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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彼特拉克在劳拉系列的诗歌中讲述的是自己的事情，感情纯洁，描述生动，但是缺乏像梅瑞狄斯的《现代爱情》中的细节，不能表现人物的特点。“人物”是后来的发明（135；140＞）。毫无疑问，彼特拉克的自我的概念比较简单，因而容易模仿。在他以后，欧洲人写的十四行体的爱情诗源源不断，彼特拉克发明的这种诗体现在已经成为规则：“写到十四行时汝须停笔。”好像这是上帝的训诫一样。其实，这种诗体的确立是一个巧合，而过去并不存在确定的格式。在彼特拉克时代，这种诗是供朗读或颂唱的，篇幅可长可短。现在包括起句、发挥、结句的所谓的传统篇幅正适于短篇朗诵。这一经典格式经过人文主义者的精心研究和运用之后，至今仍然主宰西方的创作，包括演讲、诗歌、戏剧、散文和交响乐（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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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十四行诗的格式并非适合于所有语言，（比如）法国的诗人就不常用这种格式。但是，彼特拉克或莎士比亚的系列十四行诗使诗歌可以写成一段叙述。与史诗不同的是，诗人不需要照顾故事之间的连接，这种手法比电影和电视早了600年。梅瑞狄斯在写《现代爱情》的十四行诗的时候，发现需要十六行才够，于是他就多写了两行。这种自由原已被彼特拉克废除，但梅瑞狄斯做了这种自由选择也丝毫没有影响他所叙述的伟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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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模仿彼特拉克的诗人对通常是女性的偶像抒发爱情或绝望，故意过分夸张，使爱情诗这类诗歌因此而遭受连累，名声扫地。德国曾一度掀起彼特拉克热，模仿的作品如同潮涌，结果使彼特拉克式成了贬义词。但是这一体裁总是再次复兴，不仅用来抒发爱情，也被用来描绘自然或表达道德和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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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本人的经历证明，一个只顾思考生命意义的诗人受到某个事件的震动，也会变得关心政治。一个名叫科拉·德里恩佐的平民于1347年领导了一场起义，“恢复了罗马共和国”——它只存在了几个月。（瓦格纳的一个歌剧用了他的名字和故事。）当时，40出头的彼特拉克为又一个古典体制的恢复而欢欣鼓舞。尽管他并没有中断与几个统治意大利城邦的暴君交往，但他的理想没有因现实而改变。像在他之前的但丁和在他之后的其他作家一样，他渴望意大利的统一，他的《意大利颂》和其他一些作品描述的是他在李维作品中读到的那种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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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乌托邦式的愿望成了人文主义者的另一个特点，受过教育的男女开始崇拜罗马共和国，而不是威震中世纪的罗马帝国。为拯救自由政府而战的西塞罗成了模范公民，甚至连16世纪王公统治下的忠诚子民都这么认为。恺撒是可恨的篡权者，布鲁图杀了他是英雄之举——请读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恺撒》。和他们对身后名声的重视一样，这种对于政治理想的激情表明人文主义者是看重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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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不应该忽视事物的反面和矛盾之处。人文主义者并非不关心宗教，也不想用多神教来取代基督教。现在的人文主义者可能否定上帝，并且以人来衡量一切，但彼特拉克却是笃信宗教的。他认为福音书高于一切世俗的著作，他崇拜圣奥古斯丁，并在后半生写了一篇轻视现世的短文，是类似反劳拉诗的对罪过的忏悔。他甚至攻击追随阿拉伯医生兼哲学家阿威罗伊的人，骂他们是物质主义者，是异教徒。如果有人文主义修道院的话，可以想象他老年时一定会去那儿。他唯一的愿望是研究典雅文字，以此“躲避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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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特拉克之后，各派诗人把多神教神话、历史、地理与基督教混在一起，这可能会使人对人文主义者的真正信仰产生误会。坚定不移的信徒弥尔顿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诗歌满篇都是仙女和古老的传说。诗人喜欢用新的词汇，神的名字、英雄的名字、地名和事件都成了新形象和新声音的宝库。人文主义诗人动辄赞叹“神一样的柏拉图”、“天赐的塞内加”。有的称上帝为朱庇特或耶和华。当荷马史诗讲到神庇护了一个斗士时，他们称之为上帝的旨意。他们这样说、这样写的时候根本不想自己是不是成了自由思想者、异教徒或无神论者。读了古人的著作使他们日益坚信，有些古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与基督教徒并无二致。我们已经知道伊拉斯谟就曾把苏格拉底称作“圣苏格拉底”。许多人认为，柏拉图之所以不是基督徒，只是因为上帝当时还没有降下启示而已。罗马的禁欲主义者塞内加因他严谨的道德观和宇宙万物从属于一个神的观点而受到推崇，虽然他认为神是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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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传统的合并，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之后，17世纪时出现虽自称斯多葛派但并不放弃基督教的思想家也就并不令人惊奇了。因此，今天所说的“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不符合历史事实。还应该加上多神教或希腊-罗马。它们与上述短语中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是熔合在一起的因素，并没有另立一支。仅举一个例子就可说明问题，过去500年来人们为改进社会而不断努力，这是希腊-罗马的传统。这又显示了人文主义在整个近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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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彼特拉克到伊拉斯谟时期，人文主义的知识和品味主要是在意大利发展成形的。意大利伟大的城市和大学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各国大胆的思想家，就像当年维登堡、里昂、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相继吸引了新教教徒一样。