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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还列举了九个其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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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杂七杂八、出身不纯的一群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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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叫作英国人的虚荣乖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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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真正的英国人》（17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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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年，英国复辟王政的企图经过两次冲突都失败了。8年前，英格兰和苏格兰结成了联盟，尽管苏格兰的部族同法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但它们没有起来支持詹姆士。然而，英格兰人还是觉得这个新联盟不太牢靠。事实上，“1715年”后面接着的是爆发了战事的“1745年”。其间，人们一直在为天主教在国内外造成的威胁而担心。虽然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寥寥无几，但新教徒又分为圣公会教徒和不顺从国教的新教徒两个团体，它们至今仍代表不同的社会阵营。新教徒虽可以存在，但受到诸多限制。所以每一个问题都有宗教政治的色彩，甚至被这种政治毒化。1715年前不久，才华横溢的新闻人笛福写了《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一文，建议把新教徒全部赶走。这下他犯了双方的众怒，新教徒没能看出他的嘲讽之意。他以煽动诽谤罪受到审判，收监，三次戴上颈手枷示众。但他在狱中写的《立枷颂》澄清了他的立场。在他公开受辱的时候，伦敦的百姓为他的健康干杯，向他投掷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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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国王是外国人，而且来自英国的宿敌荷兰，因此为他的族裔所累而受到攻击。那时，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有了民族感情，开始把国民的概念同族裔结合在一起，在国家和种族、血脉和土地之间建立起联系。在这一点上，笛福是为国王说话的。他题为“真正的英国人”的诗作对这个实际并不存在的概念进行了讽刺。由于他这首诗还有别的诗及小册子，特别是他一人操办，先是每周一期，后来每周三期的政治刊物《评论》，笛福被誉为现代新闻之父，更准确地说是政治新闻之父。到1715年，西方大部分国家都有了“日报”、“时事报”或“杂志”，它们就道德和社会的题目提供新闻、杂评或短文，或集新闻报道及评论于一身。新闻作为一个形式多样的制度是在1630～1650年间出现的。新闻刊物是篇幅缩短了的小册子，定期出版，间隔时间不长，再加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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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逐渐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类型。在我们在此谈到的这段时期中，伦敦著名的新闻人有笛福、艾迪生、斯梯尔、斯威夫特和许多名气比他们几位稍小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效忠于某一个政党。攻击政府的新闻作品自称争取自由和正义，反对腐败，争取普遍福利。支持政府的新闻作品则说它帮助忙碌或无知的公民了解一心为公的掌权者的复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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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互相竞争的宣传在一个有民选的议会、政党制度和允许公共讨论的混合型政府制度中特别有用；在绝对君主制下，新闻人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行。但是，二者都有审查制度，都使用法庭作为压制的手段，因此，新闻工作只能是意志坚强的人的冒险活动。这可能是它之所以未能变成一个职业的原因。它表达的政治意见越强烈，就越兴旺，道德的自我约束也越严格。比如，笛福和斯威夫特曾为某些国务大臣撰写过才华横溢的论辩文章，但当他们不同意那些人的政策的时候，他们就追随自己的良知，转向别的政党。因为政治意见的原因，笛福第二次入狱，斯威夫特失去了做主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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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做过收集情报的工作。至于艾迪生和斯梯尔，他们把《闲谈者》和《旁观者》办成了英语散文的经典和社会历史的史料。对他们来说，政治只是倾向，并不是确定的目的，更不是职业。记者专职报道新闻这个理想在新闻史上实现得很晚，而且只是昙花一现（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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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新闻人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利用谣言和当时的偏见来塑造所谓的公共舆论。虽然公共舆论是单数词，但是它并不只是一套思想。在识字不普及的时候，新闻的影响力取决于少数几个自身有影响力的人。大众的意见是在布道台上形成的。公共舆论因此本来是一堆彼此冲突的观点，只是在具体事件的影响下才能变成单一的意见。对大众，就像对新闻人一样，所报道的消息必须引人注意——或是丑闻或是意外事故。比如，在我们讲的这段时间开始的时候，伦敦人得知人称“煤块音乐家”的托马斯·布里顿去世了。一个卖煤块还管送货上门的人居然是个技艺精湛的音乐家（也是个化学家）是很不寻常的事，他就在他店铺的楼上举行音乐晚会，最好的演奏家，包括亨德尔，都乐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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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与此同时，埃普沃思发生了奇怪的闹鬼事件。在那个地处沼泽的村庄，教区长塞缪尔·卫斯理和他的一大家人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教堂开始发生乒乓乱响和其他莫名其妙的事情。这种现象时常出现，无休无止，使他的家人十分不安，想要搬走。但牧师是个顽固的人，特别是看到魔鬼显然是想把他赶走，就更要坚决斗争。当邻居对他的主张或是他在教区的工作表示不满时，他也同样寸步不让。现在看起来，魔法有可能是邻居为把他赶走而想出来的妙招。他们（包括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两个在牛津读书的儿子约翰和查尔斯正在那里酝酿融合宗教和社会思想的教派，很快就要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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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奇怪而不那么容易解释的是奥菲罗斯轮子的运作。有好多年它是英国皇家学会和欧洲其他学术机构最杰出的成员研究的对象。在一个形状如鼓的壳子里，一个直径3英尺，厚4英寸的轮子用手推动后开始旋转，越转越快，可以举起重物，而且永不停止——完全没有外力的作用。发明者叫约翰尼·贝斯勒，自称奥菲罗斯。他拒绝说明他怎么能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造成运动，以及他是如何发现这个原理的。这个谜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许多受过教育的人熟知新兴的物理学，相信永动是不可能的。奥菲罗斯的敌人以宗教法庭审判官对付异教徒的狂热来攻击他。他予以反击，又建造了三个比第一个更大的轮子，最后一个轮子举起了70磅的重量。他有一个贵族赞助人，从未企图通过展览这项发明来赚钱。关于这个题目的信件来往数量众多，内容详尽。它们显示：专家们检查了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的机器，大惑不解。