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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世纪所拥有的知识远远超过了蒙田和拉伯雷的时代。我们是否因此而更加明智和幸福呢？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幸福的原因正是我们拥有知识。具有所谓双重思维的人完全可以像所有赞扬进步的人一样，渴望更多的知识，但同时也承认获得知识并不一定能改进生活质量。原子裂变和干预基因的知识有它们正反两面的影响。蒙田就对火药将来的用途表示了不安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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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知识是伟大的，有用的；鄙视知识的人在多处表现出了他们的愚蠢。但我并不像哲学家赫利鲁那些人那样把知识的价值说得至高无上，他们认为知识是最高尚的，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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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为雷蒙德·塞邦德辩护》（15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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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了50页的篇幅来谈儿童教育。在那篇随笔中他率先提出了卢梭的观点，坚持孩子一定要有导师。他认识到培养教师是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没有说明导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但是，既然自然是最好的指南，那么教学应该是培养自然倾向。为此，导师应该观察学生，听学生的意见，而不是一味地“像往漏斗里灌水那样在学生的耳边大声喊叫”。成功的教育是“培养而不是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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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应该死记硬背。若是一个年轻贵族的母亲请导师教育她的孩子，就应该培养这个学生的统治能力，而不是辩论能力。但是学习必须下苦功。扎实的知识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而哲学是解放人的艺术，虽然（蒙田认为）它现在已经变成了“没有价值的空洞诡辩”。在头脑获得了超人的常识之后，下一步当然就要通过锻炼、武术、游戏、骑马和跳舞来保证身体的健康和力量。如果教育得法，一切事物都能给人以教益，要使好的东西得以持续，必须不断练习，把它变为习惯。但是，教师通常实行的严格纪律必然会使学生对学习产生抵触。根据“双重思维”方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严厉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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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的乌托邦并不是空想出来的，它总结了一位探险家对于“食人族”的行为和体制的研究报告。当然有许多凭空想象出来的内容，但是它的道理清清楚楚，即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有它们自己的价值。正因为它们简单，所以天然的美德得以发挥；而我们却因为需要克服我们古老社会中的各种障碍和纠纷而压抑自己的天性，为了在社会上混而算计、说谎、欺骗，和我们所说的野蛮人一样残酷，却没有他们那样正当的理由。蒙田多次中断论述来谴责西方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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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村子里的葡萄藤冻住的时候，我的神父说这是上帝对人类动了怒。看看我们的内战，谁能不说天下大乱，审判日就在眼前呢。可是这样说却没有想到以前还发生过更可怕的事情，而且除了我们这儿之外，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都过着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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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论儿童教育》（15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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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绝不是建议欧洲人应该去模仿海外的野蛮人。当对自己的知识没有完全的把握，而且不太可能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时，最好还是服从已经确立的道德规范和政府形式。习俗是维持和平和秩序的强大力量。然而，国王的权利应该有一定的制约，社会等级制是不合理的，正因为人与人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彼此平等；对他们无法衡量，自然也无法给他们分等级。蒙田具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精神，反对国家的自吹自擂。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忠于国王和教会，因为这二者是当时所能享有的自由的支柱。在暴力的新教革命发生之前，法律维持了社会和平，基督教的习俗足以矫正道德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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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和拉伯雷都是乌托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他们注重历史，注重现代事件的影响，这种倾向发展为实用主义哲学（666＞）。