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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球的兴趣引发了多次考察旅行。布干维尔的考察（＜374）令世人瞩目。另一群人冒着严寒去拉普兰测量地球，这块开阔地位于地极附近，正好用来测量地球球体的一部分，并决定经度中一度的长短。在瑞典，当时坚定的唯物论者斯维登堡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做出了发现；植物学家林奈也去了拉普兰，他是去搜寻稀奇的植物。他回来之后制定了至今仍用来给植物命名和分类的制度。在地球的另一边，拉孔塔米纳沿亚马孙河顺流而下，一路收集动植物标本，并发现了橡胶树。其他人，像库克船长，则驶往南半球诸海洋，发现了已知岛屿以外的各群岛，又发现了新西兰，于是补充完全了世界地图。大部分这类探险都是由国王或开明的大臣赞助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是“政府参与科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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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回来之后，所有搜集到的材料都要经过仔细的筛选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称为布丰伯爵的乔治·勒克莱尔是位博物学家，他着手把关于动物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汇编为一本书。在多邦东的协助下，汇编进一步扩大，把植物也包括了进去。布丰的理论是，包括人在内的高等脊椎动物有着同样的身体构造，肢体和其他器官的形状都彼此相似。他描述了一些特征，说一定是它们经转变之后成为了人体构造。布丰没有说明这一转变过程实现的方法。他的论点违反了上帝创造一切生物，首先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种说法，这已经够大逆不道了。为了保护自己不致招来索邦大学的愤怒，这位博物学家不得不在他的假设之前加上诸如此类的言词：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神的启示而悟到这种联系是不可能的话，我们就会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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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官看了这段话自然不会予以非难，但是，读者只看字面意思也许看不出这位科学家的嘲讽。事实上，19世纪研究进化论的历史学家也确实没有领会到其中的嘲讽之意，虽然布丰同代的人都心领神会。“物种变化说”当时尚未有定论，可我们已经看到，狄德罗通过与生理学家的交流对此已经深信不疑。到世纪结束时，已经有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的两套完整的进化理论向大众出版了（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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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使人对医学和人体的运作有了新的了解。列文虎克和施塔尔发现了人的精子；生理学家注意到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似之处。更早的时候，哈维发现血液在体内循环，并对血管产生压力，布尔哈弗在这个发现的启发下发明了基于水力学的一套医学系统：如果血管太薄太弱，人就会生病。在其他情况中，比如消化方面出了毛病，原因是化学性的。当时的医学界仍然为各种医学“系统”所统治。布尔哈弗在莱顿大学的大课堂上深入浅出地向学生教授他的系统；他的系统载于7种课本里在全欧洲流传，在此领域执牛耳达50年之久。疾病预防方面的一个进步是詹纳使用牛的菌苗，而不是人身上的材料，来实现对天花的免疫。这样接种减轻了不适感，也减少了死于天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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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化学家拉瓦锡确立了化学这一系统性很强的学科。他使用了正确的材料，正确的方法——分解出各种元素，在合成物中再找出这些元素，衡量出它们合成的比例，然后为它们确定意义明显的名字。这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分别发现了氧、氢和氮各元素（由普里斯特利和卡文迪什所发现），以及最后终于找到了对火的现象的解释。过去以为燃烧的东西释放出一种叫作燃素（火焰）的微妙元素，但实验证明火是氧气与其他物质相结合的产物。［若想了解18世纪在各个领域中的实验工作，可翻阅由Ⅰ·伯纳德·科恩（I.Bernard Cohen）编辑的《科学画册：从莱奥纳多到拉瓦锡》（The Album of Science：Leonardo to Lavoi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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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进步赖以实现的基础是数学的进步。哈雷对彗星的研究，拉普拉斯对宇宙的研究，或（刚刚讲到的）拉瓦锡对化学的研究都要依靠数字。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是对一切运动进行研究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尊崇培根的年代，数学家同时也是物理学家，他们在机械学、天文学这些领域中出入自如，对流体理论和数学理论都了如指掌。达朗贝尔、欧拉、拉普拉斯在称为“自然哲学”领域的许多部分都是行家里手。在伯努利家族中，数学似乎成了传家的技艺。一家有9人因在天体物理学、机械学、植物学和化学领域中的发现而声名卓著，并且没有人批评他们涉猎太广而不能专精。