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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系的欧洲国家曾把皮科树立为中学生的典范，说他知识渊博，无所不知，学生应该努力向他学习。正是由于这个传统，皮科的名声才得以保留至今。（在我上学的时候，对于成为“真正的皮科”这个要求，教师和学生的态度大不相同。）除了博学以外，皮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信仰的新颖独创。他虽然信奉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但是不局限于福音书和风靡一时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大多数理论他确实都不接受，但是，他在诗歌和文章中表示过，在《论人的尊严》的演讲中也指出，所有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只是看到了一部分真理。他想把这两位著名的希腊人、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派、托马斯·阿奎那、犹太神秘哲学作者和波斯的拜火教等所有方面的观点都调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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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认为，如此混杂的观点表明了精通多种语言、杂览旁收的危险。然而，今天我们几乎一门外语都不懂，可还是同意皮科的意见。皮科认为人的“尊严”是上帝在亚当堕落之前赐予他的，后来又通过救赎而得以恢复。人文主义者会想起剧作家泰伦斯的一句名言：“我是人。人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尊严当然也可以解释为蔑视福音关于保持谦卑的要求，拒绝承认现实的罪恶。人文主义因此被指控颠倒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无神论，企图去除宗教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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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上帝，在天之父崇高的慷慨！哦，人最高尚、最了不起的幸福！他被恩赐如愿以偿，天父赐予他各种各样的种子以及各种生活的萌芽。人不论培育什么样的种子，都会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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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此多变，雅典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说，人能够改变自己的本性，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就是他的象征，谁不会为人的这种多变而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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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科《论人的尊严》（14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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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人文主义间接和直接地否定压抑身心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常常被认为是非人性的，但它和它的对立面一样，都是人的一种倾向。一个禁欲主义者往往是一个能力达到极限的感觉主义者。无论如何，我们使用人性和非人性这两个词的时候概念不严谨，用人性来形容我们的优点或者我们所赞许的东西，给自己贴金。历史学家不会同意这种用法，因为他知道残酷、谋杀、大屠杀也是人的行动中最典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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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拒绝禁欲的生活，甚至连自责都不愿接受，因此释放了助长个人主义的情绪。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并希望发展这种才能，这就是个人主义。好社会可以使人感到自己发展的前途无限。因此，个人主义导致解放，这是近代最典型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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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典雅文字有关的一切都与印刷书籍相关。固然，在发明印刷之前，僧侣中间就彼此传播新的思想和发现，但是文稿的传播十分缓慢，全靠偶然的机会。手抄造成了众多讹舛，高成本限制了流通。如前文所述，印刷使宗教异见变成了一场革命（＜4）。思想的快速传播使得激动的情绪更为高涨。此外，羊皮纸和原始纸张的手抄书卷读起来不方便，处理和储藏也很困难。书后没有索引，即便有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中世纪的人拒绝接受字母顺序——既然没有一条特定的原则来管理，所以字母顺序是“人为”的、“不合理”的。对于爱书的人来说，印刷品会激起深刻的情感。丢勒有一幅炭笔素描画的就是一双手捧着一本书，看起来这位艺术家也是个爱书的人。书和自行车一样，是一种完美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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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大教堂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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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会战胜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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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对巴黎圣母院墙上和玻璃窗上的故事发表的感慨（18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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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书籍越来越多，识字的动力随之加大。