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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身份的习惯也延及物体。艺术、技术、科学和工业中所有的物体，从星星到除草机到绘画系列的各张画布，都逐渐被贴上标签，编上号码。早在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16世纪，这种做法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在一直以研究医学而著称的帕多瓦大学，埃乌斯塔乔和法娄皮欧这两位解剖学家描述了人体两条重要的管道（耳咽管和输卵管），并以自己的名字给它们命名。他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维萨里，他与教会当局和社会偏见做斗争，使解剖成为医学训练中公认的一部分（199＞）。在下一个世纪里，伦勃朗可以画出庄严的《解剖课》，除了少数有偏见的人外，人们并没有因此而震惊骇异。同时，在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以及像冶金术这样的应用艺术领域，人们不断创造新词汇，这些词汇至今还是通用的术语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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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代的医生一样，他们16世纪的前辈突然遇到了一种可怕的新瘟疫。人们已经熟悉的腺鼠疫就够糟糕的了，因为它无法医治，每过几年便泛滥一次，所到之处十人九死，万户萧疏。新的瘟疫一开始的时候被法国人称作“意大利病”，而被意大利人称作“法国病”。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病是15世纪晚期法国人入侵意大利时首次出现的。首先得病的是士兵，然后他们又把病毒传播开去。诗人兼医生弗拉卡斯托罗在诗中首次歌咏了（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这种病的全部特征和恐怖。他的史诗分三个诗章，诗中充满了生动的描写和优美的拉丁文韵文。诗中主角名为Syphilus（梅毒），意思是猪猡情人。这个名字并没有取代侮辱性的国家诨名，诗人把诗的小标题定为de morbo gallico（“法国病”）。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是一个有才气的男子，或者应该说青少年，因为他18岁那年起就在帕多瓦大学执教了。此外，他还行医，担任教皇保罗三世的首席御医，然后又作为医学顾问被派往特伦托的主教理事会。他撰写过关于哲学和宇宙学的著作，还有一篇关于治疗狂犬病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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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科学可以减少迷信，但不能完全破除迷信。帕多瓦的科学家对一本题为《诸世纪》的书就完全无能为力。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诺查丹玛斯的法国人；这本预言集长年畅销，至今还在翻印各种语言的版本。在新出的一本作者传记中，援引了许多原著中的预测来解释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事件，对于它们的真实性没有提出任何怀疑。诺查丹玛斯在他牵强难懂的四行诗中，把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在一起。他自己承认他用了“不明确的、扭曲的句子”，目的是不想让人们充分得知未来的恐怖而被“吓坏”。他的信徒至今仍热衷于猜测、解释他的诗句的含义，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们可以解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于是，预知未来的愿望和对于玄义的兴趣同时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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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查丹玛斯不只是预言家，同时也是医生、历书作者、魔术师、玄学学者、巫师和美容师。他在那个世纪中期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关于化妆的论文》，书中还有不少春药的配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化妆品和护肤霜的配制与现在一样，是正经的大事。奇怪的是，人文主义者虽然酷爱自然，但是从来没有反对过人在脸上浓妆艳抹。除了身份低下的人和乡下人之外，所有自爱的女子，还有一些男子，都涂脂抹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女侍臣们（据说）往脸上抹苹果糊、玫瑰水和野猪油。既然女王要的是白净无瑕的脸，白垩粉可能是她用的化妆品配方中最主要的成分。她可以用一个新发明——镜子——来检验配方的效果是否理想，据说当时的镜子是在透明玻璃后面盖上一层东西制成的。为了完全改进自然，她把头发染成了红色（后来戴一顶红色的假发套），把眉毛拔得干干净净，这下再也没人会看到她偶尔露出吃惊的表情了。面无表情已经成为她脸上永久的表情。毫无疑问，这对于任何统治者都是有利之处，更何况一个企图成为绝对权威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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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福的婚姻将在欢乐庆贺中结合，但它将继续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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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和她的婆婆将相互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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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比一旦死去，姻亲将变得更加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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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查丹玛斯，此段据说指的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命运（15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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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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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尖的读者看到这一章的标题一定会想：“印错了。”