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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罗伯特·博尔特《永远走红的人》一剧的人都知道，莫尔是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的内阁大臣。在一次对安特卫普的外事出访中，他突然记起了阿美利哥·韦斯普奇的《第四次航行》中的叙述，加之自己对当时形势的不如人意之处有许多想法，于是，他开始用拉丁文创作，写成的东西后来成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屿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一书的第二部分。他在创作期间把所写的东西拿给朋友们看。那些朋友和他一样谙熟柏拉图的《理想国》，因此为这部当代的类似作品兴奋不已。有9个人，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伊拉斯谟，还帮忙写了书信和诗歌，以供穿插到故事中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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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乌托邦》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文艺复兴作品。很快就有4个不同的版本出现在各个城市中。但是，该书探险家兼叙述人出场并描述他发现的新岛屿的第一部分对英国社会和经济的罪恶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所以直到作者去世15年之后，即作品完成的40年后，才被允许在英国出版。拉尔夫·罗宾逊动人的译本现在已成为英国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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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的论点简洁明快：“富人策划”欺负穷人的现象到处可见，因此把国家称作理想国是荒唐的（这种论调我们最近也听到过）。这一论点来自美好社会应该共同拥有财产的理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基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据说这座城市在赤道以南的非洲。培根一心要把他的“本萨拉姆岛”变成一座大规模的研究所，只字未提财产问题，但从“那片幸福的土地”上的一派祥和气象来看，那儿一定不存在贫穷和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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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乌托邦都是通过推论来显示现实中应达到何种美好的境界。16世纪的3个乌托邦社区是极其虔诚的宗教社区，道义上遵循的是基督教的觉醒，这种觉醒或是通过奇迹获得，或是受了当地类似事件的启发而实现。康帕内拉和莫尔一样，对其他宗教持开明态度；他们书中的先知宣扬的是同样的信条。基督教使徒的榜样为康帕内拉和莫尔书中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依据。同时，康帕内拉不相信世界是从虚空中创造出来的，他也不相信世界是永恒的，由此可见他所具有的科学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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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共产也意味着共妻呢？康帕内拉提出了早期教会中圣克莱门特和德尔图良之间的争论，前者说共产也包括共妻，而后者说“除了妻子之外，其他一切共有。”康帕内拉是赞成优生学的，据他说太阳城的公民支持圣克莱门特的观点（如同第一批再洗礼教派），但他给自己留了个余地，补充说他们误解了圣克莱门特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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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主张一夫一妻制，但是同康帕内拉和培根一样，他把婚姻看作是对国家有经济意义的一个问题。他看到，在英国为了养羊圈围耕地的做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地主越来越富，而佃户则无家可归。他开始怀疑人口过剩的理论。在一个死亡率很高的时代，大家庭是一种福气，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帮着干活，长大以后可以赡养年老的父母。在《乌托邦》一书中，一个家庭平均人口是20人，这还算是少的，因为家庭里还包括佣人、学徒，而且是三代同堂。按这样来算，54个城市的总人口达到550万，比英国16世纪的总人口多出100万。既然贸易——羊毛的贸易——无可避免，于是莫尔提出由国家来管理一切商务，以保证对各个阶层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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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婚姻的个人方面，三位作家都认为这个体制造成痛苦的束缚。为了提高婚姻的吸引力，莫尔建议在由长者安排，并有他们在场的情况下，让新郎和新娘非常严肃地裸裎相见。一个世纪以后，培根读了《乌托邦》之后，认为这种做法是残酷的，特别是在“以这么亲密的形式相见”之后，一方可能会拒绝的时候。既然这个办法的唯一目的是发现是否有疾病或生理缺陷，培根建议双方各派一个朋友观看另一方在游泳池里裸体游泳。而康帕内拉不放心让这些身负种族繁衍重任的人完全自由选择。他们必须身体健康，但他也预测了一些困难，比如一对年轻人堕入情网怎么办？当然他们可以自由地见面和交谈，但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美丽的女子人人喜欢，但这类女子供不应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搞高尚的欺骗，以防止失望和嫉妒。可话说回来，太阳城里没有难看的人。这些是新体制创造者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至于对婚姻是否感到满意，双方只能碰运气了。离婚只能是万不得己的事。