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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放精神而自我压抑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宗教方面。它和古代斯多葛派的道德规范非常相似，在加尔文时代和下一个世纪中，许多人文主义者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哲学，这并不令人奇怪（＞52）。人们愿意接受约束显然不全是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而是出于大众倾向中的一种共性。经过了造反的轰轰烈烈和文化新转折的兴奋激动之后，人们转而喜欢严谨的举止和冷静的思考。奇怪的是，这些本来是用于自修的方法现在却被用来解释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即资本主义的抬头。由于不断地被援用，一位德国学者和一位英国学者的理论已经成了思想的教条，即资本主义的诞生和成功归功于宗教改革者的教义。新教的“劳动道德观”创造了企业家，即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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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敬畏上帝，内心焦虑的新教徒注定要成为资本家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社会主义者R·H·托尼都曾撰著从不同角度论述这种所谓的文化联系，他们的著作现在几乎成为经典。现代批评资本主义的人高兴地看到，这37种文化上的联系把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它的罪恶同“僵硬的道德”和“站不住脚的神学”挂起钩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感到恼怒，因为它用一种精神行为取代了物质力量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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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和托尼的理论是以社会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新教通过使信徒对自己的拯救产生怀疑，给了他得到恩赐的希望，激励他像被上帝选中的人那样行事，即冷静、认真和勤劳。他的道德准则决定了他处处精打细算，不论是今生还是来世，他都不屈不挠地，但又小心谨慎地办事。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就随和多了，他用象征性的、在今世没有多大意义的“德行”来买通通往天堂的精神之路。他非但不赞美实际的劳动，反而把它看作是亚当的诅咒。天主教谴责借钱给人要利息的做法是放高利贷。发财致富不是典范，恰恰相反，贫贱才是神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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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和托尼的著作中提到了一些就生活和工作进行道德论述的有趣例子，包括清教徒巴克斯特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他笔下精明狡猾的穷理查。但是，韦伯和托尼的论述都经不起批评。比如，韦伯写到清教徒的“苦行主义”，这无论在用词上还是从事实来看，都是夸大其词（262＞）。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新教革命之前就已诞生，因此它的“精神”一定早就有了。早在中世纪就有人主张允许资本形式的高利贷和贸易，这个主张也确实得到了实行。中世纪的修道院长用剩余的资金放债，如果利息不超过百分之十，他们放高利贷的罪过就能得到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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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规模的银行制度在意大利早已发展起来，银行家美第奇家族就是突出的例子，所以它并不是新教的产物。新教自出现以后在意大利反而发展得最慢。新教方面的事实也证明了上述理论的错误：路德和加尔文都谴责牟利，痛斥“时代的物质主义”。（每个时代都是物质主义的时代，都应予以痛斥。）加尔文勉强同意，在少数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收百分之五的利息。他鼓励教徒生活尽量俭朴，省下钱用来做善事。在16世纪，无论谁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都不是因为受了加尔文的启发。在整个17世纪，传教士都到处谴责放高利贷和牟利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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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皈依新教的国家在经济上并不先进，而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则遥遥领先，直到它在17世纪末穷兵黩武，花费巨大，才耗竭了财富。早在改革运动的思想到来之前，德国北部、荷兰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各大城市的贸易就已经相当繁荣。最后要提的一点，也恰好反映了在我们这个“通信时代”知识传播的情况是多么糟糕：根据韦伯的理论，新教伦理只是一个因素，还要研究五六个其他因素之后，才能了解“新教伦理”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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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在文化上需要解决的难题是怎样恢复社区，怎样同自己曾经诅咒并与之苦斗过的人共处。固然，在经历了30年的暴力和动乱之后，还有少数人愿意达成妥协。直到路德去世的前一年，还邀请新教徒派代表出席将在特伦托召开的教会会议，共同审议天主教的教义和做法。但新教徒拒绝了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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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有信仰的行动，信仰自然而然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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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耀拉《精神锻炼》（15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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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您已失节，也得勉力学做一个贞节妇人的样子，因为习惯简直有一种改变气质的神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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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对他的母亲说的话（16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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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信仰，而没有行动，那么，信仰本身也丧失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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