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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运银船队每次安全回港，人们都欢乐庆贺。尽管英国海盗夸口说他们常有斩获，说他们的活动离海岸之近“可以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子”，但半个世纪中，船队没能回港的情况只发生过两次。国王从这个来源得到的年收入高达400万镑，等于伊丽莎白女王收入的16倍。真正的灾难是通货膨胀扩散到了欧洲的其他地方。物价长期上升，使一切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都陷入贫困之中，有些土地拥有者也许稍可得免，但是所有的工人和手艺人都难逃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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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长期的困境刺激了新的经济学思想的产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过度出口造成了经济的萧条，但也有人认为原因是人口下降，奢侈浪费，或银币贬值。两个西班牙人，马丁·德诺瓦罗和修士托马斯·德梅尔卡多，看出了其中的一点儿端倪。最后，我们以后要谈到的（245＞）名为让·博丹的法国法学家道出了货物量与流通中货币之间的明确关系。他为“货币量的理论”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改进，这个理论至今指导着中央银行以操纵利率的方式来控制通货膨胀。贵重金属猛增的另一个后果是货币完全取代了以物易物的制度，从而导致许多国家在17世纪采纳了重商主义的原则。商人的世界观被用来指导整个国家（292＞）。关税和出口补贴便是这个现象的现代产物，人们对此辩论不休，它们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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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卡萨斯等人在马德里和新西班牙为保护遭受蹂躏的土著人所发起的宣传和战斗导致了一个古老思想的复苏。大家记得，罗马的塔西佗对于1世纪日耳曼部落的描述使罗马人自愧弗如（＜9）。日耳曼人生活简单，性格坦率，忠诚勇敢，不像文明社会中的人尔虞我诈，贪生怕死。16世纪时美洲的一些部落被用来与文明人作同样的对比，至少，3000英里之外的人对美洲的部落持有这样的印象。于是，出现了高尚的野蛮人的形象，它从此不断启发着一次又一次的原始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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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是哥伦布首先在他的早期报告中提及当地人的简单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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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派出了两个人。他们走了三天，发现了一些人和房子，但是他们为数不多，而且没有政府。于是，那两个人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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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从新世界发出的第一封信（149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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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进一步的事实启发了人们对于乌托邦的向往，首先是托马斯·莫尔于16世纪的第一个10年写出的《乌托邦》一书（117＞）。鉴于此，应该把高尚的野蛮人这一概念和卢梭分开。他是200年以后才扬名的，而且并不赞许这种形象（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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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德时代的德国，塔西佗笔下的善良野蛮人被用来挑起对罗马这个外来权威的反感。赞扬印第安人和日耳曼人的这两种态度改变了西方人对于自己祖裔的看法。在这之前的1000年里，他们曾经是古罗马的儿女，而现在不同“种族”的观念取代了过去同一个血统的观念。这个变化的意义显而易见，它的产生正值帝国灭亡和民族国家诞生之际。民族既把人民团结起来，又造成人民之间的分别，产生了我们和他们。因此从16世纪起，英国人开始着迷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把自己和日耳曼人划为一体，与罗马历史划清界限。［参阅休·A·麦克杜格尔（Hugh A.MacDougal）的小书《英国历史上的种族神话》（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下文会谈到一个类似的观念是怎样影响1789年大革命前后法国政治的（24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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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观念的改变，一组新词汇应运而生。不仅有日耳曼人、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还有朱特人、丹麦人、高卢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诺曼人、伦巴底人和哥特人（又分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与其并生的一种信念认为，民族的个性是先天生成，本性难移。按照种族的理论，如果一个民族的个性古怪可憎，便应永远视之为敌。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些偏见和敌意就是这样产生的。“种族论”中各种族之间的先天区别等于宗教中异教徒与基督徒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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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西班牙和宗教法庭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其他地方没有搜捕消灭异教徒的做法。事实并非如此。的确，西班牙的宗教法官特别怀疑几类人，即假装皈依基督教的摩尔人和犹太人，而其中一些人确实是装样子的；的确，对异端处以火刑的臭名昭著的“公开仪式”——该词在葡萄牙文中是“信仰之举”的意思——成了一种公开表演的娱乐。但是普通的宗教法庭在欧洲到处都有。在信仰新教的苏格兰和日内瓦，它的名称是惩戒，也是依靠世俗的刑法来惩治像塞尔维特那样的罪人（＜30～31）。英国在三代国王治下也有不少烧死异教徒的行为。一段时间内，异教徒是新教徒，过一段时间又变成了天主教徒，一条名为“焚烧异教徒的责任”的法规给这些行动提供了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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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进行迫害的是巴黎大学，即索邦大学。