最后，这家还出了一位有相当绘画才能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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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五花八门而又零散不连贯的活动引起受教育阶层的极大兴趣，使他们从中了解科学的最新动向。不只是首都，而且在许多城镇都建立了学院，里面知识渊博的人和热心向学的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各色人等济济一堂，聆听关于最新发现和猜想的论文。他们就有争议的问题举行有奖征答，优胜者立刻名声大振。与这些学术中心相呼应的是无数由贵夫人主持的沙龙，这些自身博学多识的女主人引导着沙龙中的讨论，邀请外国人来发表意见，并扶植青年才俊。不须邀请随时可去的咖啡馆则是志同道合的“常客”聚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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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巴黎的普罗科佩咖啡馆因狄德罗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光顾而著名，而沙龙使一些贵夫人名垂青史，如德芳侯爵夫人、德皮奈夫人、德唐森夫人、翁代多夫人、若芬夫人、德莱斯皮纳斯小姐。还有的人因通信内容渊博精到，与沙龙中的谈话不相上下而声名鹊起，像伏尔泰的亲密伙伴夏德莱夫人，她是物理学和数学的专家；还有狄德罗的至爱沃兰小姐，狄德罗从她的信中受到的启发帮助了他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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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种各样的题目，人都充满热情地通过测量大自然的经常性现象来寻求对它们的解释。这不断地加强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削弱上帝关怀着芸芸众生这一说法的可信性。西方文化在一点点地向着目前的现世主义靠近。18世纪中期的一个惊人事件更残酷地证实了不信上帝的人的信念。1755年万圣节前夕，教徒们正在教堂做礼拜，一场大地震摧毁了里斯本，再加上地震引起的火灾和塔霍河的洪水，造成全城覆没，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伏尔泰马上写了一首长诗，提出了从这个事件中得到的启示：一个全能公正、关怀众生的上帝怎么会下令发生如此的浩劫？他到底为什么要以如此奇怪而可怕的方式来杀死正在拜神的男女老少？若说这些人比巴黎人或伦敦人更为罪孽深重，这种说法简直不值一驳。对此只有一个回答，那就是自然的力量是独立于它们的创造者而行动的。［安东尼·赫尔特（Anthony Hecht）所著《里斯本大地震》（The Lisbon Earthquake）主要部分的翻译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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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时的伏尔泰已成为西方世界伟大的文学泰斗。他是启蒙运动的化身，是所有文学体裁的大师。但是最能标志他的卓越才华的还是他的韵体悲剧。它们在格式上因循上一代由高乃依和拉辛确定的传统（＜342），虽然这些作品模仿前人，在我们的眼中缺乏创新，但是它们确是精品，而且在一个方面是有新意的：伏尔泰放弃了已经流于陈腐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题材。他从塔索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之中，从中世纪法国和近东寻找题材。他把穆罕默德描绘为一位英雄，他用恺撒作为剧作题材是为了使人们看到，对比之下莎士比亚只是个有些天分的蛮子，根本不懂悲剧艺术。伏尔泰读过莎士比亚的英文原作，市面上又有法文译本，他最清楚需要对这个外国人盖棺定论，以防他把年轻的诗人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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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的喜剧作品并不出色，如同他早年写的一部关于亨利四世的史诗一样，不过，他的大量应景诗却充分反映了他的诙谐和对世故人情的了解。与他同时期用法文写作真正喜剧的是马里沃，他创立了他独特的手法——马里沃体。这种手法以无数的表现方式——一个字、一个停顿、一个手势——来显示热恋之中或即将堕入爱河的人如何受到出于心理或社会原因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幻想、疑虑和盲目的错误的影响。亨利·詹姆斯的剧本和后来的小说会使人联想到马里沃剧中的对话。［关于马里沃的书可读奥斯卡·A·哈克（Oscar A.Haac）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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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沃不擅长讽刺，伏尔泰企图嘲讽圣女贞德其人其事的诗也并不成功，反而被指责为粗俗无礼，19世纪的人因此认为他心地恶毒，以污蔑人性中所有美好高尚的东西为乐。这个结论忽视了伏尔泰的散文，特别是他写的故事，不只是《老实人》，还有《查第格》《巴比伦的公主》《米克罗梅加斯》《有四十先令的人》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伏尔泰崇尚正义、勇气、忠贞和简朴的生活。而且在《老实人》中，伏尔泰已不再相信通过启发理性可以进步，奇怪的是这一事实竟然无人注意。智者的唯一出路就是退隐山林，种自己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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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根据《老实人》改编的音乐剧并没有反映出此书的精神，不过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提出的规劝也不是一个万念俱灰的老人的意见。他对于人类事务的看法一直未变，早在写作此书之前，在他撰写历史题材的著作时就形成了。世界已经忘记了他向那个时代的人传播知识，形成主导着整个下一个世纪历史观的丰功伟绩。