印刷的唯一缺点是，白纸黑字像是有一种权威性，天真的人会误以为书上的每个字都是真理。当不同的书中所载的真理不同的时候（因为写作和出版的动力也加大了），就造成了智力生活的变化。本来是两派之间的争斗，现在变成了群斗。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模糊现在已经是一种常存的现象，为人们所接受，认为它就像自由经济一样，是筛选真理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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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这场变化中又是先驱。15世纪末，威尼斯一个富有发明精神的人创办了阿尔定印刷所。他是个印刷匠，也是人文主义者，自称阿杜尔斯·马努蒂乌斯。他的印刷所在之后的100年中出版了质量最高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著作。阿尔定版本意味着最佳版本，是现在收藏家趋之若鹜的珍品。阿杜尔斯设计出了简单的格式和字体，尤其是发明了斜体字，据说是根据彼特拉克的手迹发明的。平常的字体根据传统称为罗马字体。在这之前，印刷工把最新的手抄本字体刻在金属版上，生产出“黑花体字”版。这种版本作为收藏品如今尤为珍贵。成对的字母之间有连字弧线，当同样的字母并列在一起时，便用该字母的特别字体。一组同型的铅字有240个变体，页面虽美但不易看懂，对于刚刚学会识字的人来说则更为困难。直到20世纪中期，德国还在使用经过改进的“黑花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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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有阿杜尔斯是伟大的印刷设计师。每个国家都有几位这样的天才，例如，法国的埃蒂安纳兄弟和荷兰的埃尔泽菲尔家族。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便利要归功于他们的发明，如：标点符号、罗马系语言的重音符号、使句子和段落成为独立的意思单位的空间，以及使意思更为清楚的大写字母。统一拼写的要求也是那时首次提出的，也是为了便利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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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成就卓著的出版商叫威廉·卡克斯顿。他经商致富，之后兴趣转向文学，着手翻译一本流行的书，译好后手抄出来。据他自己说，他用笔“写得累了”，因此学会了印刷，并在科隆建立了印刷厂。经营了两年后，回到英国。在英国，他继续进行翻译和出版的工作。与外国同行不同的是，他只翻译和出版用方言写的书。几乎所有流传下来的最佳英文作品都是他出版的，比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卡克斯顿自己的文笔并不流畅，但他选定一种英国方言，源源不断地出版书籍供给读者，即贵族、乡绅、僧侣阶层，帮助实现了英语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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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第一代国际出版商不只是出书和卖书，他们本身也是学者和赞助人。他们翻译经典作品，扶植作家，自己也搞创作。他们不断重新设计字形，因而产生了排印术这门新艺术。从1500年以来，十几位艺术家为不同的用途创造了各种字体，但同时也没有取缔早期的字体。在鉴赏家的眼中，一本书有年代感，他能从字体上看出成书的年代。当然，新印刷的书还是采用卡斯隆、詹森、加拉蒙的字体，或者其他以早期的印刷匠命名的字体。只是近期在非人的“阅读器”的无声压力之下，才出现了一种丑陋的、劣等的字母（以及支票上印的那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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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高质量的早期印刷书是一件艺术品。页面是一幅构图（composition），排字工人（compositor）的名称即由此而来。页边、行距、缩排、大写字母，所有这些都有仔细确定的比例；木刻插图都出自大师之手，霍尔拜因、丢勒和科拉纳赫就是其中一些最多产的画家。这种对美观的注重并不是新现象，而是中世纪传统的延续，但在一个方面后来还不如中世纪，因为第一个字母已经不用金色装饰了。不过，书的扉页十分漂亮，上面通常印着作家的名字和简介，如：菲切诺，佛罗伦萨人，著名医生和哲学家，后面还加上一句宣传：“怎样照顾学生和文人的身体，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下面便是对作者赞助人的献词，作者的生计主要就靠这位赞助人。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安排。作者因希望得到恩惠而对赞助人大加赞颂，或对以前曾从赞助人那里获得的馈赠表示感激；赞助人私心大悦，必然对该书关心保护。而且，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书籍广为流传，确有可能使赞助人因此而“流芳百世”。双方都有可能从中获利（说到获利，15世纪已经出现了版权意识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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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物，那时人文主义者读的书在几个方面与现在我们拥挤的书架上的书有所不同。在16世纪的学者看来，我们现在的八开本书像袖珍本，虽然它也是阿尔定印刷所的发明。16世纪的书又厚又重，是12英寸×15英寸的对开本的大型书。所谓对开本，是把一张大型布制优质印刷纸对折一次，做成四页。书的封面用牛皮或羊羔皮包上真正的木板做成，书的中间用金属搭扣扣住；用布装订书不过才有175年的历史。为了防盗，书上常常用一根链子把书锁住。居然会有人偷书——多么奇怪！直到1750年，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立架上还锁着一本对开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旁边的说明写着供学生在阅览室认真研读真正的经典之余“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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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近代有了新的用途。