但他们的作品有一个表面上的差别。如果在脚注中把偶尔出现的生僻词语解释清楚的话，受过教育的现代法国人就能看懂蒙田的作品；而要想理解拉伯雷的词汇和结构便需要花更大的精力了，尤其是他常常用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来创造一些别处见不到的词汇。蒙田这个时期的风格还没有像半世纪以后那样清晰顺畅、节奏感强和优美典雅（219＞）。他的句子还有拉丁句法的痕迹，这是人文主义者的特点。他故意造成一种不经意的印象，笑话“有些人如此愚蠢，竟然不惜一切去追求一个漂亮的词”。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做到“用词恰当”，也对自己的文章推敲修改。他作品中的难解之处是由于他突然联想到其他事情而造成的思维的跳跃，正是这种跳跃使他的作品百读不厌，永远不会丧失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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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柏拉图：“这儿有个国家，它没有贸易、文字、数学，没有行政官和政治家的称呼；它不需要奴隶，没有财富或贫穷，没有契约，没有继承权；它的人民没有职业，整日闲散，只有对父母的尊敬；它没有衣服、农业、金属，也用不着酒和麦子；它从未听说过伪装、背叛、欺骗、贪婪、嫉妒、诋毁或宽恕。柏拉图会发现他所想象的共和国离这个完美的境界差得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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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论食人族》（15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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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在《随笔集》中顺带地解答了当时人们所关心的众多问题——道德、美学、社会学，还有其他，相当于一些哲学家的著作全集。结果，他的影响虽大，但难以跟踪。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受惠于他，得益最大的是帕斯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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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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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从《暴风雨》中引用的几句话证明，莎士比亚对乌托邦的细节并不太认真。但正如上述的那样，全剧无论是在形式和气氛上都是乌托邦式的。一开始由于船只失事，幸存者流落到了一个可爱的岛上，以后发生的事情都是愉快的，都是符合人们意愿的。但这一切完全是奇迹，不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常被引用的“永远为波涛冲打的百慕大群岛”表明剧作家把幸福生活和新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新世界（＜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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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蒙田的痕迹清晰可见。蒙田关于食人族的文章中有十几行句子几乎照搬到了第二幕的第一场中。可怕的凯列班（Caliban）的名字是食人族（cannibal）的首音互换词，这显然是故意的。使莎士比亚能了解蒙田著作的是约翰·弗洛里奥，是他把《随笔集》翻译成了英文，使蒙田的名声迅速传遍英国。萧伯纳批评莎士比亚缺乏正面的信念，而莎士比亚在这方面很可能部分地是受《随笔集》的影响。无论如何，他在蒙田那儿找到了知音。［参阅雅各布·费斯（Jacob Feis）的《莎士比亚与蒙田》（Shakespeare and Montaigne），这本谴责性的书指责后者毒害了前者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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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当然是分别）都发明了“个性”。我们已经看到，蒙田首先把人视为波浪式和多样的，不断受到自我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135）。把个性和思想归为一类构成了对体液生理学的挑战，导致了心理学的产生。与此相关的是，在莎士比亚之前，戏剧中没有个性或角色，只有类别。表现的伟人由于某些明显的特征而彼此不同，但并没有因为具有复杂性而显得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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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在莎士比亚之前，剧中的人物都像“纸板”一样没有生气。他们绝不只代表抽象的东西，像中世纪的戏剧由演员来扮演“罪恶”。但是这些角色比较单薄，他们行为的变化都是由他人的行动引起的，而那些人也受到彼此行为的制约。剧作家通过这种矛盾冲突来描绘人的各种热情及其造成的致命后果。当然，古典希腊戏剧、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和法国的古典戏剧靠这些就足以使观众屏息凝神。但我们对俄狄浦斯和菲德拉无法像对李尔王和麦克白夫人了解得一样透彻。后面两位与我们自己一样千变万化，前两人却非如此；只是类型的话，就（可以说）没有意外离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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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怎么塑造全面的个性或角色的呢？他通过一连串的关系来表现一个人不同的方面。作为朝臣，波洛涅斯阿谀奉承；作为皇室的顾问，他骄傲自负；作为父亲，他对女儿冷漠，对儿子却明智得让人感动。这种多方位描述的结果是，从蒙田和莎士比亚以来，剧本、小说和自传使西方人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胜过对自己和邻居的了解。