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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异见者中最温和的是虔信派分子。他们的先知是鞋匠雅各布·伯麦。在路德提倡的一切从简这一点上,他走到了极端。他说上帝知道一个人是否真正虔诚,如果是真的虔诚,就足够了;不需要传教士、牧师、教堂、礼拜,一个团体甚至连名称都不需要。虔诚的朋友们可以在家里或任何方便的地方安静地集会,一起祷告和冥思上帝的真理。福音不是说只要有两三个人的地方就有主在吗?虔诚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有组织的派别都是由它启发而成,如至今还在宾夕法尼亚州活动的莫拉维亚兄弟会、家庭主义者(他们效仿圣家庭)、教友协会(教友派),以及在法国爆发但很快被镇压下去的一场天主教神秘运动,它造成了当时两位最伟大的作家之间的争吵(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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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人称阿米尼乌斯的雅各布·赫尔曼兹提出了一个不受强硬派欢迎的理论:所有的灵魂都可以通过耶稣得到救赎,命定论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恩赐,因此而得到拯救——归根到底,自由意志还是存在的。这个与天主教的“自然恩赐”相近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各方的谴责,但英国圣公会却不声不响地接受了它,18世纪时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循道宗教徒也采纳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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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加尔文的教义、天主教的礼拜仪式以及一个阿米尼乌斯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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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176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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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卡斯帕·施温弗尔德的特立独行的德国人在这里不能不提。他说如果每个灵魂有特定的命运,那么,每个男女都可以在共同的基督教范围之内形成自己的信条。今天,当个人主义已经从一个时起时伏的主题变为一种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时候,这位先知可以无愧地称为从众最多的改革者——千百万人都是不自觉的施温弗尔德分子。若非这个一人教会的特性是不准它起名字,否则可以恰当地称它为个人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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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应该研究一下16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改革运动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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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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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就是把路德关于基督徒自由的两大声明结合在一起:第一,通过信仰得到个人的拯救;第二,为抵制无政府主义而服从社会。第二条的意思是由政府来控制道德和行为,这一制度是加尔文偶然建立的。他原来在法国的乡下做律师,是人文主义学者,曾经到过巴黎,在那儿受到了路德观点的感染。他在正统天主教的大本营索邦神学院遭到批评以后来到了当时是新教辩论中心的斯特拉斯堡。没过多久,在他32岁那年,可以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日内瓦担当起了管制灵魂和行为的任务。当时,他途经日内瓦,因少数派改革分子的请求留下来,帮他们对付城里的那些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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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并不像传闻所说的那样热衷于权力。他身体状况不佳,宁愿做研究工作,一度由于当地的倾轧被赶出日内瓦也无怨言。不久,他又被请了回去。自那以后,他就像是一位与国王周旋的首相一样,同市政府展开了斗争。为了维护新教,他用尽一切手段,包括指点、威胁、妥协。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事必躬亲,任何哪怕是微小的倒退都是他的道德观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与大多数拘谨的人或者官僚不同的是,他有深远的思想,而且知道如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阐述他的观点。从1535年到1559年期间,随着大量学生涌入日内瓦听他讲学,讲义的内容需要扩充,《原理》即因此而不断扩大,终于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现在它已成为拉丁文和法文的经典著作。加尔文把日内瓦变成了第二个维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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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先知相互尊敬,但也彼此怀有戒心。当加尔文开始扬名的时候,路德的生命只剩下5年时间了,看到这么多的信徒因在细节上对他的神学理论有异议便另立旗号,路德当然不悦。但是,加尔文和路德的关系就像列宁和马克思的关系一样,加尔文在新教处于低潮的时候拯救了它。路德去世以后,查理五世在日耳曼战争中占了上风。维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被击败了,但加尔文主义在北方和西方得到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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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主义的吸引力并不只靠他的一本书。加尔文为培养牧师所创建的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市立大学,把日内瓦变成了欧洲的知识中心。新皈依的信徒、年轻的探求者和迷路的灵魂都到那儿去听课,离开的时候往往变成了传教士。例如,约翰·诺克斯几年前曾经是地中海的船工,在“征服”爱丁堡之前在学院受过训。到了爱丁堡以后,他把有潜力的苏格兰年轻人送到灵光之源的日内瓦。那儿到处是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国人。它是热情洋溢的人们的麦加,难民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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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除了不准参加主的晚餐之外,别无其他的惩罚。它既没有用于惩罚和控制的利剑,也没有可指挥的帝国,没有监狱或其他的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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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原理》(15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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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加尔文和诺克斯,人们一定会想起清教徒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属于英格兰和新英格兰,而不是瑞士或苏格兰。和所有的绰号一样,它其实是以偏概全(262>)。