吸引着青年才俊和好奇的游客的不只是知识和气氛，还有新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创作它们时使用的惊人的新方法。另外还有名胜古迹、新建的教堂和新宫殿。还有一些人是被意大利先进的科学、法律、思想和经商方法所吸引。此外，人们也开始讲究烹调器具和用餐礼仪（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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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带回了多方面的文明影响，其他国家不得不承认“意大利是艺术之母”，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意大利是一切高级文化之母”。这种主导作用至今留在我们所用的艺术词汇中。莎士比亚和与他同期的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剧作家在作品中给许多角色取的都是意大利名字。来自意大利语的词汇有奏鸣曲、回旋曲、咏叹调、对开本诗集、八开本、厚涂法、明暗对照法、隔句押韵法、间奏曲、独唱、颤音、中提琴、女主角、精湛，还需要继续列举吗？倘若没有这些艺术词汇，我们将如之奈何？直到不久以前，文人都必须精通意大利文，他们必须读懂薄伽丘、塔索和阿里奥斯托的作品原文；它们是“典籍”的一部分，也是意大利人所发明并长期垄断的歌剧唱法和歌词的一部分（15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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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音乐、修辞和韵文艺术不感兴趣，对演讲和诗歌一窍不通。他们认为研究逻辑是白费力气。几乎没人手里有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哲学家的著作。新大学里的学生整天就是寻欢作乐，狂饮暴食，行为放荡。他们不分昼夜地闲逛，伤害其他的公民，沉迷于不良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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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庇护二世论维也纳（1458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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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7和18世纪时，欧洲国家的富家子弟都要做一次大旅行，行程的高峰是在导师的指点下到罗马、佛罗伦萨，可能还有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去欣赏艺术，体会舒适的生活。弥尔顿的旅行对他的职业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他的《失乐园》受了意大利人写的《亚当的堕落》的很大影响，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对于希望成为艺术家的人来说，到艺术的故乡意大利去“深造”是绝对不能少的，法国和美国至今还在罗马为这些人设有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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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整个欧洲都坦承自己野蛮原始，赞颂意大利的文明高雅，未免有失偏颇。当时的情况就像那些想在社会上往上爬的人，否定自己的出身，一心要学会外国的时髦风俗。以某种外国的风俗为时髦，这在西方是一个不断回潮的现象。继意大利之后，西班牙成了明星；然后法国和英国曾两次各领风骚（361；489＞）；英国和法国一度掀起了德意志热，但为时不久；接着是东方；最后美国成为不可抗拒的模式，在被咒骂的同时又为各国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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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所列举的意大利的例子之外，对一个国家的崇拜一般是跟着它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走的。奇怪的是，掀起这些文化崇拜热的往往是以超越世俗著称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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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以北和以西地区相继发生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始阶段，意大利的诗歌、戏剧、小说和人文主义的学术方法被视为典范。对文学的重视影响了人们对法律、历史、政治和宗教的态度。通过比较出处，核实年代，斟酌证据和证人的可靠性，以及分析词句的用法来确定一篇文章的真伪，欧洲人认识到了时代变迁所造成的后果。人们阅读文件时开始采用分析的眼光，口述历史除非得到核实，否则不再有权威。于是，识字的时代开始了。这种系统的怀疑主义的第一个成果是洛伦佐·瓦拉证明《君士坦丁赠与》一文是伪造品。传说《君土坦丁赠与》是从第一个基督徒皇帝那里传下来的一份文件，谕嘱把领土奉献给历代教皇，它给宗教势力增添了物质力量。瓦拉证明文件的措辞和比喻属于比这个皇帝更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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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宗教改革分子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所反对的教皇不论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都是篡位者。虽然福音派鄙视人文主义者死抠文字的做法，但虔诚的圣书研究者也只能采用同样的做法，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大量的《圣经》新版本和新译本。这些著作对于经文进行了初级考证，后来又出现了对《旧约》和《新约》的“高等考证”，即在对措辞提出疑问之后对实质内容提出疑问（359＞）。这种学派现在仍然存在，但现在的放肆一定会使这个学派的前辈惊惶万分。有专门的刊物讨论大卫王是否确有其人，以及“撒拉到底有没有排卵”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总的来说，16世纪的学术研究巩固了新教关于教义的来源是福音书而不是教会的观点。根据人文主义的原则，要了解真理，就必须查原作，而不是依赖评注。简言之，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虽然未结为同盟，但在向着同一目标的行进中一度走到了一起。