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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发现自己内心有着无限的深度和广度。我所了解到的东西只能促使我去更进一步学习。由于我常见的弱点，我经常采取冷静的意见，并且憎恨那种自认为完全正确的蛮横和傲慢，因为它是自我节制和寻求真理的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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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论经验》（15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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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开始探索时秉承的就是这种观点。后来，他没有经历类似顿悟的激动，而是渐渐地认识到理性思考意味着学会如何生活。至于他观点改变的原因，我们只能猜测而已。似乎可以说，发生了这一转变是因为他对自己最深刻的自我有了日益鲜明的意识，而且还意识到这个自我常常不服从智力的指挥。学会死亡是经过对世界观察后所制订的精神上的规划，而学着生活也是一个规划，它包含了自我的“深度和广度”，也包含蒙田所说影响他的意见的“弱点”，可以说，包含了他的全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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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主题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它在《随笔集》中的表现还具有文化上的含义，可惜几乎无人注意：蒙田发现了个性。他把人形容为ondoyant et divers，这个短语精确得难以翻译，只能勉强译为“波浪式和多样的”。这样，他提出了一种更加深刻、更加丰富的关于个人的概念，取代了原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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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之前，一般认为个性是受身体的某种“体液”影响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属于以下四种类型中的一种：胆汁型、血液型、黏液型或忧郁型。所有的行动、态度和情绪都取决于人固有的性格。从伯顿的杰作（223＞）中可以看出，这个系统很巧妙，它能容纳暂时的偏差，而且与我们对周围人的印象相吻合：不管我们怎样对待他们，他们对我们的反应总是不变的。在家庭中，习惯也造成各人性格一贯如此的感觉——“他（她）又是老样子了。”这种一成不变性只是偶尔被反常行为打破，而这种行为被解释为“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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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液心理学，又称为主导情感，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权威理论。17世纪的本·琼森创作的《人人高兴》和《人人扫兴》这两个剧本就是以它为基础的。直到18世纪早期，蒲伯在诗中还写到它。迄今为止，通俗小说还是未能跳出这个范围，当然，能满足大众的口味这就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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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论我们行为的不一致性》一文中，蒙田指出了类型与个性之间的不同之处。属于一种类型的人可能会通过各种做法、偏好和动作表现出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但他的“姿态”是不变的，是“典型的”。而个性则不同。可以这么说，他是多方面的（“像一座山”），所以我们才说应该“全方位地”看人。从实际角度来说，个性只在文学中存在，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像蒙田审视自己那样去全方位地看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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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活中和小说中经常碰到类型与个性之间的差别，这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传记作者声称他们的传主“充满着矛盾”。他们用这句使人误解的俗话是因为在研究一个男子或女子的生活时，他们发现了属于个性的不同方面，如：他或她为陌生人和公共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对家人却一毛不拔，真是一大矛盾！其实不然，只是不一致而已；矛盾是抹杀对立面的，而不一致的行动却是同时并存的，各自适应不同情况。一个固执的自我在一个多变的世界里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冬天靠热汤，夏天靠冷饮。比如从大方变得小气，原因在外人看来可能不那么明显，但行为者本人心知肚明，也许他对家人失去了好感，或者从他们那儿得不到陌生人给予他的赞扬，或者是与现实的其他接触改变了“波浪式和多样的自我”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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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和行动之间的差异使蒙田得以明白他深感兴趣的历史。（他的意义上的）个性和历史是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这个现实就是形成过程。他声称：“我所描述的不是存在，而是瞬间。”《随笔集》中大量的观察评论是以历史和传记中的显著事实为基础的。他每出一个新的版本，便加入更多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品的引文，它们是关于他所谓“人的状况”的证据。在现代的用法中，“人的状况”指的是人的可悲命运，这是一种误用。其实它指的只是环境的力量，无论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环境与个性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历史的混乱以及它不可预知的曲折，而这种混乱和曲折并不总是有明确动机的。当有人问起蒙田为什么与拉博埃蒂的友谊如此密切时，他没有列举什么抽象的品质，而是回答说：“因为他是他，因为我是我。”事物的复杂性、思想和意志的多重性、结果的不确定性需要人不断地修正自己对事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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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拉斯谟和拉伯雷不同的是，蒙田有个愉快的童年和良好的生活开端，没有人强迫他进修道院。他的慈父教导他，养育他，无微不至地关怀他——每天早上让佣人用笛声轻轻地唤醒他。年轻的米歇尔·埃康·德·蒙田是小贵族，家族庄园坐落在法国西南部，他本来可以靠收租过闲适的隐居生活。但他性格活跃，好奇心强，鄙视游手好闲，具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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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两次担任波尔多市长，他其实并不想当，是亨利三世命令他当的。不仅如此，他还在国王的谈判中为国王出谋划策，提供帮助。同时，蒙田也十分钦佩信奉胡格诺教的纳瓦拉的亨利，他后来通过战争和皈依天主教获得王位，成为亨利四世。善于内省的蒙田还精通世界事务。如果要把他归类的话，他应该属于那时的策士，因为他所同情的党派宣称要努力结束宗教战争并重新统一法国。在宗教战争中，蒙田拒绝加入任何一派，这几乎和加入其中一派同样危险。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一群游散的武装“绅士”，告诉他们他对宗教之争毫不关心，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奇怪。他险些遭到杀害，但他并未被吓倒。在瘟疫暴发的时候，他坚守市长的岗位，再一次证明了他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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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能动和喜欢沉思，这两者在蒙田身上难得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不仅能平衡地看问题，而且成为一位善良的强者，一个庞大固埃主义者。同时这也保证了他所披露的心声句句属实。