人们开始默读和单独阅读。在修道院的餐厅里僧侣在饭间给兄弟们朗读的情景已经成为往事。大学讲师这个头衔的本来含义是“朗读者”，后来这一职能也消失了。中世纪的学生买不起昂贵的手抄本著作，图书馆很少，或者根本不向他们开放，于是在缺少书籍的情况下产生了中世纪的口头辩论形式。当17世纪的印刷技术使小册子成为流行之后，便可以用书面形式与同行展开辩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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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刷商和书商通常是作家的朋友、知己或保护人，所以他们常常出版一些大胆的书，这些书因惊世骇俗而畅销，出版商也因此受到连累。艾蒂安·多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书被焚，他自己也被处以火刑——“为书殉了难”。他原来是作家，非常崇拜西塞罗，但并不是个仁慈的人文主义者；恰恰相反，他性情残暴，喜怒无常，在一次殴斗中打死了一个人，本·琼森也干过这样的事。书籍越出越多，慢慢地如同今天的家用电脑一样普及；然而，古老的口头传统仍有一丝幸存，它表现在人文主义者在书面辩论中喜欢采用对话的方式。这是对古人的模仿，有着中世纪“正方与反方”的口头辩论的余韵。这种体裁看似公平，但是，最后总是表达作者意见的一方取胜。书面演讲词是人文主义者喜欢的又一流行体裁，它模仿古代的经典演说，以口语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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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各方面特点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印刷增加了学者思想交流的准确性，因为一本书的所有印刷本都完全一样；断章取义地引用对手著作中某一页的内容会使对手措手不及，从而击败他的论点。然而，这种便利是有代价的：书削弱了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把智力分成了不同的方面，由此产生了许多专业。每个专业中的材料都浩如烟海，使学者难以应付。过去的学者熟谙他研究课题的所有资料，而现在，因为资料无穷无尽，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E·M·福斯特曾经把一切与古典著作无关的东西都称为“伪学问”，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现代的状态。最后，通过阅读古典著作和文艺复兴的书籍，人们可以看到书这个概念含糊不清。在16世纪和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部著作的标题都说明里面包含多少“书”，例如，让·博丹的《共和六书》（245＞）。“书”指“部分”，“章”指一小节，可想而知羊皮纸制成的书不可能很长很厚，否则就太过笨重，所以才能用几本“书”合成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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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并非都是专业的出版商。最热切的人文主义者是教皇，首先是15世纪中期的尼古拉五世。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把宫廷变成了艺术中心。他聘请建筑师阿尔贝蒂画规划图，要重建梵蒂冈，还有破旧的圣彼得大教堂。它并不是教皇的教堂，但是它坐落在最古老的基督徒墓地上，据说那儿埋葬着被基督任命主持教会的使徒。北方的人民为这项工程捐献了大量钱财，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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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又出了一个人文主义的教皇庇护二世。他出了一部著名的自传，根据维吉尔史诗中的英雄庇护·埃涅阿斯的名字给自己取名为埃涅阿斯。同样，亚历山大六世也没有用圣人的名字，而是用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在他们两人的统治之间，出现过一个反人文主义的教皇，但是他的反人文主义运动失败了。这些“文艺复兴的教皇”除了各不相同的道德品格之外，还以留下的石雕和绘画遗产而闻名。此外，他们也喜欢诗歌、音乐、戏剧、哲学辩论，并在动物园里收集外国的珍奇动物。他们为显示奢华高贵不惜重金，确定了高雅的宫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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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世纪四分之三的时候，尤利乌斯二世登上了皇位。这位以钓鱼和作战技术闻名的教皇在收复领地的战争中屡战屡胜，在对艺术家和他们作品的判断上也慧眼独具。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是在他手里开始的。他在梵蒂冈建了一个雕塑花园，以“无上的雕塑”阿波罗像和1506年出土的同样著名的拉奥孔群雕为中心。尤利乌斯聘请了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担任设计师，一心要把罗马重建成一个美丽的城市。他还发明了出售赎罪券的办法，结果他的继承人利奥五世为此遭了报应。利奥五世也是艺术鉴赏家，是拉斐尔最大的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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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形引起了年轻路德的反感。在他眼里，人文主义只不过是世俗的代名词。高级神职官员道德低下，更使他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其实，人文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与那些平庸的神父、僧侣，或者是施行暴力，却认为自己会因信仰而得到拯救的激进福音主义者相比，反而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至少有一点，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两大古老文明的知识，因而不得不考虑超越宗教信仰的永恒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的责任和命运是什么？死亡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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