他耗时多年，呕心沥血撰写《路易十四时代》、关于彼得大帝和卡尔十二世生平的著作，以及他命名为“风俗论”的巨著；他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了许多与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东西相违背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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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俗的《风俗论》没有先例可循，是第一次从文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研究。书中从史前的地质背景写到近东和远东的文明，然后又写到西方的中世纪和现代时代。这里的伏尔泰是思想具体而缜密的伏尔泰。普遍的理性、单一的宗教和一致的人这些观念不再提起，对历史的仔细研究证明了它们的虚妄不确。研究发现文明的阶段屈指可数，历史学家伏尔泰只发现了四个：古雅典、罗马、文艺复兴，还有包括他自己的时代一部分在内的路易十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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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衰的思想并非始于伏尔泰。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世纪之初的贾巴蒂斯塔·维柯在他被世人忽视的著作《新科学》中对此作过详细的阐述（＜ 314）。在维柯之前，史学著作一直主要记录国王的行为，原因无他，国王是史学家的赞助人。国家史和文化史到了维柯和伏尔泰才开始。不过，在撰写皇家历史之余，一些宗教社团，如博朗德带领的耶稣会会士和圣莫尔的本笃教派，兴起了历史研究。他们研究并辑定了早年留下的成吨的记录。伏尔泰的研究就大大得益于在德意志和瑞士收集的资料，他从这些资料和蔼可亲的管理人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伏尔泰的历史观影响了同代的吉本、休谟和罗伯逊；赫尔德不同意他的观点，因而提出启发了19世纪各国历史学家的原则（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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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老实人》和类似的作品称为故事而非小说是为了说明其历史背景。前文介绍过流浪汉小说（＜111）。这样的小说通过描述主角在往上爬的时候遇到的种种不幸来点评社会众生。17世纪初期，勒萨日使用的是同样的描写手法，但扩大了题材范围，拉法耶特夫人则转向了对激情的描写（＜352）。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要等到18世纪才真正羽翼丰满。菲雷蒂埃在《中产阶级小说》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描述了阶级的背景，但手法稚拙。剧作家马里沃在《暴发户农民》和《玛丽安娜的生活》中加入了细腻的心理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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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和社会背景这两个构成真正小说的要素一点点逐渐成为作家注意的重点，二者各有占上风成为主导因素的阶段。英国小说家树立了权威性的模范：理查逊的《帕米拉》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帕米拉》描写了内心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在作者的其他两部小说中，这类的描写到了饱和的程度，使作者获得了心理小说之父的美誉。这类小说分析深刻，但范围狭窄。《汤姆·琼斯》则比较平衡，如若把理查逊比作传记作家的话，菲尔丁就是历史学家。他在《汤姆·琼斯》各部分的序中作的精彩解释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称该书为史诗，意即用诗写成的历史。他在书中为汤姆不是英雄而道歉，这也是对该书性质的一个侧面说明。他滑稽地模仿了《帕米拉》的手法，但他忠于生活，没有把汤姆写得像帕米拉那样十全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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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逊的小说在法国大受欢迎，特别是在狄德罗写了一篇长文赞扬他之后。帕米拉的高洁，她通过一个迟钝的女仆来抵抗权贵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她惊人的自省自尊使许多读者为她的苦难和胜利而流泪。时代在向着感伤主义发展（410＞）。坚韧顽强的伏尔泰说过，最好的戏剧是最催人泪下的。狄德罗在他的两部剧作中，偶尔也在其他地方，都表现出对传奇故事的大团圆结局的偏好。邪恶必被制服，对头必然言归于好，误会必然澄清，家人必定团圆。菲尔丁也未能免俗：《汤姆·琼斯》中的奥尔沃西先生品格端正，人如其名[5]。但《汤姆·琼斯》的其他部分描述的是事实和感情，而非感伤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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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严肃，结局皆大欢喜的情节剧既非悲剧又非喜剧，称为资产阶级戏剧，这个名称表明了这类戏剧同启蒙运动情绪的联系。资产阶级坦率老实，行为举止和道德观念简单淳朴，是完完全全正直可敬的；而贵族虽然号称正人君子（＜351），其实是身穿华丽盛装的阴谋家，道貌岸然的表面下内心奸诈腐败。在这个信奉人人生而平等，认为国王只是战争中的侥幸取胜者，教士全是骗子的时代，资产阶级自然成为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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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作品和生平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矛盾态度当然在别人身上和别人的奋斗中也同样存在。