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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劳拉若是彼特拉克的妻子，他是否会一生为她写十四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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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唐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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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冕桂冠诗人这种早期人文主义的仪式现在虽然不再盛行，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众所周知，英国还保留着这种做法。桂冠诗人是终身职位，为纪念重大的事件写颂诗。这样的诗作数量并不很多。在美国，从1985年以来，每年选出一位当年的桂冠诗人，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提高公众对文学的重视。彼特拉克在罗马被封的意义则要深刻得多，它象征着古罗马光荣的复苏，是一种对未来的预示。彼特拉克的作品包括了所有“必要的因素”，还加上了新的东西。他因此而成为新型的人，为无数人所争相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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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本西塞罗的手稿。这本书使他充分了解了古代的事件和思想；去罗马的一次旅行使他形成了自己明确的观点，因为他在罗马瞻仰了古迹，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完整文化的遗迹。当时教皇已不在罗马，这可能对他的观点也产生了影响：由于教会内部发生了矛盾，教皇被流放到彼特拉克的故乡阿维尼翁地区。教皇在那儿的宫廷仍然充满了明争暗斗，这使这位年轻人对此深恶痛绝。他一生拒绝当官，甚至拒绝担任大学的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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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以写作为生，当然不是靠卖书。他先是克罗纳家族的清客，成名之后作为使者被派往各诸侯国。当时只有零零星星的外交活动，不像16世纪时需要互换常设大使。在14世纪中期，通常派一个精通拉丁文的人就有关问题作正式讲话。用拉丁文演讲是彼特拉克的特长。虽然他的演说很少产生结果，但是他的名望使受访的王公受宠若惊，他的演讲作为高级娱乐得到应邀而来的听众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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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为不朽的诗人，彼特拉克着手用拉丁文创作一部史诗，歌颂一位罗马英雄，那个指挥与迦太基人进行第二次战争的将领西庇阿，因此他把史诗的题目定为“阿非利加”。这部作品未能完成，部分原因是他没能掌握这个古典文体的韵律，就像他没能学好希腊文一样，尽管他做过多次尝试。由于他离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全面造诣的标准还差这么一点儿，一位现代学者称他只是“改变重点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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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访欧洲时，彼特拉克找到了西塞罗的另一部文稿——致友人的信函。他熟悉这种文体，掌握并普及了它。同时，他把自己用意大利文写的诗歌——远不止十四行诗或致劳拉的诗——改写成整齐的、半自传性的叙述形式。这是一种新的手法，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自己的极大兴趣，他说：“我不同于我所知道的所有人。”他宣称艺术因人而宜，并非所有专业人士都能掌握。“每人应该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在此值得注意的主题是自我意识，它与个人主义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个社会或政治条件。比如一个坐牢的人，个性几乎全部被封杀，但是个人意识还是很强的。个人主义因为与其他人共处而受到限制，自我意识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几百年来，对自我的研究越来越深，它的深度和广度似乎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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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还有另一个非常之举：他曾爬上法国南部的一座高山去观赏景色。没有记载说在他之前有别人这样做过。大自然一直是讨论的题目，但过去只是泛泛而谈，并不具体到“这片”风景。彼特拉克为了培育自我，还完全出于唯美的考虑而改姓。他的原名是Francesco di Petracco，但是，这个名字在他那诗人的耳朵里听起来不够悦耳，于是他去掉一个c，加上r来拉长中间的元音，然后又把最后的o改成a，把他的姓改为Petrarca（拉丁文诗人一词是poeta，结尾是a）。改得如此巧妙，功夫不亚于创作一首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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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是否希望通过思想或写作在后人中留下我们的一点儿痕迹，以此抓住飞逝的时光，延长短暂的生命，我们都应该逃走，在隐居中度过所剩不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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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论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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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几乎所有的诗歌和文章都带有自传性质。