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福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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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像对待真实情况那样冷静地采取行动，行动才会变成习惯，染上感情色彩，我们对于这样的行动的兴趣才称得上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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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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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改革既然是场革命，所以按照逻辑，天主教在特伦托发起的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应该叫作反革命。事实上，教会会议所通过的神学和行政方面的决定不是革命，而是改革。这是那个世纪唯一的一次改革，是一场慎重的、大规模的、非暴力的变革。主教们倒真是从容不迫：他们花了18年时间，经过了三场大辩论，最后才终于达成了一致。这是天意的安排，老的反对派一个个带着他们的理论进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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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代表、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陈述了特伦托会议的目的：“清除异端邪说，改革教会的纪律和道德，最后实现整个教会的永久和平。我们必须确保，或者说不懈地祈祷上帝保佑使一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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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对各种事情加以明确规定，并予以严格执行。规定包括教义、教理问答、弥撒用书、只能用天主教钦定版的《圣经》以及制定禁书书单指南。罗马宗教审判法庭重新起用，还增加了主教的巡查。在罗马为每一个国家各建了一所神学院，为指定的教派分配了专门的使命，这里主要指的是成立不久的奥拉托利会和耶稣会。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加尔文制订戒律，要求争取更多信徒皈依新教刚刚几个月之后，罗耀拉就创立了旨在收复那些皈依新教国家的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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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福音主义倡导的原始主义，巴罗尼阿斯大主教写了一篇早期教会史。当时刚刚在罗马发掘出早期受迫害的基督徒避难的地下通道，所以这本经典著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些遗迹振兴了对圣物的崇拜，加强了教皇的地位，并提醒信徒们，教会的胜利归功于烈士先驱，尤其是罗马的圣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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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在特伦托会议上下的决心帮它收复了大片领土，例如波兰就重归天主教的怀抱。这种决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反个人主义的。它调动起来的积极分子和福音主义先驱者一样狂热和能干，而且比他们更愿意为共同的计划携手合作。罗耀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西班牙士兵，主动皈依，是行政管理的天才。他组织了7个人（后来增加到10个人）的小组要去圣地朝拜，后来由于地中海发生了与土耳其人的战争而未能成行。于是，他又考虑建立一个积极重振信仰的协会，并开始撰写关于冥思和修养的《精神锻炼》一书。《精神锻炼》是实用心理学的杰作，里面的规则与以前的指南或教义不同——应该说是完全相反。践行者需要想象自己的思想或祷告的题目，想象耶稣生活中的一次活动，并把自己想象为活动中的一个人物。“感官的运用”促使一些传教士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注重精神境界，但是又没有脱离普通人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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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托改革以后的历代教皇与“福音分子”同样狂热，也同样雄心勃勃。梵蒂冈终于承认了耶稣会，它的会员很快走出欧洲，到新世界和远东去传教，并常常保护那儿的人们不受征服者的贪婪掠夺。在欧洲，新生活中的文化分裂现象非常明显。天主教为了重整旗鼓，创造了许多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新教则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信奉加尔文教的宫廷特别注重学习知识，苏格兰开始普及教育。天主教徒建造或修复教堂，订购圣坛画、圣母和众圣的画像和雕塑——大批的巴洛克艺术品就是证明。新教徒写出了《天路历程》、弥尔顿和马韦尔的诗歌以及后来的杰里米·泰勒的《圣洁生活和圣洁死亡》，还有（以后会看到）众多的小册子，其中许多主张人民主权（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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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托大会努力改造和恢复天主教这一古老的制度，却死守狭隘的观念。其实，它也走了原始主义的路。它的目的是要抵制新教的错误，结果却使天主教的信仰停留在1500年或更早期的欧洲人的思想阶段。这种做法不符合天主教的传统。教会历来的传统是，信仰中非核心的教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不受《圣经》的束缚。当时人民还没有掌握《圣经》，只有神父识字，是他们代表了活跃的、深思熟虑的公众舆论，他们的辩论和结论反映了西欧人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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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演变发展维持了大问题上的共同之处，但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一致。亨利·亚当斯把13世纪看成快乐的、没有分歧困扰的年代，那是对过去的幻想和美化。他要么是忽视了要么是忘记了，托马斯·阿奎那因大力倡导综合接受各种意见曾两次险些被逐出教会。指控某人宣扬异教邪说会导致辩论，而知识就是通过辩论取得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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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徒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成熟起来。他们提出问题，大家进行讨论，最后达成的定义使信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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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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