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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邦也主持和平的工程。他兴趣广泛，研究并提倡海军战略、政治经济和国家福利的计划。对国家福利一贯密切注意的圣西门称他为爱国者，给这个原本一直是中性的词注入了新的荣誉的含义。在18世纪的第一个10年，沃邦在去世之前还在同负责皇家什一税的腐败官僚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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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的不懈努力昭显了标志着作为他所属时代特点的四重矛盾：沃邦心肠慈悲，对个人和社会群体都充满着同情，然而他做的是杀戮和毁坏的工作；他反对奢侈和重税，然而他的碉堡是最大的一项军费开支；他的天才用于建筑巨大的防御工事，然而国王的战争都是进攻性的，于是他为此设定了在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攻克堡垒的出色计划；最后，他自己指挥作战总是在碉堡外，而不是在碉堡内。［外行人可读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所著《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热衷于技术细节的读者会喜欢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的《沃邦和腓特烈大帝时代的要塞》（The Fortress in the Age of Vauban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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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在离欧洲文化中心很远的那不勒斯大学，一位近代的巨擘正在一个薪酬微薄的次等职位上修改一部巨著。那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但它播下的种子并没有结出明显的果实。今天，除了一些研究历史和社会学的人以外，无人知晓这个人和他的著作。他是贾巴蒂斯塔·维柯。像布莱克一样，维柯应当被称为预见性作家，因为他的论点是别的天才后来才提出的。但有一点，对布莱克的诗，现代的读者可以阅读和欣赏，而维柯的杰作无人能解。能与他比肩的人才看得懂他的书，那是因为他们所从事或思考的正是他所预言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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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的父亲是个穷书店店主，家境贫寒。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是通过勤奋自学才进入学识渊博、思想活跃人士的圈子。那些人当时正在就伽桑狄、培尔、霍布斯、斯宾诺莎和约翰·洛克等人提出的先进观点进行辩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笛卡儿的哲学，把人的一切事务都置于方法和逻辑示范的管理之下，理性时代呼之欲出。维柯反对笛卡儿的哲学，认为它过于片面，由此开始了他的独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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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并不知道帕斯卡提出的两种思维（＜220），因为《思想录》还未成为经典著作，但他对理性以不同的措辞作了同样的批评。他说，人并不完全是理智的动物，他性格中的其他因素和理性有同样的价值，也十分重要。维柯反对理性至上，但不像帕斯卡那样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虽然他们二人都把基督教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把它当作辩论的起点。维柯所要争取的是重新界定人的历史并提出与之相伴的新哲学，以形成对人和世界的统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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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写成了一部内容复杂又文笔晦涩的著作，把它命名为“新科学”。没人愿意为他出版这本书，不是因为它的缺点，而是因为它的优点（文笔不顺从未影响过学术著作的发表，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维柯认为人类，这里也包括民族、文明、文化，按阶段发展，从野蛮到高度文明，然后再回到野蛮。把人的初始阶段说成是野蛮有点进化论的意思，当然也就是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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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开启了把历史不仅按年代，而且按文化水平分开的传统。文化水平可能提高，或维持不变，或下降，也可能提高了再提高。他经过研究后推断出一般规律，据此提出预言。其中最令人震惊的预言是文明达到顶峰后所陷入的第二次野蛮时代要比第一次更糟。初期的野蛮人还有原始的美德，后来的野蛮人却连这也荡然无存。他列举了第二次野蛮时代的特征和它的成因。拥挤的城市生活造成人们不信上帝，把钱看作衡量一切的标准，缺乏道德品质，特别是缺乏谦逊的品格、对家庭的责任心和男子汉气概。他们没有普遍的道德，有的只是互相猜疑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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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人们想摆脱法律的桎梏，变成了君主的子民。君主想要加强自己的地位，用各种放纵的恶习使子民堕落，而民众推翻君主却沦为强国的奴隶。国家分崩离析，人民逃到荒野中去寻找安全，在那里他们像凤凰一样得到新生。造成这一切的是思想，因为人是用智力达到这一切的；不是命运，因为人是自主选择这么做的；也不是偶然，因为他们不管多少次这样做，结果都永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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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新科学》，结论（17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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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希望这样的描述会警告世人防范这类情况的发生。他从历史学家塔西佗和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阅读并吸收了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腐朽的事实。但《新科学》还涉及了其他可以说是由他发明，现在人们仍在研究的大题目：国家的特点、人类学和道德学的方法、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作用（像帕斯卡一样，他也爱上了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女士），还有最富有挑衅性的一个题目，即天意在人类历史形成中作用的有限性。尽管信教和在俗的命定论者无处不在，但维柯义无反顾地提出了他第二个异端观点：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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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死于18世纪中期，去世时虽然并非孤苦伶仃或一贫如洗，但也没有得到他所应得的地位和重视。可以说，他之所以在执着于历史的19世纪初才开始得到承认，是因为他所有的著作都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先是一些研究公法的意大利学者，然后是歌德、米什莱、奥古斯特-孔德等人，都感谢维柯证实了他们的观点。这些人对维柯崇拜有加。黑格尔和卡尔·马克思肯定也从他的著作中得到过启发，这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们没有采用维柯的具体措辞。很久以后，人类学家宣称维柯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今天，在几十个饱学之士中才能找到一个听说过维柯的人。在多少人中能找到一个读过《新科学》或维柯《自传》的人恐怕是个概率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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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的欧洲首都不同，伦敦对西方与对南方、东方同样注意，可能还注意得更紧密些；18世纪早期，它出于好奇和关心密切注视着遥远的西方，那里一个世纪之前建立的殖民地正在蓬勃发展。