他的《致后人的信》则是明显的自传。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叙述自己的行动，通过诗歌表达思想和感情。彼特拉克进行内省之后做出自我描绘，这些是与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他明确表示希望能流芳百世。这也是复古。当时人人希望能得到上帝永久的恩赐，很少有人愿意表达这种激情的向往。但在彼特拉克以后，所有的诗人都效仿他（以及贺拉斯），力求吸引后人，并向赞助人保证，他们通过与作者的关系也将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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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彼特拉克在劳拉系列的诗歌中讲述的是自己的事情，感情纯洁，描述生动，但是缺乏像梅瑞狄斯的《现代爱情》中的细节，不能表现人物的特点。“人物”是后来的发明（135；140＞）。毫无疑问，彼特拉克的自我的概念比较简单，因而容易模仿。在他以后，欧洲人写的十四行体的爱情诗源源不断，彼特拉克发明的这种诗体现在已经成为规则：“写到十四行时汝须停笔。”好像这是上帝的训诫一样。其实，这种诗体的确立是一个巧合，而过去并不存在确定的格式。在彼特拉克时代，这种诗是供朗读或颂唱的，篇幅可长可短。现在包括起句、发挥、结句的所谓的传统篇幅正适于短篇朗诵。这一经典格式经过人文主义者的精心研究和运用之后，至今仍然主宰西方的创作，包括演讲、诗歌、戏剧、散文和交响乐（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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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十四行诗的格式并非适合于所有语言，（比如）法国的诗人就不常用这种格式。但是，彼特拉克或莎士比亚的系列十四行诗使诗歌可以写成一段叙述。与史诗不同的是，诗人不需要照顾故事之间的连接，这种手法比电影和电视早了600年。梅瑞狄斯在写《现代爱情》的十四行诗的时候，发现需要十六行才够，于是他就多写了两行。这种自由原已被彼特拉克废除，但梅瑞狄斯做了这种自由选择也丝毫没有影响他所叙述的伟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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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模仿彼特拉克的诗人对通常是女性的偶像抒发爱情或绝望，故意过分夸张，使爱情诗这类诗歌因此而遭受连累，名声扫地。德国曾一度掀起彼特拉克热，模仿的作品如同潮涌，结果使彼特拉克式成了贬义词。但是这一体裁总是再次复兴，不仅用来抒发爱情，也被用来描绘自然或表达道德和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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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本人的经历证明，一个只顾思考生命意义的诗人受到某个事件的震动，也会变得关心政治。一个名叫科拉·德里恩佐的平民于1347年领导了一场起义，“恢复了罗马共和国”——它只存在了几个月。（瓦格纳的一个歌剧用了他的名字和故事。）当时，40出头的彼特拉克为又一个古典体制的恢复而欢欣鼓舞。尽管他并没有中断与几个统治意大利城邦的暴君交往，但他的理想没有因现实而改变。像在他之前的但丁和在他之后的其他作家一样，他渴望意大利的统一，他的《意大利颂》和其他一些作品描述的是他在李维作品中读到的那种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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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乌托邦式的愿望成了人文主义者的另一个特点，受过教育的男女开始崇拜罗马共和国，而不是威震中世纪的罗马帝国。为拯救自由政府而战的西塞罗成了模范公民，甚至连16世纪王公统治下的忠诚子民都这么认为。恺撒是可恨的篡权者，布鲁图杀了他是英雄之举——请读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恺撒》。和他们对身后名声的重视一样，这种对于政治理想的激情表明人文主义者是看重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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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不应该忽视事物的反面和矛盾之处。人文主义者并非不关心宗教，也不想用多神教来取代基督教。现在的人文主义者可能否定上帝，并且以人来衡量一切，但彼特拉克却是笃信宗教的。他认为福音书高于一切世俗的著作，他崇拜圣奥古斯丁，并在后半生写了一篇轻视现世的短文，是类似反劳拉诗的对罪过的忏悔。他甚至攻击追随阿拉伯医生兼哲学家阿威罗伊的人，骂他们是物质主义者，是异教徒。如果有人文主义修道院的话，可以想象他老年时一定会去那儿。他唯一的愿望是研究典雅文字，以此“躲避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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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特拉克之后，各派诗人把多神教神话、历史、地理与基督教混在一起，这可能会使人对人文主义者的真正信仰产生误会。坚定不移的信徒弥尔顿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诗歌满篇都是仙女和古老的传说。诗人喜欢用新的词汇，神的名字、英雄的名字、地名和事件都成了新形象和新声音的宝库。人文主义诗人动辄赞叹“神一样的柏拉图”、“天赐的塞内加”。有的称上帝为朱庇特或耶和华。当荷马史诗讲到神庇护了一个斗士时，他们称之为上帝的旨意。他们这样说、这样写的时候根本不想自己是不是成了自由思想者、异教徒或无神论者。