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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们啊，你们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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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舒哀在卢浮宫的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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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理论也设置了条件：国王面对他的职责必须诚惶诚恐，治理不善就要遭殃。另一方面，如果他真的治国无方而使百姓受苦，那是因为百姓自己犯了罪因而受到惩罚。如果他们感到悔恨，祈求上帝给予救赎，那么若他们应该得到救赎的话上帝就会准许。国王不是凡人，是“子民之父”；他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他们的体现，所以国王在敕令中自称朕（我们），而非我。这套体制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基督教也是绝对君主制。《圣经》中的每个故事和规诫都表明作为王中之王的上帝是以他的意志来统治宇宙的。祈祷向主发出，请愿则是向国王陛下发出。君主制和一神教相契相合，天堂里没有像多神教神祇间那样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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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认为这都是幻想，但他自己也不应幻想“有理智的人”不会真心相信这种神权的保证。当思想家和大众都同意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时，认为他们都失去了理智是愚蠢的想法。只要看看马克思主义者或伊斯兰教的信徒对他们教义的态度即可明白。和他们一样，17世纪的神权论者也找出了实际例子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想想马克·吐温，他宣称：“君主制是彻头彻尾的海盗行径。”在他出国旅行的日记中，他不断地这样痛骂。他这种教条式的主张有助我们了解17世纪时多数人对他们的国王及其神权的看法：他们像马克·吐温一样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他们坚信现行的制度及其理由是唯一合理的，其他的都是荒谬和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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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想，为什么需要政府理论呢？政府的形式和手段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大不相同，随着需要的演变、利益的竞争和战事的起伏而不断变化。为每一种变化都找到逻辑或理论基础似乎是白费力气，更何况没有哪个实际的政府是和它的理论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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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西方人总是想与自己的经历拉开距离，客观地看待它们，把它们分门别类，归纳为可以传播的格式。我们的所历所为除了机缘和权宜之外一定有其道理。申明原则后，争论才能进行，这种争论在有历史传统，又有一定程度自我意识的人之间是不可避免的。从对过去和现在的经历作合理的解释，到以同样的方法促进改变，向世界提出新的原理或哲学，两者之间只有一步之差。假设是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的预测，在所有领域中莫不如此，无论是艺术、礼仪，还是科学；正如神权理论一样，新制度包含着旧制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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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神权理论时，不应忘记后来出现的人民主权这一教条不过是把君主专制从一人转到了多人身上。像国王因神的庇佑永远正确一样，人民的声音成了上帝的声音。这条共和主义者的座右铭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没有关于最高统治权威应由谁掌握的定论。英国议会和最糟的暴君一样专制，国王固然可能沦为暴君，同样也可能出现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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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较也应使我们看到，专制并不意味着独断。像人民所希望的，17世纪以后的君主治国比过去少了许多掣肘，但远非随心所欲。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从1500年到1789年法国的政体是有限君主制。除了通常的压力，如经济利益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大臣、宠信、情妇、告解神父——之外，君主要遵守的不只是民法和刑法，还有好几套习惯法和众多的特殊权利。有些权利是他们的前任赋予的，其他的是他们自己为增加收入而售出的特权、许可或豁免。光是这个事实就足以阻止书本意义上的绝对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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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中关于国王永远正确的原则如何解释呢？那条原则是君权的逻辑引申：最高的律法来源不可能制定错误的法律或发布错误的命令。现代民主国家给予立法者在履行职责时所有言论或行动的豁免，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因为他们是最高统治权力的一部分。宪法固然对立法作了限制，但作为统治者的人民可以修改宪法。