甚至更糟：“拼错了。”[9]）其实，二者都不是。给读者这个小小的冲击是为了在他们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记住一个有文化影响的诠释，而且它还是一篇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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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用乌托邦一词的人是托马斯·莫尔爵士，他在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发表的一年前写作并发表了他那本著名的著作。他根据希腊文中意为“不存在的地方”的词根创造了这个词。从此，在所有的语言里，这个词都用来指理想的境界。乌托邦式这个形容词带有“不可行”的另一层意思，但是这一含义并没有阻碍自莫尔以降的各位作家设计各种幸福的社会（593＞）。描述乌托邦是西方的传统，不仅有对想象中国家的明确描述，而且表现在其他体裁中。一切有关社会正义的讨论，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当代的罗尔斯的论文都与此有关。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在乌托邦前面加个e，把希腊文的前缀改一下，变成好的意思呢？“欢乐的乌托邦（Eutopias for Euphoria）”，这句话也许是所有这些作者，包括我们将谈到的小说家（124＞）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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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我的鸟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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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凯勒（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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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期，三篇明确描写乌托邦的名著分别由托马斯·莫尔、托马索·康帕内拉（《太阳城》）和弗兰西斯·培根（《新大西岛》）所著。他们三人中，先驱者莫尔与另外两位之间相差l00年。对于康帕内拉需要稍作介绍。他是诗人，十四行诗写得非常出色，约翰·阿丁顿·西蒙斯把它们翻译过来，与米开朗琪罗的诗歌一起出版。他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科学家。他撰文捍卫伽利略，并写了一篇关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论文。这篇文章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爱伦·坡在《失窃的信》中引用了他的话。虽然坡并未读过他那篇论文，援引的文字摘自伯克的《论崇高美与秀丽美》（417＞），但据说伯克是直接引用原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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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罗伯特·博尔特《永远走红的人》一剧的人都知道，莫尔是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的内阁大臣。在一次对安特卫普的外事出访中，他突然记起了阿美利哥·韦斯普奇的《第四次航行》中的叙述，加之自己对当时形势的不如人意之处有许多想法，于是，他开始用拉丁文创作，写成的东西后来成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屿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一书的第二部分。他在创作期间把所写的东西拿给朋友们看。那些朋友和他一样谙熟柏拉图的《理想国》，因此为这部当代的类似作品兴奋不已。有9个人，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伊拉斯谟，还帮忙写了书信和诗歌，以供穿插到故事中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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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乌托邦》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文艺复兴作品。很快就有4个不同的版本出现在各个城市中。但是，该书探险家兼叙述人出场并描述他发现的新岛屿的第一部分对英国社会和经济的罪恶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所以直到作者去世15年之后，即作品完成的40年后，才被允许在英国出版。拉尔夫·罗宾逊动人的译本现在已成为英国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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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的论点简洁明快：“富人策划”欺负穷人的现象到处可见，因此把国家称作理想国是荒唐的（这种论调我们最近也听到过）。这一论点来自美好社会应该共同拥有财产的理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基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据说这座城市在赤道以南的非洲。培根一心要把他的“本萨拉姆岛”变成一座大规模的研究所，只字未提财产问题，但从“那片幸福的土地”上的一派祥和气象来看，那儿一定不存在贫穷和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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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乌托邦都是通过推论来显示现实中应达到何种美好的境界。