读了古人的著作使他们日益坚信，有些古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与基督教徒并无二致。我们已经知道伊拉斯谟就曾把苏格拉底称作“圣苏格拉底”。许多人认为，柏拉图之所以不是基督徒，只是因为上帝当时还没有降下启示而已。罗马的禁欲主义者塞内加因他严谨的道德观和宇宙万物从属于一个神的观点而受到推崇，虽然他认为神是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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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传统的合并，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之后，17世纪时出现虽自称斯多葛派但并不放弃基督教的思想家也就并不令人惊奇了。因此，今天所说的“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不符合历史事实。还应该加上多神教或希腊-罗马。它们与上述短语中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是熔合在一起的因素，并没有另立一支。仅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问题，过去500年来人们为改进社会而不断努力，这是希腊-罗马的传统。这又显示了人文主义在整个近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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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彼特拉克到伊拉斯谟时期，人文主义的知识和品味主要是在意大利发展成形的。意大利伟大的城市和大学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各国大胆的思想家，就像当年维登堡、里昂、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相继吸引了新教教徒一样。吸引着青年才俊和好奇的游客的不只是知识和气氛，还有新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创作它们时使用的惊人的新方法。另外还有名胜古迹、新建的教堂和新宫殿。还有一些人是被意大利先进的科学、法律、思想和经商方法所吸引。此外，人们也开始讲究烹调器具和用餐礼仪（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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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带回了多方面的文明影响，其他国家不得不承认“意大利是艺术之母”，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意大利是一切高级文化之母”。这种主导作用至今留在我们所用的艺术词汇中。莎士比亚和与他同期的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剧作家在作品中给许多角色取的都是意大利名字。来自意大利语的词汇有奏鸣曲、回旋曲、咏叹调、对开本诗集、八开本、厚涂法、明暗对照法、隔句押韵法、间奏曲、独唱、颤音、中提琴、女主角、精湛，还需要继续列举吗？倘若没有这些艺术词汇，我们将如之奈何？直到不久以前，文人都必须精通意大利文，他们必须读懂薄伽丘、塔索和阿里奥斯托的作品原文；它们是“典籍”的一部分，也是意大利人所发明并长期垄断的歌剧唱法和歌词的一部分（15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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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音乐、修辞和韵文艺术不感兴趣，对演讲和诗歌一窍不通。他们认为研究逻辑是白费力气。几乎没人手里有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哲学家的著作。新大学里的学生整天就是寻欢作乐，狂饮暴食，行为放荡。他们不分昼夜地闲逛，伤害其他的公民，沉迷于不良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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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庇护二世论维也纳（1458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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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7和18世纪时，欧洲国家的富家子弟都要做一次大旅行，行程的高峰是在导师的指点下到罗马、佛罗伦萨，可能还有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去欣赏艺术，体会舒适的生活。弥尔顿的旅行对他的职业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他的《失乐园》受了意大利人写的《亚当的堕落》的很大影响，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对于希望成为艺术家的人来说，到艺术的故乡意大利去“深造”是绝对不能少的，法国和美国至今还在罗马为这些人设有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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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整个欧洲都坦承自己野蛮原始，赞颂意大利的文明高雅，未免有失偏颇。当时的情况就像那些想在社会上往上爬的人，否定自己的出身，一心要学会外国的时髦风俗。以某种外国的风俗为时髦，这在西方是一个不断回潮的现象。继意大利之后，西班牙成了明星；然后法国和英国曾两次各领风骚（361；489＞）；英国和法国一度掀起了德意志热，但为时不久；接着是东方；最后美国成为不可抗拒的模式，在被咒骂的同时又为各国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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