最高权力的行为不容置疑，除非得到它的允许，比如规定公民可以对国家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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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另一种或几种意义上说，君主是会犯错误的。他可能会把一道加法题算错，也可能做一些道德上的错事，像打牌作弊或弑杀兄弟。为清楚地区分君主和人，理论家很早就提出了“君有二体”的信条：作为人，他难免犯错；作为国王，他永远正确。同样，在选举出来的政府中，对行使职责时的公务员和他作为普通公民时的待遇也是有区分的。君主或总统似乎不应当因小罪而受到起诉，那可能会危及国家或那个职位的权威。在某些国家，总统犯了重罪或严重过失必须受到弹劾，那可是个艰苦吃力的过程，只有当国家元首有固定的任期，人民已习惯于元首经常更换的时候才可行。这对君主制是不合适的，因为君主制根本的理念是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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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念如此坚定，在国王加冕时，主教甚至祝他万寿无疆——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确是永存的，请看葬礼上的宣告：“国王驾崩，国王万岁！”愿其永生的是国王这个体制（二体之一）。延续造成稳定，所以王位只传给长子。原来在中世纪时并不总是如此。后来，由于长子继承权这个制度，西方避免了东方自古以来的情况：为争夺王位手足相残，偶尔还有国王杀死亲生儿子以防其觊觎王位杀害自己这样的事情。因为争夺王位会引起内战，所以长子继承权在政治上是明智的，也是仁慈的。它包含着政治学的一条经验：如果一种政府形式靠使用惯例来达到某个具体目的，而不是靠武力及其可能造成的罪恶后果，那这种形式就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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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惯例这个词用于君主制太弱了，礼制才是更为恰当的用词。想想皇家宫廷中的情形以及它的各种繁文缛节便知。礼制的巅峰是永存君权的新主人的加冕仪式——法文中是Le Sacre，使其神圣化。这盛典给百姓的印象极为深刻，连拿破仑在想建立一脉国王时也动用了这个仪式。下面是1774年路易十六这位波旁王朝最后的国王加冕仪式的描述。从象征性和戏剧性来说，它同威尼斯总督的即位或梵蒂冈耶稣代理人教皇的登基一样铺张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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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冕仪式在兰斯大教堂举行，据称496年日耳曼酋长克洛维率领他的3000将士就是在此受洗成为基督徒，并成为叫作法兰西的地方的第一位国王。克洛维的故事纯属传说，但影响深刻，1996年法国甚至正式确定了它的周年纪念日，并由教皇亲临以示庄严（776＞）。选择兰斯大教堂是因为那里存放着自天而降为克洛维涂油的圣油（或圣膏）。它是使国王神圣化必不可少的东西。涂了它，国王就成了另一个人。（与此相似，马达加斯加的国王登基时要改名字。）1774年，为了路易十六，教士们黎明时分就到了大教堂，随后是高级的神职人员来布置场地。大主教在圣坛上摆好王冠、马刺、“正义之手”节杖和剪裁成神袍式样的金线刺绣的紫色丝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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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所有的高层人士——文官、军人和教会人员——都已集合完毕，列队前来参加弥撒并观礼国王的涂油盛典。国王却还不见踪影，得让一个由要人组成的代表团去请他前来。国王的宫门紧闭，代表们上前敲门，国王的内侍在门后问：“有何贵干？”“我们需要国王。”“国王在安寝。”如此问答又来回两次，都没有结果。然后代表团中教职最高的主教说出了国王的称号：“我们要上帝赐给我们为王的路易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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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门打开了，路易十六被一乘华丽的轿舆抬出来。然后，主教开始激昂陈词：“全能永恒的上帝啊，您选中了您的仆人路易为国王，请赐他以能力使他造福子民，永不偏离正义和真理之路。”在唱诗班吟咏祈祷文的歌声中，两位主教抬起国王，把他抬到教堂的主要通道上。国王被引向由他任命掌管圣油瓶的一组不任神职的贵族王公那里。这些王公已经宣过誓，要在典礼期间以身体和生命来保护圣器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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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接受涂油礼前，他必须首先宣誓保护教会，消灭异教徒。随即他被介绍给教堂中的众人并请求他们同意奉他为国王。随后就此静默一分钟。首席主教把《圣经》递给国王让他宣誓就职。誓词中甚至提到像执行对决斗的禁令这类具体内容。宣誓之后，查理曼之剑被呈交给国王。接下来是祈祷，愿在国王治下各阶层人民都兴旺发达。然后，国王头朝圣坛匍伏在地，接受七次涂油，所谓涂油即取一滴圣油同普通油混合在一起，在国王的胸口、肩膀、头顶、后背和两肘内侧各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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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礼进行和间歇期间，合唱队的歌声响彻云霄。然后大主教再次演说，嘱请国王对穷人慈悲，给富人树立典范，并维护国家和平。但他也请国王不要放弃对“北方各国”的领土要求。最后是给国王着装，从衬衣到镶白鼬皮的紫色天鹅绒外衣。然后，国王被引向御座。大主教脱去主教冠，鞠躬，亲吻国王，用拉丁语宣布：“祝国王万寿无疆！”然后教堂的大门打开，人们一拥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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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神职人员赋予了国王权力的要素。