为了通常的贸易和政治的原因，这些殖民地遇到了也造成了一些麻烦。殖民地居民需要英国的制成品，因为他们没有机器，无法自己制造。他们通过向南欧和西印度群岛出售粮食、干鱼和其他原材料来换取酒和其他英国想要的产品，再用这些产品从英国那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制成品。这就是“三角”贸易。另一条路线绕的圈子较小：新英格兰购买加勒比地区出产的（甘蔗）糖浆，经过蒸馏加工成朗姆酒，用它换取西非的奴隶，再把这些奴隶卖给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当英国人为了增加收入对糖浆征收进口税的时候，朗姆酒商人的成本大为增加，殖民地本来就一直酝酿着的政治动乱于是再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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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美殖民地的人口据估计有16.2万人，但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各个殖民地同宗主国的联系也各不相同。最初的殖民地是由特许建立的，那是一种类似公司的规约，殖民者认为他们因此而应享受一些永久性的特权，比如议事大会。后来的一些殖民地是以其他方式建立的，由英国派总督管理，或原来有议事大会后来派了总督来凌驾于特许统治之上。在这种情形中，自治的愿望就变成了叛乱的情绪。再加上穷人对地主阶级的反感这种清教徒传统（＜ 265），即可清楚地看到殖民地对英国规则和统治的反抗是固有的、无法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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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对弗吉尼亚“贵族”的斗争就是反叛情绪的表现，之后这种情绪在新英格兰一直躁动不息，直到1688年英国“革命”（＜309）的第二年升级为暴力。查理二世想用皇家法令来统治殖民地，詹姆士二世为了同样的目的想把殖民地组成一个整体，派爱德蒙·安德罗斯爵士去做总管。然而波士顿人造反了，把安德罗斯投入监狱，并恢复了遭查理废除的特许规定。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显然早在那时就已开始。由议会议员“实际代表”殖民地人民的说法已无人相信，若不是在18世纪的第二和第三个10年间的辉格党首相罗伯特·沃波尔选择了对殖民地敬而远之的政策，这种说法信誉丧失得还会更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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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人在公开的会议上和私下的谈话中都明确宣称，新英格兰的人民都是奴隶，他们和奴隶的唯一区别仅在于他们不是被买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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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论对安德罗斯总督的反叛》（16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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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殖民者的政治情绪和关于贫富阶级的情感不是完全激进的。和他们敌对的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存在不啻是一剂冷静剂。殖民地的军队也心甘情愿地在美洲的土地上参加欧洲的战争，他们把那些战争称为威廉国王和安妮女王的战争——这些称谓表现了对英国的忠诚，而不是拒绝责任的表示。教会也帮助维持现状，虽然宗教态度并未墨守成规。在17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马萨诸塞颁布了对除天主教以外所有宗教的宽容法令；宾夕法尼亚和罗得岛在宗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如前文所述，那个十年间在萨勒姆进行的女巫审判表现的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一种奇特的精神科学（＜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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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16.2万人口除了阶级、财富和宗教方面的分别外，还有地位和出身的分别。非洲来的奴隶是财产，有特别的法律管辖着他们。在他们之上是卖身奴仆——以为一个主人服务若干年为条件而得以移民的男女。还有可以称之为“契约妻子”的人；殖民地男多女少，有的妇女自愿嫁来，希望生活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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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殖民者仍属于他们在原籍国所属的阶层，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以为美国完全是由热爱自由的英格兰自耕农建立的，他们彼此之间充满了爱和宽容，这完全是落后的幻想。移民有英格兰人，但也有威尔士人、荷兰人、法国人和德意志人。在书中所述的这段时间内，正兴起一轮苏格兰-爱尔兰人的移民潮；已经有人抱怨说新来的移民（在刚刚建立的佐治亚）比老移民品质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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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洲的主要是在英格兰没有家小之累的单身男子。在英格兰有妻子的人把妻子接了过去，单身男子则希望殖民地的富庶能吸引家境贫寒的卑微女子。先去的种植园主根本不指望女人能带来嫁妆，他们花100英镑买个好妻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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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贝弗利（17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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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挥舞着斧子、锄头和铁锹苦干。不自己砍柴，就没有柴火烧。我只能挖出一片园地，种植豆角、豌豆等蔬菜，有个我妻子从英国带来的可怜女孩帮着我。男人通常都是多面手，女人也在家务上样样精通，除了有奴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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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厄姆斯通牧师（17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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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和费城是主要城市，各有约1.2万人，纽约才有5000人。法国人建立了3个新城市：底特律、莫比尔和新奥尔良；西班牙人建了圣安东尼奥，传教地设在阿拉莫。但是，通常人们并不把建立城市当作目标。人口中主要的还是垦荒者，他们为了生存必须面对荒野的一切——坑坑洼洼的土地、凶猛的野兽，还有印第安人。因此，后来被爱默生称颂的自给自足的美德其实是被吸收入民粹的生存需要。后来，在机器工业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这个理想逐渐销蚀，为它的反面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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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美洲的高级文化少而又少。诗作寥若晨星，只有17世纪晚期本杰明·汤姆森写的一部史诗《新英格兰危机》，还有安妮·布拉兹特里特模仿法裔英国畅销诗人杜巴塔斯所写的诗作。她是对英国模式进行模仿的第一人，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关于世事的题目进行写作的作家，像弗吉尼亚的历史学家威廉·伯德，有着新鲜生动的题材。塞缪尔·休厄尔法官的《日记》记载了他一生在新英格兰的所见所闻，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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