批准离婚前，法官应作长时间的调查，婚外情是要求离婚的有力理由，如果发生婚外情，莫尔体谅地补充道，这说明双方十分不般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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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细节以及所提出的理由是一些综合的迹象。它们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规范，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特有想法。对于这三位人文主义者来说，更美好的存在意味着更虔诚、更幸福的存在。为了实现更美好的存在，他们三位各自确定了应为之奋斗的目标。莫尔希望通过民主平等来实现公正，培根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进步，康帕内拉则希望通过合理的思维、博爱和优生学来实现永久的和平、健康和繁荣。但三人在一条原则上意见是统一的，而西方对这条原则很晚才采纳，即人人都应该劳动。如果能实现这一点的话，康帕内拉估计每人每天工作四小时就足以使所有人过上好日子，剩下的充足时间（他建议）大家可以去听课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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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康帕内拉对妇女的评价很高，男子能做的她们都能做（在莫尔的书里，她们可以担任传教士）。康帕内拉认为她们甚至可以受训上战场，因为她们扔火球的技术很高。所有的男子年轻时都身体健壮，年老力衰后可以充当政府的间谍。不过，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都鄙视战争，除非是为了自卫，或（曾有一次）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康帕内拉认为，既然贸易是战争的起因，所以应该把它限制在绝对需要的范围内。理想的境界是自给自足，也就意味着没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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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法律简单明了，张贴出来明示大众。没有律师，自己申诉自己的案子。在处理犯罪问题上，三位作者都态度温和。首先应该采取批评和教导的方式，然后才是罚做苦役，尽量少用死刑。但是，战俘却自动成为奴隶。这种复古的做法很奇怪，因为奴隶制在西欧早已消失了。乌托邦主义者的奴隶制比较宽松，奴隶的子女自动成为自由公民。这些异想天开的设想提醒我们，这些人文主义者写作时心里参照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本书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如财产共有，共用妻子的优生学，结束贫困和阶级间的嫉妒；但并没有去除永久的阶级责任和阶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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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乌托邦著作中关于青年人教育的观点是500年来人们不断重复提出的，即学校教的应该是事物，而不是词语，教学方法必须循循善诱。康帕内拉认为城市的设计应体现出所有艺术和科学的成就，创造一个有利于教学，接近自然的环境。这一理论是教育改革家夸美纽斯名著的前奏（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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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认为思考科学是生活的目的和乐趣。只有康帕内拉对机器感兴趣，他设想出用“帆和齿轮”推动的车子，以及用一种未加具体说明的“了不起的发明”开动的船（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远见，如果有了必要的机器以后，就不需要奴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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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没有比它更纯洁的国家了。它是世界的处子。没有垃圾、破房子、妓女或类似的东西。他们对你们欧洲允许这些东西存在感到鄙视和不解。由于这些东西的影响，你们的许多男子不愿意受婚姻的束缚。不结婚，宁可选择放纵的、不纯洁的单身生活；许多人即使结婚，也是晚婚。他们对婚姻漠不关心，对他们来说，婚姻只是一场交易，他们寻求的是一种联盟、利益以及欲望，而不是应有的男女双方忠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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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新大西岛》（1624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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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圈的内墙上画着醒目的数字，每个数字旁边都有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还有书写得整整齐齐的注释诗。内容有些是定义，有些是命题，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在外墙上，首先是一幅巨画，画的是从某个角度所看到的整个地球；然后是一张表，上面列出不同的国家以及它们奇怪的私人或公共的习俗、法律、起源、人民的权力以及所用的不同的字母，最后才是太阳城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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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帕内拉《太阳城》（16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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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乌托邦中，复杂的宗教和公共庆典不仅包含道德教育，而且还通过激发爱国情感把人民团结起来。如今，用有意义的词句和音乐来进行庆祝的形式已经过时了，像盛况和爱国主义这一类的说法往往遭到人们的嘲讽。