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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时间就弄错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不是在19世纪，而是在12世纪。当时，欧洲的城镇历经艰辛终于开始复苏，道路改善了，城镇间贸易又繁荣起来。到近代开始之时，贸易已发展到欧洲各国之间，很快又扩展到了全球。从事贸易的人们居住在Burg（城镇）里，故此得名Bourgeois（资产阶级）；他们是城镇居民，或是北美早期议会中的下议院议员。他们富裕有钱，早在14世纪就借贷给国王并且开始取代僧侣而成为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能读会写，特别是会算。到路易十四的时代，他们已经是高官显要，许多人被授予爵位以资嘉奖。所以资产阶级在200年后的维多利亚时期不是什么新兴阶级。它早已完全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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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谬误是把资产阶级，或任何阶级，看作一个整体，在历史中同浮同沉。如果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是由中世纪以来的城镇居民所构成的话，很清楚，他们的境况历来是千差万别的：有人是城里主事的富豪权贵，而有人只是普通商人，还有律师、建筑商、艺术家和作家，另外还有店主、制鞋商和制帽商，还有靠人施舍度日的破落户。这各类人的境遇也经常改变。早在路易十四之前，许多法国资产阶级人士就已通过购买土地或官职为自己谋得了爵位。这样的人多是律师和法官，他们被称为法律界的贵族。在英国，一个商人的女儿嫁入贵族之家，生育的子女就都是贵族，至此，他们的资产阶级祖辈算是向上爬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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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国效劳功绩显赫，也可封爵。马尔孛罗公爵以前只是一介平民约翰·丘吉尔，他的后代温斯顿·丘吉尔被授予爵士品位已很满意。总的来说，欧洲贵族家族的头衔上溯不超过15世纪，而且有很多在某个时候是假的。他们的出身原来也是农民或资产阶级，因为此外再没有别类的人。另外，在资产阶级内部，正如在贵族内部一样，存在着由财富或职业、才能、举止或纯习惯所决定的等级。因此，煞有介事地提到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好像它们各为整体，那完全是空谈。在每一个特定情况中都必须讲明指的是哪种资产阶级，具体说明其在财富、教育或职业方面的特征。君主从这个庞杂的群体中甄选人才时，挑中的显然是合乎标准的、教育教养均属良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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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革命中我们看到的主题是解放。国王终于摆脱了那些阴谋篡位的不安分的竞争对手，能干的资产阶级现在可以对从前压迫他们的人发号施令，从前的压迫者视此为奇耻大辱，即使本身实际并未受过资产阶级管制。路易十四宫廷中的圣西门公爵对这尊卑颠倒的状况深恶痛绝，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卑下的资产阶级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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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切革命一样，君主制革命看上去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但它的起源和效果有同样重要的文化因素。文学艺术、哲学以及普通的心态都受到了影响（333＞）。比如，高贵（noble）这个词原来只是用来形容人（是可以知道，值得知道的意思），后来转而意指一种甚至可用来界定某些词语的抽象品质（355＞）。另外，革命提出的国家的概念扩大了个人对自己出生地的忠诚的范围。对16世纪那不勒斯的一个乞丐来说，意大利人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他是那不勒斯人，甚至只是他感到更亲切的邻近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公民意义的扩大使服从感减少了具体性，增加了抽象性，不再属于地方的诸侯，而是属于远方的国王，最终属于抽象的国家。抽象是寓于君主制的另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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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和睦产生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它造成了骑士理想和商人对物质的东西一丝不苟的作风的结合，使之成为300年来文明行为的守则。遵照这一守则，贵族和平民的人格都有所改善，前者关怀体贴而不是傲慢无礼，后者自尊自爱而不是卑躬屈膝。这一守则持续到大约20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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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理论起始于蒙田的时期和16世纪晚期想要结束法国内战的策士们。那个世纪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也可以算一位先驱者，后文会详述原因（256＞）。不过革命最直接的理论家是法国的法学家让·博丹。他的著作《共和六书》不是人文主义者的空想，而是一位历史学家对古今政府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确定一个适应现状的政府形式。博丹认为新制度应包含前朝和外国法律中所有好的条文，并应密切符合国情——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而是眼前这个国家的国情。