这个事实足以使我们把16世纪的文化称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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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文主义者的领袖人物并不具有新教徒那种激情。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如果不是在行动上，至少在品味上是人文主义者。他们鄙视新教徒，认为他们心怀偏见，是异端。人文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吗？如果不是的话，他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知道，伊拉斯谟深信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彼特拉克从信仰进一步变为虔诚，先是取悦俗世，然后又企图抛弃俗世。这两种立场具有代表性，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神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它们分别以福音书中不同部分的内容为基础：基督宽恕罪恶是为了鼓励人们过规矩的生活，这是个道德和社会的问题。但他同时也规劝放弃世俗，称之为灵魂得到拯救的先决条件。一个人是否能同时遵从这两个训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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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道德之间的矛盾很少得到承认，这也许是因为在人们心中这两个愿望同样强烈。它们反映了社会和个人的不同要求。浪子回头比始终遵守道德更加珍贵，这个教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比如路德，大众宁可把他看作一个被驯服的野性的人，而不是个心如枯井的乏味书呆子。但是如果人人在生活中以此为准则，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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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说不出圣子诞生与圣灵流出之间如何不同，难道他就不能做基督徒吗？如果我相信三位一体，就不需要给我解释。如果我不相信，怎么解释也说服不了我。宗教的顶点是平和，定义越少，观点越自由，便越能达到平和。据说我们现在的问题要等待下一次主教特别会议解决。最好让这些问题一直等到我们去见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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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15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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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只目睹了福音派激情的一次爆发，就受不了了。15世纪末，僧人吉罗拉诺·萨沃那洛拉把佛罗伦萨人的虔诚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导致了著名的“焚烧虚妄”事件。高度热情的理想是不可能在整个社会中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次运动失败后，这位先知被指控为异教徒，在公众的赞同下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萨沃那洛拉向大众布道时，太拘泥于《圣经》的表面字眼，太福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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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者是传统的、守道德的人。但是他们受过训练的思想却渴望更高深的东西——一种对天主教教义进行了改进的神学，或至少能使用古典词汇重现其意思的纯哲学。大多数人认为柏拉图的学说就是这样的哲学。他曾经说，人好比坐在洞里，背对洞口，目视内墙，所看到的只是对外部世界的黯淡的反映。他的意思是说，感官对于存在的永久形式的印象是不完美的。人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永久形式。如果不断努力，人就能够提高境界，从热爱世俗的东西转向热爱由纯形式构成的永恒的美。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这就是上天的降恩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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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幅景象有点儿枯燥、抽象，所以新柏拉图主义者又增添了一些犹太神秘哲学和传统的“白色魔术”的成分。柏拉图因此变成了神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再必要，这位伟大的经院神学的栋梁就这样被抛弃了。亚里士多德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社会科学家，也是美学家。根据他的学说，物质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教导说，财富、朋友和舒适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德行的先决条件；任何理想的可能性都是建立在自然（物质）的基础之上。虽然柏拉图通向永恒形式的梯子更接近于基督教的理想，但有少数人文主义者由于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继续坚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尤其是后来读到了他的原作之后。这是新学术的又一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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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这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大倾向，就物质和精神的问题展开了辩论，但辩论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每一个阶段总有一派的观点占上风，渗透于每个领域的智力活动，包括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唯物论的反面被称为生机论（665＞）。这种此起彼伏的拉锯战产生了巨大的成果；推翻正统学说所带来的刺激是文化中长存的因素。［参阅保罗·奥斯卡·克利斯泰拉（Paul Oskar Kristella）的《文艺复兴思想》（Renaissance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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