但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仪式是不可缺少的隆重活动，它们巩固了人们的社区感，也保证了社区传统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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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想象的乌托邦重视音乐，这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生活的一个传统。无论在家庭、教堂、街上，还是逢年过节、同行聚会、结婚、出殡，或者是王公、官员、大使光临的大日子，所有的场合都少不了音乐（155＞）。歌声、号声、鼓声和演讲此起彼伏。当时音乐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变为仅仅是装饰，在一定的程度上它直到现在仍是装饰，被分为不同的种类，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大家各取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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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主义者喜欢用华丽的词汇来描绘乌托邦的住房、庙宇、服饰和家庭习俗，同样也津津乐道地夸耀他们的人民有多么健康，多么俊美，多么友善，又多么通情达理。例如，他们做事勤快，忠心耿耿，因为他们懂得如果工作懒散，大家共有的存货便会减少，个人的所得也相应减少。但是，苏联的经验证明这种复杂的推理常常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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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不勒斯有70000人，其中仅有10000到15000人劳作，他们因过度辛劳而面黄肌瘦。其他人则染上了懒散、贪婪、放纵、好色、放高利贷，以及别的恶习，他们奴役许多家庭服侍他们，破坏了那些家庭的生活。但是在太阳城，人们平均承担责任和工作，所以每人每天只需工作4小时。其余时间用来学习、辩论、阅读、写作、朗诵、散步、锻炼头脑和身体、玩游戏，但是，没有什么游戏是坐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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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帕内拉《太阳城》（16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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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乌托邦的公民不用说都健康聪明，但是欧洲瘟疫的幽灵令人难忘，不知为什么康帕内拉特别担心癫痫病，唯独他提到按医嘱常常勤洗身体。乌托邦必然有免费公共医院，医生们不断寻求制造新的药品。只有培根对于日常生活的安排没有详加描述，他只是设想“那个快乐地方”的“虔诚和人道”的人们把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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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之所以完美无缺，是因为假定人们会自愿服从合理的要求。固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无须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少数人也不用为财富和荣誉而竞争的话，那么，社会的和睦和友善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作者们也着意表明功绩会得到承认，各行各业都有荣誉和奖励。所以，人们吃饱了，又得到承认了，也就心满意足地效忠政府了。但奇怪的是，乌托邦的公民之间不存在邻里纠纷、家庭不和、种族仇恨等一些涉及个人好恶的琐碎事情。习俗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行为一致，但是，难道没有一个人抱怨或拒绝一日三餐都在公共餐桌上吃乌托邦菜，或者参加国家所有的庆祝活动，怀着真心的喜悦放声高歌吗？在这三部乌托邦著作加起来300页的篇幅中，仅有一处涉及心理：太阳城的年轻人乐意伺候长者，但是，“唉，可惜不愿意”服侍别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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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乌托邦著作里面描写的情况与作者生活的时代现状截然相反。读的时候必须把当时的状况与作者的奇特想法区分开来。像莫尔就说，如果对傻瓜，即精神病人，给予善待的话，让他们用“他们说的疯话和做的傻事”给人们取乐没有害处。这样起码能使他们得到珍惜和妥善照顾。在16世纪，聪明的傻瓜——小丑——经常被王公贵族养在宫廷里，正是因为他们说话做事无拘无束（302＞），但是，除非村里只有一个白痴，普通的智障病人无论是否被关入疯人院，都会遭到欺负、嘲笑和虐待。莫尔的慈悲使他显得麻木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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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莫尔生平的人不禁纳闷：他怎么能一方面宣扬乌托邦的宗教容忍，另一方面在当权期间又主动迫害异教徒？还不仅如此。他女婿为他写的传记把他描述为一位伟人和善人；他为信仰献身，并被追封为圣徒，于是他更加贤名远扬。这些在关于他的那部现代剧作中都得到了证实。结果，大多数读者对于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都浑然不知：莫尔为了支持他效忠的都铎王室，在一部著作中凭空捏造或帮助传播了“大谎言”，说被都铎的亨利七世推翻的理查三世是个身体残废的恶魔，谋杀了被囚禁在伦敦塔中的年轻王子，而他们是他的亲侄子。自从霍勒斯·沃波尔在18世纪晚期对此提出疑问之后，有好几位学者逐渐认为理查与传说中的形象正好相反，他英俊、能干，没有犯过谋杀的罪行。人们也忘记了，现在用来赞扬莫尔的“永远走红的人”这个说法当时是用来形容机会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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