现在要由贵族来执行赞同的礼仪。法国掌玺大臣走到圣坛前，一个个地宣召贵族们来共襄这庄严的行为。他们趋前后，大主教从圣坛上取过查理曼的王冠戴在国王头上，贵族们每人举起一只手触摸王冠以象征他们对国王的支持。然后，各人吟诵一篇对上帝的祈祷，祷文各不相同。其中一篇祷文祝愿“国王如犀牛一样强壮，把敌人赶到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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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象征和誓言中，不难看出里面有些是历史的沉淀，也有些表示了务实的意图。后者近似民主国家总统的就职演说——许诺带来繁荣，尊重法律，爱护穷人，使人人享有公正，还有推行坚定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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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下仪式和音乐的排场是一时之风。当时，宗教节日、列队祈祷、公共祈祷和歌颂上帝的赞美诗使得人民的日常生活浸透了宗教情感。敬神活动中寓有娱乐，其组织之严密无可匹敌。今天的世俗社会有别的同样是成套格式化的娱乐方式，只是没有搞成官方仪式。另外，今天的社会对政府的期望也大不相同，不再那么恭敬，而是需索无尽。无论如何，马克·吐温诋毁王室礼仪为“虚伪的瞎闹”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一位明君去世时，人民痛哭流涕——无论是在家里、在教堂，还是在街上。悲伤之余，他们就祈祷。他们痛切地感到这种损失，并因此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今天，只有某些元首遭到暗杀时才会引发人民这种集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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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蒙昧未开的人以外，一般人都知道对前人轻率地做出道德上的判断是不公平的，但人们可能会忘记，轻率地做出理智上的判断同样不足取。上述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君主理论的信条满足了它们诞生的那个世纪的需要。读读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或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即可对此确信无疑。在莎士比亚37部剧作中，有10部以英国历史为基础的剧本写的就是王位及其责任，以及王位的合法性和贵族王公对它的挑战。其他的剧本中最伟大的杰作写的是正确或错误的要求及君主和王子随后采取的行为：《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尤里乌斯·恺撒》《科利奥兰纳斯》。同样的主题还贯穿《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雅典的泰门》；还有一些喜剧，直到最后一部《暴风雨》，都是以篡位和流放这些熟悉的情况再加上统治者的苦恼为背景的。若非从专家学者那里得知莎士比亚的头脑十分正常，人们会以为他和他的观众对“王位的难题”感兴趣到了偏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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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作道德批判很容易犯错。它是把现在的希望套用在过去。它按照既定的原则臧否人物，对当时的紧迫状态考虑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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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历史片断》（1865～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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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能明白这些事实和感情，结果造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大谬误，值得在此一提。对哈姆雷特，人们通常认为他犹豫不决。在奥利维尔主演的电影中，这部戏叫作“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的悲剧”。但它首先是关于政治的，这一点却无人注意。自柯勒律治以来，人们只注意研究哈姆雷特的性格，却忘记了他的处境。确实，他的性格比随从们更纤柔一些；他有良知，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杀了人再说。弑杀一位为民众所接受的国王可不是小事。雷欧提斯是个莽撞的小伙子，设置这个角色是为了使对比更为鲜明。哈姆雷特不得不小心思考，仔细观察，因为身为对篡位者及其帮凶构成威胁的人物，他从一开始就身处险境；所有人都阴谋反对他，包括他的未婚妻，虽然她是无心的。他还要考虑他的母亲。他的独白表明他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野蛮的时代，但他心里想的不等于他实际也是那样做的。他把一路跟他到英国来的雇佣杀手一个个全部干掉，回丹麦时怀着坚定的决心，同时也高度警觉，只是由于别人的背叛才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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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事实作为论据。一是武士福丁布拉斯在哈姆雷特的葬礼上说的话：他本来会是个伟大的国王。如果在全剧五场中他都始终表现得犹豫不决，那么这话简直是荒唐可笑。另一个事实是一位现代剧作家认为《哈姆雷特》剧中各场如果次序变一下，就会干脆利落地解决问题。要了解这个论点及其结论，请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所著《莎士比亚的游戏》（Shakespeare’s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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