试想处于蒙田那样的地位，他对“吐露一切”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如果一个作家不用担心书的销量、书评的评论和公众对他的“形象”的看法，他要做到真诚就容易多了。（可读蒙田简短的旅行日记，里面除了其他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以外，还谈到了罗马的一桩同性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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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害于我的健康的莫过于无聊和闲散，忧思使我窒息和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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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旅行日记》（15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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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代的评论家批评道，他过多地谈自己，是虚荣的表现；他过多地注重日常细节，是琐碎的表现。他们说，有谁会关心他生病的时候骑马最舒服？现代的道德舆论承认他的天赋和创造力，但对他是个信念坚定的怀疑论者以及他的极端保守倾向则不以为然。这种看法没有抓住双重思维的本质。双重思维指同时看到一座山的两个方面的能力。这一类的思想家不多，我们立即可以想到的有：狄德罗、沃尔特·白哲特和威廉·詹姆斯。不能轻易地说他们优柔寡断或动摇不定。他们的思维是多线条的，采用透视法：当蒙田在和他的猫玩耍的时候，他猜想猫可能不是在和他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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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加重要的例子是《随笔集》中篇幅最长的《为雷蒙德·塞邦德辩护》。塞邦德是个西班牙神学家，他发起了“自然宗教”，宣扬人能够从上帝的创造中看到上帝，了解上帝。经父亲的要求，蒙田翻译了塞邦德的著作，然后，一位瓦罗亚王室的公主又请他为著作的论点辩护。但蒙田在辩护文中只是勉强地承认塞邦德的思想目前可能对宗教有一定好处，因为人们陷入狂热的教派纷争之中，并不真正地相信宗教。但总的来说，文章表明塞邦德的思想是错误的。然后，《辩护》撇下塞邦德，去讨论人的理性的自以为是以及人的知识的有限价值。拉伯雷也曾以一带而过的方式表示过这种态度。它引出了知识是否能导致德行，从而导致幸福这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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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世纪所拥有的知识远远超过了蒙田和拉伯雷的时代。我们是否因此而更加明智和幸福呢？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幸福的原因正是我们拥有知识。具有所谓双重思维的人完全可以像所有赞扬进步的人一样，渴望更多的知识，但同时也承认获得知识并不一定能改进生活质量。原子裂变和干预基因的知识有它们正反两面的影响。蒙田就对火药将来的用途表示了不安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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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知识是伟大的，有用的；鄙视知识的人在多处表现出了他们的愚蠢。但我并不像哲学家赫利鲁那些人那样把知识的价值说得至高无上，他们认为知识是最高尚的，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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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为雷蒙德·塞邦德辩护》（15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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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了50页的篇幅来谈儿童教育。在那篇随笔中他率先提出了卢梭的观点，坚持孩子一定要有导师。他认识到培养教师是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没有说明导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但是，既然自然是最好的指南，那么教学应该是培养自然倾向。为此，导师应该观察学生，听学生的意见，而不是一味地“像往漏斗里灌水那样在学生的耳边大声喊叫”。成功的教育是“培养而不是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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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应该死记硬背。若是一个年轻贵族的母亲请导师教育她的孩子，就应该培养这个学生的统治能力，而不是辩论能力。但是学习必须下苦功。扎实的知识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而哲学是解放人的艺术，虽然（蒙田认为）它现在已经变成了“没有价值的空洞诡辩”。在头脑获得了超人的常识之后，下一步当然就要通过锻炼、武术、游戏、骑马和跳舞来保证身体的健康和力量。如果教育得法，一切事物都能给人以教益，要使好的东西得以持续，必须不断练习，把它变为习惯。但是，教师通常实行的严格纪律必然会使学生对学习产生抵触。根据“双重思维”方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严厉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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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的乌托邦并不是空想出来的，它总结了一位探险家对于“食人族”的行为和体制的研究报告。当然有许多凭空想象出来的内容，但是它的道理清清楚楚，即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有它们自己的价值。正因为它们简单，所以天然的美德得以发挥；而我们却因为需要克服我们古老社会中的各种障碍和纠纷而压抑自己的天性，为了在社会上混而算计、说谎、欺骗，和我们所说的野蛮人一样残酷，却没有他们那样正当的理由。蒙田多次中断论述来谴责西方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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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村子里的葡萄藤冻住的时候，我的神父说这是上帝对人类动了怒。看看我们的内战，谁能不说天下大乱，审判日就在眼前呢。可是这样说却没有想到以前还发生过更可怕的事情，而且除了我们这儿之外，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都过着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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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论儿童教育》（15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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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绝不是建议欧洲人应该去模仿海外的野蛮人。当对自己的知识没有完全的把握，而且不太可能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时，最好还是服从已经确立的道德规范和政府形式。习俗是维持和平和秩序的强大力量。然而，国王的权利应该有一定的制约，社会等级制是不合理的，正因为人与人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彼此平等；对他们无法衡量，自然也无法给他们分等级。蒙田具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精神，反对国家的自吹自擂。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忠于国王和教会，因为这二者是当时所能享有的自由的支柱。在暴力的新教革命发生之前，法律维持了社会和平，基督教的习俗足以矫正道德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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