人文主义者印刷商埃蒂安·多雷便是那里宗教审判的受害者之一。在意大利，宗教法庭是教会政府的一个部门，各个城市的狂热程度不同。罗马严厉但效率低下，威尼斯比较温和，基本上采取规劝的办法；总督不想骚扰通常来自于新教国家的外国商人，因为他们对这个商业共和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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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庭至今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体制，只去除了它原来的方法和严酷的裁决。20世纪的许多独裁者依靠的就是这种手段。在自由国家里，它也常被临时起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搜捕德国人的同情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押日裔美国人，以及冷战期间追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目前，美国大学里的“政治正确性”和言辞警察，还有因为一些被奇怪地称为“敏感”的用词和题目而对个人或公司进行惩罚，这些都是宗教法庭精神永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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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帝国和物价之外，马德里有多少人在思考别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定有不少人关心文学和艺术。这一点可以确信无疑，因为那个世纪的后半叶是西班牙人所称的他们文化的黄金时代的开端。遗憾的是，除了画家以外，其他伟大人物的名字并不为学者和专家之外的人所了解，主要原因是西班牙在它的帝国光辉褪尽后变得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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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受到冷落的不只限于西班牙的作品。以为“真正的好作品”一定会跨越国界，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像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匈牙利、波兰以及欧洲其他的斯拉夫国家还只是欣赏本地的经典著作。16世纪一个极好的例子是葡萄牙人卡蒙斯所著关于欧洲向西扩张的史诗《鲁西亚德》，这位诗人同时也是探险家和人文主义者（153＞）。荣耀女神为什么这样难以捉摸呢？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出名取决于某一群批评家的青睐，或者恰好掀起的对于某人的狂热崇拜。作品中的某些成分必须呼应时代的某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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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还需要有好的翻译。拉丁文停用使16世纪成为方言翻译的伟大时代，但是，翻译或不翻译一本书纯属偶然的选择。有些杰作没有出口，没有被翻译成五种主要的语言以飧读者。但是，也有的著作就像有些酒一样，不宜远行，翻成别的语言就走了味。实际上，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就像伟大著作或“典范之作”的标签一样，代表着一种理想，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经典著作的范围不断扩大，加进了远东和第三世界的作品，以此鼓励一种全球观，但不要忘记欧洲还尚未全部发现本身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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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16世纪的文化成就包括加尔西拉索、博斯坎和蒙特马约尔的诗歌，比维斯和比托里亚的政治理论，以及洛佩·德·维加的早期诗剧。在后来的年代中，戏剧一直欣欣向荣，对法国和英国的作家产生了影响；同时，绘画和音乐也发展到新的高度（334＞）。这后两种艺术形式比文学更容易跨越国界，因此也更容易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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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即在普罗旺斯战死的加尔西拉索被誉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不管指的是整个欧洲或只是限于西班牙，这种赞美本身已足以说明他的声望。他和友人博斯坎共同出版了一部流行的西班牙诗歌集，这丰富的诗歌遗产启发激励着历代西班牙诗人的灵感，一直到我们时代的洛尔卡。那些诗歌的明显特征是，在朴素和悲切中掺杂着愤恨，类似另一种西班牙独有的风格，即以歌舞的方式表达大众情感的弗拉门戈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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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路易·比维斯是伊拉斯谟的信徒。除了其他著作之外，他写过一篇宣扬妇女教育的论文。他曾担任过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的教师，是在那个不幸福的女子因其残酷的迫害手段而被冠以“血腥玛丽”的称号之前。比维斯的其他作品讨论了幸福生活、国际和平以及救济穷人的问题。让现代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他对巴黎大学哲学家的攻击。（根据他的看法）这些人把时间浪费在文字意思的推敲和推理过程上，有些人甚至企图把现象量化。比维斯对这些题目本身并无反感，他所反对的是把全部精力扑在这些题目上。这种狭隘看起来是受一个名叫约翰·梅杰的苏格兰人的影响而形成，由于它，困扰着历代有思想的人的重大哲学问题反而得不到研究。比维斯的思想中有不少类似后来培根的科学精神，他鼓励人们多观察自然，提高自信；他不同意当时哲学家的陈词滥调，说当代的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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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维斯的同代人弗朗西斯科·德·比托里亚是研究国际法的先驱，但长期没有得到承认。他是巴斯克人，是多明我会的修士，在巴黎读过书，编辑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退休前在刚经历了改革的萨拉曼卡大学执教（改革在此指的是采纳人文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在那里，比托里亚帮助查理五世拟定了殖民地的法律，同时门下也聚集了一群弟子。他讲课时，就政府这个大题目，尤其是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进行阐述，弟子们在他去世之后整理出版了他们听课时记下的笔记。关于战争与和平，他的思想与75年以后出版的胡果·格劳秀斯著作中的思想一致。这并不涉及剽窃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一个学科的创始人是第一个对它进行全面研究的人的话，那么这个创始人的头衔应当属于比托里亚。