这个要求是为了反击把罗马法作为政治理论中一切智慧来源的迷信；（他说）比较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智慧来源，它表明政治学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权力应该寓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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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丹确信，权力分享的所谓混合政府在法国行不通。主权是不可分的，虽然他承认在一些情形中，政府形式可以有别于国家类型，比如民主国家不一定由人民，而是可以由他们的代表来治理。法国需要君主。互相冲突的利益和团体（他考虑的是胡格诺教派的势力和野心勃勃的贵族）需要一个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权力来平衡它们的要求，使之服从全体的大利益，无论这个全体是共和国还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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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政府必须充分了解国家的民意民情，然后国家或法律的改变才能产生结果。因为一个联邦的主要基础在于使国家适应国民性，所发布的法令和法规要符合地方、百姓和时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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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丹《共和六书》（15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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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丹只保留了一个对君主的制约，那就是三级会议。它不定期开会，负责投票决定是否征收新税；博丹发表他著作的那年，正好任大会的秘书。三级会议代表三个阶层——僧侣、贵族和平民，开会表决时，每个阶层内部磋商后作为一个整体参加投票。自亨利四世统治下君主制兴旺之后，他们只开过一次会，直到1789年他们不自觉地担负起了摧毁君主制的任务（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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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丹的《共和六书》在法国广为流传，在英国也影响广泛，并多次再版；这说明公众已经受了其他思想的影响作为铺垫，才会对它如此欣赏。一个全新的思想是得不到回应的。这本书成功的一个因素是里面的倡议都是从历史实践中推断而来。博丹以前就提倡从历史出发进行思考，曾著有《简易了解历史之方法》一书。书中他首先提出了孟德斯鸠的主张，即气候和土壤以及它们联合产生的结果决定着政府的形式，在制定法律时应考虑到这些条件——先经验后理论。正确理解历史可以古为今用这个信念是现代的特征（482＞）；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时期，许多民族没有这样做照样过得很好（＜234）。现在医生看病首先要了解病人的病史，董事长必须在年度报告中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不仅有知识而且有历史感被认为是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个优势。历史感可以使人发现事物表面下和名称后的异同。举个粗略的例子，一个人在关于古希腊的书中读到外衣、帽子和鞋这些字眼，又在关于美洲殖民地的书中读到同样的字眼时，如果脑海里浮现的是同样的东西的话，他就没有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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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感不会自动获得，所以才需要博丹的《方法》，这本书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首倡的思想。当时，瓦拉、比代和其他人对比了各种书籍以后，悟出一位作者表达的意思部分地取决于他写作的时代。反之亦然：只看一位作者的遣词造句即可推断出他生活的时代。文字分析产生了“一个年代”和“时代风格”的概念，也表明它们后来可以转化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永恒律法下的固定和永久性是宗教生命观的特点，它逐渐让位于把生命看作不断演变过程的世俗生命观。比较历史学促进了现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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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博丹稍早一点儿的另一位律师弗朗索瓦·博杜安提出法学应结合历史来教授，这样法律规则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际的手段。他认为准备担任公职的人应当学习历史和法律推理相结合的课程。历史的有力事实终于使那些有影响力的罗马法博士看到，罗马初期的国王和它衰落时的皇帝完全不同。（他们主张）现代的统治者应当是罗马时代早期的国王和后期的皇帝的结合，像前者那样接近人民，像后者那样被当作神祇一样崇敬。这些理论家宣扬的主张其实早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大多数人——律师、策士、资产阶级还有国王——都希望中央权力既强有力又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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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一种少数意见。人如其名的弗朗索瓦·奥特芒[1]写了一本题为《法兰克-高卢》的书来阐述地方的保守传统，这本书也成了畅销书。论辩大师奥特芒猛烈抨击所有援引罗马法来支持君主制思想的论点。他力主国王权力应予限制。法国的“各项自由”决不能一笔勾销，市镇自治权、地方和国民大会、从王公和国王那里赢得或买到的特权——这些是不能放弃的遗产：是它们，而不是君主，在保障着人民的安全，而且君主必将变得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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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芒此书的标题提到法兰克人，一个自由的日耳曼部落，还提到在可恨的罗马人到来之前本来是自由人的高卢人。