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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詹森派持非主流意见的一支走了另一条路。我们已经知道，帕斯卡深受蒙田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智左右摇摆，不可靠；他呼吁绝对信赖上帝，而上帝的法则是高深莫测的。几何学固然有用，但它的方法只限于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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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人的理性之可靠性的怀疑所依据的就是人的意见多种多样、千差万别这一事实。这明显是另一种诉诸理性和自然的方式。詹森主义这两派完美地表明了西方在辩论中对理性和自然这一对终极价值的运用是多么具有弹性。在所有的宗教信徒对君主主义进行的攻击中，最直接的（也是最不起作用的）是下面这个人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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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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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担任圣职，登台讲道口若悬河，撰著行文下笔千言。他是路易十四的皇孙兼继承人勃艮第伯爵的私人教师。费奈隆为教诲皇孙写了一些寓言和一套《死人对话》，还为一家女子学校写过关于女子教育的专著。中年时，他遇到一位神秘主义者居伊昂夫人，她劝人皈依寂静主义，那是宗教改革时期伯麦在德意志发起的一个教派，它没有仪式和教职人员，全凭一片诚心，当时称为虔诚派（＜33）。热诚的费奈隆为其教义所吸引，因而为它的创始人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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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仗义之举给他带来了厄运。他的朋友，同样著名的传教士和作家博舒埃与他反目成仇，在宫廷内和罗马四处活动以图把他搞垮搞臭。博舒埃没能立即成功，因为费奈隆也有朋友，而且国王觉得他是“国中最敏锐、最有灵感的思想家”。费奈隆自己对路易崇敬有加，却对他公开和私下的行为都予以谴责。就在博舒埃力图使他这位异教徒朋友改悔的时候，费奈隆正在撰写《致路易十四的信》，痛斥他的人格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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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30年来，您的大臣们为增加您的权力打破了国家所有行之已久的法则。他们保证您开支无度，夺全国之富以供给您宫廷的奢华。使您为民所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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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他们发动血腥的战争，引起邻国的仇恨。我们没有盟友，因为我们一心想奴役他国。与此同时，人民啼饥号寒，暴乱频起，而您只能或任其蔓延或对被您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进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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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奈隆致路易十四（1694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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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没有署名，但不难猜出里面好似告解神父所说的毫不留情的话语出自谁的手笔。当时费奈隆已经成为著名散文家之一。国王的报复一定使他惊诧不已——他被封为康布雷的大主教。但反对他的阴谋并没有停止，而且阴差阳错居然成功了：一个正在抄录费奈隆新作的书记员把文稿交给了他雇主的敌人。新作的题目是《忒勒马科斯》，是以荷马史诗里的故事为基础的一部小说。里面描写了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这位正直的王公的行为，以及他和他周围的各种邪恶办事人员的对比。这部小说成了畅销书，并被看作是对宫廷和国王的讽刺。费奈隆的命运就此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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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有圣职，因此难以像对平常人一样对他进行审判，于是他被软禁在他的主教辖区。在那里他把时间和金钱用于救济贫苦。那个地方位于两军作战地区的边缘，他为双方的部队都做了许多好事，敌方的将领甚至下令禁止部队在那里征集粮秣或为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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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勒马科斯》已成经典之作，直到最近仍是法国学生的必读书。《死人对话》是那种文体的早期范例，借著名的男女之口来讨论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但这两部著作还不足以充分显示费奈隆那卓越的头脑。在他浩瀚的著作中（包括布道文、论文、实为散文的“信”），他描绘了一幅他心目中法国政府的图像。那是一个有成文宪法的有限君主制，有具有代表性的议事大会和履行重要职责的强大的贵族阶层。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应当有公共教育，教会和国家应互为独立；应解除农业和商业的沉重负担，对所有劳动者——无论是在店里还是在田间，或在教职和政府机关的下层——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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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奈隆在国王于凡尔赛宫驾崩前几个月死于他的流放地。第二年，费奈隆的最后一封同样是争取彻底改变的“信”面世。信是写给法兰西学院的，表面上是为了回答学院向会员们提出的问题：现在辞典编纂完毕，下一步该做什么。有人说应该编一部法文语法，其他人建议编修辞学、诗学、批评理论。费奈隆的信是在他去世前的一次会上宣读的，其中涉及的题目比其他的建议都广泛得多，它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要求将它出版。费奈隆生前刚刚来得及把它修改成一本100来页的小书。里面谈到语法和用法、文学体裁的性质、诗歌的规则、悲剧和喜剧的特点、史学的方法以及古代作家是否优于现代作家的问题。就所有这些题目，费奈隆都批评了当时的普遍意见。他反对过分“净化”法语，把所谓“粗俗的”、不适合文学和礼貌谈话的字眼和成语剔除出去。他反而想通过借用外语词汇来丰富法语，他还鼓励作家大胆创造新词和复合词。呼吁解放的论点贯穿全“信”。费奈隆认为布道应简单自然，而不是繁复浮华。诗人不必拘泥于法语的韵律规则，应该像画家一样抒发激情和真理而不应注重辞藻的精致或夸张。悲剧和喜剧也同此理，应倡导自然，避免矫揉造作和陈腐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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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史学，需要就这个题目写一部专论，因为它自成一体，却迄今尚未得到承认。它的重要性是双重的：既是记录文化变迁的文学作品，又由于它所记载的好与坏的事例而产生道德上的影响。讨论历史很容易导致古人和今人的争论，我们将要看到这样的论战在之前15年间爆发过2次（348＞）。对这些论战费奈隆自有定见，但他敦促史学家力求不偏不倚，自己也没有对争论的任何一方发表明确的评判。