1926年，荷兰的格劳秀斯协会承认了这一事实，把一枚纪念比托里亚的金奖章授于萨拉曼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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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乍听上去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谁来对那些以独立自傲、我行我素的大国执法呢？联合国就一些原则达成了协议，但也只是在原则上达成协议而已，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作为自然法的倡导者，比托里亚认为，社会不同于协议或公约，它是由一套必要的关系所构成的，并且根据上帝的旨意平等地保护所有个人的权利。他的理论已得到普遍接受——但也只是在原则上而已。根据他的理论，国际社会具有和国家一样的权力结构和责任，各国有平等的独立存在的权利，除非一个国家不能自治。平等的国家有责任维持自由的通讯和贸易，对此进行干预便构成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同样，为了把一国人民从暴君统治下拯救出来，或者为了帮助遭到强大邻国肆意攻击的国家而进行干预也是正当的。但是，战争永远应该是最后的手段；一旦发动战争，它的目的不能超越它高尚的本意。自卫战争永远有理，为夺取胜利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胜利的一方应保持基督徒的节制。自从比托里亚（和格劳秀斯）以来，在这些法律的“执行”方面无甚进展，尽管许多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也建立了一系列法院、联盟和刑庭（672；758＞）。［参阅西奥多·卡普罗（Theodore Caplow）所著《和平游戏》（Peac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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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另一位西班牙作家首先开始运用小说这种体裁的萌芽形式。他不是评论家所说的塞万提斯，而是一位无名作者，作品的题目是《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中译本名《小癞子》）。一会儿我会解释为什么塞万提斯的杰作不是小说。不过无论如何，《堂·吉诃德》比《小癞子》晚了整整一代。拉撒路是一个无亲无友的流浪汉，先后给修道士、神父、乡绅、出售赎罪券的人等五六种社会类型的人当仆人。情节的每一个转折都表现出他各个主人的弱点和社会的缺陷，而吃亏的总是拉撒路，但是痛苦却使他变得老练和自强起来。最后，他成了公告传报员。这本书篇幅虽短，却是一本真正的小说，因为它具有双重的主题：人物和社会背景。对这二者都用写实的手法处理，从平铺直叙中见批评［请阅读默温（W.S.Merwin）的译本］。《堂·吉诃德》具有一些构成小说明确主题的要素，但是作者把它们与比喻以及哲学混在了一起。书中描写的情景是不可信的，而小说则应尽量接近生活，把故事写得如同真人真事（15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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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癞子》同时也开创了小说的一种准体裁——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这个词源自流浪汉（picaro）［后来的费加罗（figaro）即由此而来］。流浪汉小说描写没有前程的青年凭着机智混迹于社会，他的经历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而不是习俗所规定的关系。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流浪汉题材的小说变成了“教育小说”。这类小说通常描写一个能干然而幼稚的年轻人，不一定是穷人，他经过种种考验和挫折积累了生活经验。汤姆·琼斯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就是这一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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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另一个故事是事实和幻想的糅合，比第一本小说更受欢迎。听了这个故事，人们或是心惊胆战，或是因正义实现而人心大快。故事讲的是德意志地方的一个半哲人、半骗子的人，叫浮士德医生。他在1540年暴死，而且死有应得，因为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这个毫不留情的债主。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交易呢？是为了三件事。第一是所有生活在16世纪的人都能体谅的，就是想吃饱喝足。那时，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欧洲各地，贫穷是普遍的现象。当然，在土地比较肥沃的国家也有富足的时候。但是，所有的地方都常常爆发饥荒，它的阴影挥之不去。有一个现代学者甚至提出，16世纪中大部分人由于处于长期的饥饿状态中而产生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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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想要的不只是食物，他还想要足够的钱来购买华丽的衣服和“在群星中飞翔”的能力。显然，这位医生的愿望不只限于身体的享受。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来的故事里，没有关于浮士德和名叫格雷琴或特洛伊的海伦的美女做爱的暗示。直到那个世纪末这个故事成书出版后才出现了这方面的各种插曲。浮士德与魔鬼交易的故事代代流传，形式多样。它不只是人文主义骄傲的象征，也是一个伟大的西方神话。“在群星中飞翔”意味着对自己身为凡人的事实躁动不满，代表了一种极其崇高的愿望。为了它的实现，人们甚至愿意交出自己最珍贵的财产。16世纪末，马洛在剧本中给这个神话加入哲理的内容，开了阐发这方面意义的先河。后来，人们以诗歌、戏剧、音乐、绘画和舞蹈等各种形式对它进行表现和诠释。在菲尔丁时代的英国，它被改编成木偶戏，成为菲尔丁讽刺喜剧的竞争对手。歌德年轻的时候正是因为看了浮士德的木偶戏，想象力才得到了启发（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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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眼观察西班牙以外的世界，就会发现除了这个来自德意志地方的训诫性故事外，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有几件值得简单一提，因为它们与西班牙抗拒新生事物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比利牛斯山那一边的法国，弗兰西斯一世看来并未因陷入战争和宫廷事务而无暇他顾，仍然有空欣赏艺术，探索新思想，这些才是他真正的爱好所在。他招进了大批的意大利艺术家，其中包括本韦努托·切利尼、普利马蒂丘和达·芬奇，最后这一位是在弗兰西斯最喜欢的枫丹白露宫去世的。弗兰西斯重修了卢浮宫，建筑了大型城堡，包括卢瓦尔河畔雄伟的尚博尔城堡。他具有“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支持像纪尧姆·比代一类的学者，并任命明智的自由派勒菲弗·德塔普勒为大臣。为了与索邦大学不容异己的行为抗衡，他建立了法兰西学院，这所机构至今仍然是发表不符合官方思想的观点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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