这种追溯一个国家及其各个阶级的种族来源的方法一直沿用下来。在路易十四时代，在1789年的法国革命中，在19世纪的自由政治中（295＞），它都起了作用。最后，在其他因素的补充下，它成为20世纪凶残致命的种族理论的核心（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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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王变为君主，王国变为国家这些质的变化，宗教在文化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我们已经看到，没有神职的俗家人在政府中取代了僧侣，同时人们对教派间争斗深感厌倦，渴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宗教信仰本身并未减弱，但许多人认为宗教的意识形态干扰了国事治理。如果宗教要在治国中发挥作用的话，作用应有多大？一个突出的事例对此做出了回答。1593年，身为新教徒的纳瓦尔国王亨利在为争夺法国王位而战；他需要争取虔信天主教的巴黎人的支持。于是他放弃了对胡格诺教的信仰，说：“为了巴黎值得去望弥撒。”同样，大约同一时期，英国未来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当时还是苏格兰的国王，他信奉新教，但他向天主教的领导人保证如果他们能帮他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他就转信天主教。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我们已经知道）黎塞留大主教相信新教与国家利益一致，于是同信奉路德教的瑞典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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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君主也不能完全脱离教会。那时政教分离还在很遥远的将来，而且时至今日也尚未完全实现。在17世纪，君主不能没有新教或天主教教会的支持。教会有钱有人，神职人员永远是公众舆论的领袖。虔诚的和一般的信徒都是坚定的基督徒；基督教最明白地显示了道德和实际的现实。所以治下人民的顺从也就是对上帝和国王的双重忠诚。詹姆士一世得登宝座时深信不疑地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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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家教会感到支持合法政府既是它的责任也符合它的自身利益。我们现已忘记教会是如何为人民和国家服务的。卑微的堂区教士、神父或牧师是最好的通讯工具。在没有报刊，也没有多少人识字的时候，每天的布道就等于带有社论的新闻报道。作为主要的宣传手法，布道的反复宣讲约束着人们，使他们不仅谨守道德，而且在政治上也不致越轨。此外，教会还提供我们所谓的社会服务，如教导，照顾穷人、病人和其他遭到不幸的人。通过定期召集聚会，它还维持着人们的社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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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一位代表上帝的威严，为天命所简选而治理万世，受圣恩的膏沐而顶戴王冠，已经秉持多年国政的赫赫君王，却可以由他的臣下们任意判断他的是非，而不让他自己有当场辩白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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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理查二世》（15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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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他，乔特鲁德，不要担心他会伤害我的身体，一个君王是有神灵呵护的，叛逆只能在一边蓄意窥伺，做不出什么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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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哈姆雷特》（16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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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还在另一方面利用了宗教：他们重新提出了国王的神权。后来几世纪中由于受到误解而备受嘲笑的这个信条是当时制度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一大支柱。在1614年的三级会议上，资产阶级阶层把它作为请愿的第一条；他们想把国王反对教皇干涉，压制诸侯的权力明确规定下来。在此10年前，又是詹姆士一世这位学者国王发表了关于这个题目的两部重要的著述：《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和《神权》。这两部著作触怒了一些人，但其阐述的教理顶住了他们的批评。请注意自由君主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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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民，他们从前保护自己不受暴政统治的种种手段——地方大会、约定俗成的权利等——在君主制下遭到抵消或铲除，只有用神权来取代，他们才会感到放心。君主的绝对权力是上帝所赐，君主行使职权的一举一动均在上帝眼中，此等有《圣经》经文为证之说现在被重新提起，使人们由此而感到心安。圣保罗就是这样说的：上帝对被选择的统治者给予认可。自古以来，国王就自称有神赐的权威以使治下更加驯服。罗马的皇帝也如法炮制，中世纪的人都知道这个或那个统治者做的事是上帝允许或促成的。君主革命把一项传统的假设制度化、公开化。有了上帝的准许，君主就有理可依，不是以势压人，他的权力就完全合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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