它和加尔文主义的共同之处只有一点,即应该进行自我克制。这算不得什么奇怪的想法。一般来说,革命都有这样的矛盾:开始的时候,它往往承诺实现自由,后来却转用强制性和“清教徒式”的手法,以压制对革命的怀疑和反抗(428>)。要创建更加纯洁的生活,就必须要求人们忘记其他的目的,因此必须对公众和个人的行为加以管制。所以,适用于革命的主题不是自由而是解放。旧的锁链被打碎丢掉,换来的却是严格的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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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文管辖之下的日内瓦,人们一天必须上两次教堂,如有人缺席,或犯下通奸或渎神的行为,高度警惕的长老马上会汇报上去,教会立刻就会派人来对犯错的兄弟或姐妹好言相劝,而不是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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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了地狱的火焰,享受了天堂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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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海乌德,神学博士,1696年的第10版,1733年的第3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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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戒律”是存在的。如果犯罪屡教不改,就要提交给民政当局处置。在那里,通奸罪可能会判死刑,全然忘记了耶稣在处理一个犯了通奸罪的女人时采用的是不同的办法。而像亵渎这种“用污蔑的方式伤害上帝”的奇怪的罪行是最不可饶恕的。有时,在日内瓦一个犯了罪的人出于政治原因可能会得到宽恕,可是,他会遭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还要日夜担心死后会遭受地狱烈火的煎熬。此外,加尔文能够通过不准某人参加圣礼,也就是把他逐出教会的方式来切断该人与社会的一切联系。据说加尔文主义使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为敌,而且也与自己为敌。确实,它的严苛使许多人对犯罪害怕至极——班扬为此担惊受怕整整两年;当诗人柯施知道自己的灵魂迷失了之后,屡屡陷入不可思议的绝望之中;在严厉的加尔文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拜伦终生坚信,由于他的过错,他喜欢的一切事物最终都会变为邪恶。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日内瓦的出生和成长甚至影响了卢梭关于生活和国家的哲学。在英国和美国,更有无数的普通人,尤其是青少年,因加尔文主义的训诫而深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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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理论上,加尔文本人并没有像人们对加尔文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压制享乐。在日内瓦,玩牌以及其他的娱乐不在禁止之列。在享乐这个问题上,他和路德各说各的。路德曾经写道,“基督徒对于世界如同死灰槁木”。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他对本能和天性相当宽容,日子过得津津有味(<17)。而疾病缠身的加尔文并不享受生活,他的主张自相矛盾,只给人性留下一点点立足之地,用以体现上帝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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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之间没有中庸之道:或者视世界为敝履,或者因对它的热爱而难以自拔。信教的人虽然应该训练自己轻视现世,但不应因此而憎恨它或忘记上帝的恩典。它具有许多诱惑、许多快乐、恩赐和甜蜜,我们应该喜欢它,把它看作上帝恩赐的礼物,是决不应该予以鄙视的。如果天堂是我们的国家,那么,地上除了是我们的流亡地外,还能是什么呢?让我们盼望死亡并不断地为它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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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对来世的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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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这两大派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16世纪末的地理分界线就清楚可见,尽管不完全准确。德意志各邦国基本上信路德教,法国的一部分和荷兰的一部分信加尔文教,瑞典和它周围的附属国都是路德教,瑞士三分之二的地方信加尔文教。英国创立了自己的教派,但只是反对天主教,并未经过彻底的改革。苏格兰属于加尔文教。然而,到处都有小群的异教徒和头脑发热的人,为了惩办他们,忙坏了整整九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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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放精神而自我压抑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宗教方面。它和古代斯多葛派的道德规范非常相似,在加尔文时代和下一个世纪中,许多人文主义者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哲学,这并不令人奇怪(>52)。人们愿意接受约束显然不全是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而是出于大众倾向中的一种共性。经过了造反的轰轰烈烈和文化新转折的兴奋激动之后,人们转而喜欢严谨的举止和冷静的思考。奇怪的是,这些本来是用于自修的方法现在却被用来解释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即资本主义的抬头。由于不断地被援用,一位德国学者和一位英国学者的理论已经成了思想的教条,即资本主义的诞生和成功归功于宗教改革者的教义。新教的“劳动道德观”创造了企业家,即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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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敬畏上帝,内心焦虑的新教徒注定要成为资本家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社会主义者R·H·托尼都曾撰著从不同角度论述这种所谓的文化联系,他们的著作现在几乎成为经典。现代批评资本主义的人高兴地看到,这37种文化上的联系把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它的罪恶同“僵硬的道德”和“站不住脚的神学”挂起钩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感到恼怒,因为它用一种精神行为取代了物质力量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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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和托尼的理论是以社会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新教通过使信徒对自己的拯救产生怀疑,给了他得到恩赐的希望,激励他像被上帝选中的人那样行事,即冷静、认真和勤劳。他的道德准则决定了他处处精打细算,不论是今生还是来世,他都不屈不挠地,但又小心谨慎地办事。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就随和多了,他用象征性的、在今世没有多大意义的“德行”来买通通往天堂的精神之路。他非但不赞美实际的劳动,反而把它看作是亚当的诅咒。天主教谴责借钱给人要利息的做法是放高利贷。发财致富不是典范,恰恰相反,贫贱才是神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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