这个谜始终没有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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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科学的进步经常依靠工具为基础，无论是现成的还是研究者专门设计的。反之，工程师对可适用的理论加以利用，有时同另外的技术人员，即建造者，并肩工作。在17世纪之初土木工程重生的时期，这种联系甚为明显。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说激起了人们更精确地测量地球的愿望。在这种愿望的促使下，一位法国军事工程师马莱以显微镜式的精确和高度的热情，有史以来第一次就现有的测绘、衡量和建造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尺子、罗盘、分度规、比例尺、角尺和平尺、测绘所用的销钉、标尺和测链、千分尺、测径规、缩放仪——和其他的“物理仪器”提出了有图解的论述。这些工具的发展说明了当时著名的，有些至今犹存的道路、运河、桥梁、水库、水渠和港口防御工事是如何建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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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战争和备战工作也通过研究和修建碉堡增加了人的知识。争霸的关键战斗经常是围城之役。在处于地区要隘的城镇周围建造的碉堡都是工程科学和巴洛克式的复杂艺术结合产生的巨型作品（333＞）。它们包括壕沟、护墙、堡垒、瞭望塔、走廊、胸墙和水渠。设计以几何为主，直角和横坡交替使用是为了加大接近和攻入的难度，并减少迎面炮火的威力。那时的大炮所发射的还不是装有火药的炮弹，平射打不透土筑的工事。围城主要用迫击炮和曲射炮，把石块或铁球射过护墙，只能在落地的那一块造成破坏。攻破堡垒的最好办法是破坏“工事”，每当条件允许，总是采用这样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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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筑类别的大师有荷兰人库霍恩和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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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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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霍恩是靠自己摸索的实干家，沃邦则是多方面的天才，既发展理论又亲临现场指导工程。对设计中包括的地形特征，他一看即了然于心。他一共建造了160座要塞，座座不同。这些碉堡不仅坚固，而且耐久。有些直到1914年至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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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部队的士兵都是些孩子或其他的可怜虫，他们被从家中掳来，受尽虐待；大部分军官也和他们同样不幸——住处像猪圈，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看到这一切我不禁为王国的状况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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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邦给陆军大臣卢瓦（16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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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几岁入伍，八次受伤，升至元帅和首席军事工程师。但是他并不把战争看作值得颂扬的好事。他在负责指挥作战时总是尽量减少伤亡，尽快结束战斗。他所设计的碉堡即以此为目的。当战事达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他像棋手一样权衡形势，之后建议投降或撤退。他为路易十四效劳达半个世纪之久，其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视察修建碉堡的工地后，他写信给陆军大臣说：“受检阅的部队会列队从你面前走过，而没有一座瞭望塔会因我的命令而移动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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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邦也主持和平的工程。他兴趣广泛，研究并提倡海军战略、政治经济和国家福利的计划。对国家福利一贯密切注意的圣西门称他为爱国者，给这个原本一直是中性的词注入了新的荣誉的含义。在18世纪的第一个10年，沃邦在去世之前还在同负责皇家什一税的腐败官僚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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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的不懈努力昭显了标志着作为他所属时代特点的四重矛盾：沃邦心肠慈悲，对个人和社会群体都充满着同情，然而他做的是杀戮和毁坏的工作；他反对奢侈和重税，然而他的碉堡是最大的一项军费开支；他的天才用于建筑巨大的防御工事，然而国王的战争都是进攻性的，于是他为此设定了在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攻克堡垒的出色计划；最后，他自己指挥作战总是在碉堡外，而不是在碉堡内。［外行人可读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所著《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热衷于技术细节的读者会喜欢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的《沃邦和腓特烈大帝时代的要塞》（The Fortress in the Age of Vauban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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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在离欧洲文化中心很远的那不勒斯大学，一位近代的巨擘正在一个薪酬微薄的次等职位上修改一部巨著。那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但它播下的种子并没有结出明显的果实。今天，除了一些研究历史和社会学的人以外，无人知晓这个人和他的著作。他是贾巴蒂斯塔·维柯。像布莱克一样，维柯应当被称为预见性作家，因为他的论点是别的天才后来才提出的。但有一点，对布莱克的诗，现代的读者可以阅读和欣赏，而维柯的杰作无人能解。能与他比肩的人才看得懂他的书，那是因为他们所从事或思考的正是他所预言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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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的父亲是个穷书店店主，家境贫寒。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是通过勤奋自学才进入学识渊博、思想活跃人士的圈子。那些人当时正在就伽桑狄、培尔、霍布斯、斯宾诺莎和约翰·洛克等人提出的先进观点进行辩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笛卡儿的哲学，把人的一切事务都置于方法和逻辑示范的管理之下，理性时代呼之欲出。维柯反对笛卡儿的哲学，认为它过于片面，由此开始了他的独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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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并不知道帕斯卡提出的两种思维（＜220），因为《思想录》还未成为经典著作，但他对理性以不同的措辞作了同样的批评。他说，人并不完全是理智的动物，他性格中的其他因素和理性有同样的价值，也十分重要。维柯反对理性至上，但不像帕斯卡那样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虽然他们二人都把基督教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把它当作辩论的起点。维柯所要争取的是重新界定人的历史并提出与之相伴的新哲学，以形成对人和世界的统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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