16世纪的3个乌托邦社区是极其虔诚的宗教社区，道义上遵循的是基督教的觉醒，这种觉醒或是通过奇迹获得，或是受了当地类似事件的启发而实现。康帕内拉和莫尔一样，对其他宗教持开明态度；他们书中的先知宣扬的是同样的信条。基督教使徒的榜样为康帕内拉和莫尔书中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依据。同时，康帕内拉不相信世界是从虚空中创造出来的，他也不相信世界是永恒的，由此可见他所具有的科学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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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共产也意味着共妻呢？康帕内拉提出了早期教会中圣克莱门特和德尔图良之间的争论，前者说共产也包括共妻，而后者说“除了妻子之外，其他一切共有。”康帕内拉是赞成优生学的，据他说太阳城的公民支持圣克莱门特的观点（如同第一批再洗礼教派），但他给自己留了个余地，补充说他们误解了圣克莱门特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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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主张一夫一妻制，但是同康帕内拉和培根一样，他把婚姻看作是对国家有经济意义的一个问题。他看到，在英国为了养羊圈围耕地的做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地主越来越富，而佃户则无家可归。他开始怀疑人口过剩的理论。在一个死亡率很高的时代，大家庭是一种福气，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帮着干活，长大以后可以赡养年老的父母。在《乌托邦》一书中，一个家庭平均人口是20人，这还算是少的，因为家庭里还包括佣人、学徒，而且是三代同堂。按这样来算，54个城市的总人口达到550万，比英国16世纪的总人口多出100万。既然贸易——羊毛的贸易——无可避免，于是莫尔提出由国家来管理一切商务，以保证对各个阶层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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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婚姻的个人方面，三位作家都认为这个体制造成痛苦的束缚。为了提高婚姻的吸引力，莫尔建议在由长者安排，并有他们在场的情况下，让新郎和新娘非常严肃地裸裎相见。一个世纪以后，培根读了《乌托邦》之后，认为这种做法是残酷的，特别是在“以这么亲密的形式相见”之后，一方可能会拒绝的时候。既然这个办法的唯一目的是发现是否有疾病或生理缺陷，培根建议双方各派一个朋友观看另一方在游泳池里裸体游泳。而康帕内拉不放心让这些身负种族繁衍重任的人完全自由选择。他们必须身体健康，但他也预测了一些困难，比如一对年轻人堕入情网怎么办？当然他们可以自由地见面和交谈，但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美丽的女子人人喜欢，但这类女子供不应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搞高尚的欺骗，以防止失望和嫉妒。可话说回来，太阳城里没有难看的人。这些是新体制创造者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至于对婚姻是否感到满意，双方只能碰运气了。离婚只能是万不得己的事。批准离婚前，法官应作长时间的调查，婚外情是要求离婚的有力理由，如果发生婚外情，莫尔体谅地补充道，这说明双方十分不般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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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细节以及所提出的理由是一些综合的迹象。它们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规范，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特有想法。对于这三位人文主义者来说，更美好的存在意味着更虔诚、更幸福的存在。为了实现更美好的存在，他们三位各自确定了应为之奋斗的目标。莫尔希望通过民主平等来实现公正，培根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进步，康帕内拉则希望通过合理的思维、博爱和优生学来实现永久的和平、健康和繁荣。但三人在一条原则上意见是统一的，而西方对这条原则很晚才采纳，即人人都应该劳动。如果能实现这一点的话，康帕内拉估计每人每天工作四小时就足以使所有人过上好日子，剩下的充足时间（他建议）大家可以去听课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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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康帕内拉对妇女的评价很高，男子能做的她们都能做（在莫尔的书里，她们可以担任传教士）。康帕内拉认为她们甚至可以受训上战场，因为她们扔火球的技术很高。所有的男子年轻时都身体健壮，年老力衰后可以充当政府的间谍。不过，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都鄙视战争，除非是为了自卫，或（曾有一次）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康帕内拉认为，既然贸易是战争的起因，所以应该把它限制在绝对需要的范围内。理想的境界是自给自足，也就意味着没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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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法律简单明了，张贴出来明示大众。没有律师，自己申诉自己的案子。在处理犯罪问题上，三位作者都态度温和。首先应该采取批评和教导的方式，然后才是罚做苦役，尽量少用死刑。但是，战俘却自动成为奴隶。这种复古的做法很奇怪，因为奴隶制在西欧早已消失了。乌托邦主义者的奴隶制比较宽松，奴隶的子女自动成为自由公民。这些异想天开的设想提醒我们，这些人文主义者写作时心里参照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本书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如财产共有，共用妻子的优生学，结束贫困和阶级间的嫉妒；但并没有去除永久的阶级责任和阶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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