他如此克制还有一个理由，当时他正重新得到国王的青睐，被任命为研究詹森主义的一个国家理事会的主席。他长时期远离宫廷正是他的资本，因为他能做出最公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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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他多年来作为备受钦佩的作家已经为他赢得了法国文学界元老的声誉。天性温和宽厚的他小心地不再引发人们的争执，而是设法让他们平静下来。对于古今各自的长处他并不支吾搪塞，而是衡量斟酌。古人是伟大的发明者。今人应当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古人中出色的为数不多，更没有（像当时的人所称的）完人，但那是因为他们被不完善的宗教和道德局限住了。即使这样，他们简单而高尚的习性也应当得到最高的赞扬。费奈隆暗示说，现代人若采纳他关于用法、风格和文体的规则的开明观点，就会超越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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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非凡的人的生平讲完了，也到了这个时代快结束的时候。詹森主义也是在这时完结。教皇和国家理事会对它进行了谴责而且不准上诉；教徒们有的去世，有的迫于压力放弃了信仰。与此同时，宫廷中又一次异变突起。路易45岁时——离去世还有32年——变了心。他听从劝说，抛弃了有魔鬼支持（＜ 291）的蒙特斯庞夫人，转而宠幸曼特农夫人；她显然有上帝的赞助，因为她十分虔诚，也没有使用魔法，而且她一生经历离奇艰难，居然可以力克众难取得成功，不由人不相信她在冥冥之中有神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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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丝·德奥比涅出身于一个有地位的新教徒家庭。她的祖父是亨利四世的朋友，她是在父母被作为异教徒关押期间在监狱里出生的。她孩提时被带到马提尼克岛，还没长大又回到法国，在一家修道院读书时成为天主教徒。她容貌美丽，性情温和，但身无分文。她17岁时嫁给保罗·斯卡龙，一个长她25岁的又驼又瘸的滑稽诗人。作为他的夫人，她主持的沙龙成了巴黎最风趣的人士的荟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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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守寡后帮忙秘密抚养蒙特斯庞夫人的孩子们。国王承认了这些孩子并把他们封为贵族后，斯卡龙夫人也跟随进宫，不久就被赐予曼特农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因她还被封为侯爵领地。从此以后她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她的第一个目标是改造国王的道德品质，使他和王后重归于好。在博舒埃主教的帮助下，蒙特斯庞夫人被斥退，由曼特农夫人取而代之。这位新晋女侯爵说：“什么也比不上无可指摘的行为更机敏。”那时她38岁（已是中年），圣眷正隆。几年后，她同丧偶的国王秘密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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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宫廷改弦易辙，太阳的光芒仿佛挡上了一层暗色玻璃。规范依旧，但社交策略多了一重新的考虑——如何表现出足够的虔诚。在一些人看来，这一切标志着正直虔诚终于取得了胜利。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只是虚伪，是另一种较为严肃的演戏而已。国王的转变在曼特农夫人眼中并不总是那么真诚。他的个性可以说是刻意打造的，目的就是通过饰演一个角色来维持权威，所以他有可能不是转向宗教而是转向狂热。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新王后唠叨不休，总是对他不满意。后来她的侍从也参加了这基督徒的善举，一齐努力来拯救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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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努力产生了实际的结果。最具灾难性的是逼走了法国最好的工匠。他们是胡格诺教徒（新教徒），路易的祖父亨利四世近一个世纪前曾颁布南特敕令保护他们不受公然的迫害，现在为了取悦上帝和曼特农夫人，这道敕令被废除。胡格诺教徒面临三个选择：皈依天主教、流放或被处死。执行命令由官僚和爱管闲事的人负责，过程中照例充满了恐怖和不公正。地方上常有为报宿怨而诬告别人的事，枉法严重。还动用了龙骑兵，大开杀戒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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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逃到英国、荷兰和普鲁士定居下来，以他们的勤劳和正派赢得了当地人的欢迎，从而得以谋生。他们从事许多行业，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技能。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有法国名字的英国人——很快在每一行中都崭露头角。逃到普鲁士的难民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对于向他们张开欢迎之手的当局表示出强烈的忠诚。所受之恩，永志不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皇逊位，霍亨索伦王室神祠前唯一的花圈就是柏林的胡格诺教徒所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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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之变以后，恩惠和政策都由国王的秘密妻子或她的小集团的成员来决定。她们的决定并不都是坏的。她劝说拉辛给她为出身高贵但家境贫寒的女孩子办的学校写了两部剧本。但策划反对费奈隆的也是她。起初，国王和她商量各种问题是当着他所信任的其他谋士的面，她表现得十分谦逊，国王不问决不开口；到了后来，她采取主动，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主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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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弄臣的建议、忠告和预测拯救了多少王公、国王和共和国，打了多少次胜仗，解决了多少麻烦。不必举什么例子来提醒。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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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巨人传》（15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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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板：“我需要一个人能在我胡言乱语的时候说‘不’。你能吗？”求职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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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常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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