我们常说某某女子是简·爱，是包法利夫人；某某男子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比利·巴德，或者和佩克斯涅夫一模一样。然而，尽管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恋母情节是什么意思，但谁也不知道俄狄浦斯杀死父亲之后又娶了自己的母亲有何感想。他后来的罪恶感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罪恶感，不是关于具体事情的罪恶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希腊悲剧时，说不用管人物，行动和情节最重要。简言之，当时个人主义的主题尚未完全传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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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蒙田和莎士比亚之间的联系，在此也应该提及在西方文化史中，莎士比亚同时属于相距很远的两点。在16世纪和19世纪，他是两个不同的人。在16世纪，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文艺复兴人，对宇宙中的一切都感兴趣。他也是个消极意义上的半乌托邦主义者，描述一切种类的恶行丑事。后来他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19世纪初他又作为诗人重新出现（516＞）。今天的教科书中所表现的就是后面的这个莎士比亚，他的作品给演员提供表演的材料，他的名字常被用来作为优秀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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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三分之二的生命是在16世纪度过的。那时的他是个受人欢迎、收入颇丰的剧作家，在同行中很受钦佩，也遭到一些嫉恨，但与一个竞争对手本·琼森成了朋友。他所得到的最真诚的称赞是说他的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甜美”，后来他的一些“甜蜜的十四行诗”也受到赞扬。他的剧中也有一些好诗，但是，当时他的剧作，甚至他写剧本这件事，是否像在今人心目中一样重要就难说了。写剧本带有为了糊口粗制滥造的味道，当时有身份的人是不做专业作家这一行的。对宫廷里或牛津大学的绅士来说，写诗是一种消遣，有时以诗代信，或是表示赞美，在友人之间相赠；总之绝不是为了赚钱。此外，剧本比较粗糙，又经演员、导演和印刷工人的摆弄，不是优雅的艺术品。莎士比亚不守古典的规矩，也因此而吃亏。本·琼森更为严谨，所以得到的评价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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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在当时限制了莎士比亚的名气，抬高了本·琼森的声望，这些也反映在后一个世纪对他们作品的评论中。有人把关于他们的评论编了一个表格：本·琼森不仅被列为英国第一个伟大的戏剧家，而且他的名字出现的次数是他对手的3倍。莎士比亚死后，他的剧本很少上演，我们以后会看到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如此之低（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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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去世后，本·琼森在对这位朋友的怀念中表达了对他的赞扬和友爱，其中有一句话常常被人们引用，他希望莎士比亚：“删掉1000行句子”。倘若把这当作室内游戏一定很有趣，大家围坐在桌子旁，桌上摆着莎士比亚的作品，看谁能决定应该把哪几行删去。尽管19世纪出现了莎士比亚崇拜热，其实读者一直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不少东西最好删掉，但是他们不敢公开提出批评。R·H·赫顿勇于发表意见，理由是如果他有资格欣赏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他也应该有资格批评糟糕的东西——不是指不够崇高的东西，而是实在糟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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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那些破坏情绪的玩弄词藻的做法，以下这首歌的结尾就是个例子：“男孩和女孩，都会像扫烟囱的人一样化为尘土。”还有类似关于奥菲丽亚溺水的粗俗评论：“太多的水淹没了你的身体。”以及可笑的矫揉造作，比如在表示闭上眼睛的意思时说：“你眼睛缀有流苏的帷帘向前移动。”还有另外一些段落根本不通——这样的问题如此之多，不可能都是印刷工人照着糟糕的舞台脚本排版犯的错。最后，有一些“恐怖”的地方，连像伏尔泰那样谙读原作的仰慕者都说他思想野蛮，比如，在舞台上挖出格罗切斯特的眼睛，又如，“被熊追赶着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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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出16世纪那一个莎士比亚的这些缺点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文化史上一个容易被忘记的事实，它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现了文化史中一个不断重现的重要现象：不同的时代对于同一个人或作品的评价截然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品味的陀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借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把西塞罗看作最伟大的作家，但如今就连学校教程里都没有他的作品。1920年之前，约翰·多恩的名字只能偶尔在其他诗人的作品里看到，比如柯勒律治曾对他有所提及。后来，他成了伟大的诗人，新式批评家认为他比莎士比亚还要伟大，因为他的诗更有哲理性，“结构更美”。对于时代风格的评论也有这种蒙田式的不一致性。在尘封150年之后，巴洛克风格的作品，尤其是音乐，如今被视为珍宝。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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