽容的课。牧师总结说：“是的，我们两人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你有你的信仰方式，我用的却是上帝想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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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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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加尔文在1534年出版了个第一本篇幅不长的小书。它成为加尔文主义的种子，最终把新教分成了两大派系。书名是“基督教原理”，常常被类比为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其实它与《神学大全》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原理》开始只是一篇论文，后来陆续增加了新的内容才最后成书。尽管成书后它具有充分的连贯性，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它只是在圣书的基础上把一些新教的理论组织了一下，其实是一本讲义。它确实对普通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并非后无来者。西方智力的土壤是肥沃的。例如，优秀的神学思想家阿格里科拉提倡一种早期的教友派思想。他说路德否认“努力”，禁止任何表达信仰的行为；而如果一个人真正虔诚，他应当可以选择自己遵守的规则。上面提到的马丁·布塞尔的宇宙观200年以后被普遍接受，称为自然神论，即上帝赋予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一套法则作为依据，以保证世界的永存，而他并不干预法则的运作。既然神意因此而不复存在，发生的任何事件就不再能解释为上帝的不满，祷告和仪式的重要性也消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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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熠熠群星中，塞巴斯蒂安·卡斯泰里奥特别耀眼。他出生于法国的勃艮第，原名夏泰隆。他在里昂学习人文主义思想，很快转向新教，然后去了斯特拉斯堡，在那里见到了加尔文。他被加尔文召到日内瓦，25岁就担任了学院的院长。他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但在他对《圣经》的研究中，他的庇护人认为他对《圣经》的解释太自由，因此他没能正式当上牧师。他搬到了巴塞尔，生活窘迫，不过后来被聘用为大学的希腊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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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在各地的同事们一样，他参与了关于命定论和三位一体问题的讨论。在三位一体问题上，他谴责了加尔文对塞尔维持的迫害。在这场辩论中，他第一次写出了关于“异教徒是否应受迫害”这个重大问题的文章。卡斯泰里奥在文章中反对迫害异教徒。时在1554年。他虽然翻译了整部《圣经》，先翻成古拉丁文，然后又翻译成活泼的法文方言，但他还是未能逃脱迫害，最后贫困潦倒，四处流浪。和他是同类人的蒙田对他惺惺相惜，在《随笔集》一书中给予了他热情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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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在异教徒问题上和卡斯泰里奥持有同样的观点，其中一个是康拉德·缪田。根据上述的定义，他是自然神论的信徒，认为所有的宗教本质同一，因此迫害没有意义。廷德尔也曾翻译过《圣经》，他说用恐吓的方式来推行信仰是错误的，违反了基督说的话（虽然“迫使他们进来”也可以被解释为动用武力）。这些宽容主义者只是孤立的少数，别人对他们满怀憎厌，认为他们根本不懂为什么需要推动一致，对这方面宗教和世俗的理由都全然不知（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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