难以想象启蒙运动怎么可以把对国王和征服者的猛烈抨击与对腓特烈和叶卡捷琳娜的热情拥戴调和起来——他们二人虽然各自在奥地利和俄罗斯施行独裁者的铁腕统治，但是都被冠以“伟大”的称号。一些宫廷大臣，如葡萄牙的庞巴尔和西班牙的阿兰达，还有后来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也被公众推选为这个“开明的暴君”俱乐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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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和叶卡捷琳娜对伏尔泰和狄德罗，还有在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其他一些学者恩宠有加。在一些德意志公国的宫廷中，君主实行专制统治，但通晓法文，崇尚理性，也和学者有着这样互敬互重的关系（390＞）。学者期望君王能按先锋派希望的那样进行改革。这并非异想天开：除了君王，谁还能改变政府结构呢？正因为这方面不存在任何机制，所以君王越是专制，实现改革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他把《百科全书》作为案头必读书的话。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并不是要推动民主或煽动革命。伏尔泰在号召大家帮他一道砸烂无耻者即教会的同时，甚至提出需要用宗教来管束大众，不让他们去杀害或抢劫有产阶级。这不是说民众愚蠢或邪恶，他们只是未经教化、野蛮无礼而已。最终，教育和改革的计划在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失败使得开明的专制统治的光芒趋于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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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群经济学家在争取另外一种改革，一种专制君王恐怕不会喜欢的改革：自由贸易。17世纪时，一位名叫布阿吉尔贝尔的人对重商主义的原则提出了反驳，说通过刺激出口，限制进口来储存黄金是短视的做法。国王高兴了，但国家却吃了亏。只有尽量扩大生产和物资交流才能实现繁荣，对生产商只应收一次税。在英国，一位叫曼德维尔的荷兰裔医生也写了一个颇受欢迎的故事《蜜蜂寓言》。在故事中，他提出消费，甚至奢侈的浪费都对国家有益。他的格言是：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在百科全书派的一代人中，魁奈、杜尔哥和杜邦·德内穆尔（后来他建立了美国的杜邦公司，成为杜邦王朝的创始人）受到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的启发，在它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理论，在言辞和实质方面都与哈维的理论类似。自由流动的货物和资金会给政体的每一部分带来生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工业只是对一种产品做了改变，并未增添什么东西，故此只应收一次税。当时各镇、县、省和公路都征收各种过路税和关税，这些都必须废除。所有可耕地都要用最新方法进行耕种。在机器工业开花结果之前，这种农业至上的观念看来是合理的。这些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被称为自然法则论者（以自然为准），的确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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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杰思罗·塔尔发明了一种条播机，可以准确播种，避免浪费。汤森伯爵发现有些根茎作物可以补给土壤的肥力，于是大力宣传种植这类作物，被称为“萝卜汤森”而名扬四方。犁铧得到了改善，对牲畜的繁殖也更加用心。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一句老话：最富有最快乐的国家是农民最多的国家；多子多福，可以耕种土地，赡养老人。这幅美好生活的图景恰是狄德罗信仰原始主义时所思慕的。狄德罗的一位密友也倾心于这样的生活，他为《百科全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却被先锋派视为理性和真理最大的敌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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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克·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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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论述政府、道德教育和社会生活的著作的确使思想发展的轨道拐了一个弯。若要明白个中原委，需要从脑海中抹去关于他和他的思想的所有评论或典故。无论是在学术论述还是在新闻作品中，用他的名字和卢梭式的这个形容词所修饰的意见都是他从未有过的意见。每当提到某些题目时，这些违背事实的评论就像背书一样被重复一遍，正如作家一想到变化就套用莎士比亚的短语“沧海桑田”一样。为了以正视听，需要说明卢梭没有发明或崇拜高尚的野蛮人，也没有呼吁过“回归自然”。他没有说过既然人生而自由，现在却戴上了锁链，所以我们必须打碎锁链这样的话。他政治观点的基础不是社会契约说；他确实说过戏剧有害，艺术和科学并未改善人类，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伟大思想家。最后，他暮年时感到自己遭受迫害并不是他的偏执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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