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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头不要再要求更多的考虑时间了。严重的问题从来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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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波，关于内克建议的“爱国所得税”对国民大会的讲话（1789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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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三届国民大会的代表经验能力不足，无法胜任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许多人是像罗伯斯庇尔一样的小城律师，或是其他行业的知识专业人员；有的人是工匠，或是小地主或地方官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习惯于从事政治活动，但从未起草过宪法或在紧急情况的压力下处理过事关国家的大问题。他们倒确实擅长于表达思想，撰写并宣读冗长的演讲稿，无休止地进行辩论。他们中间唯一的政治家米拉波不断地敦促他们采取行动，但丝毫不起作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些人的雄辩留下了堆积如山的讲演稿，为将来的竞选演说建立了榜样——用抽象而漫无边际的笼统之词表示自己的正直以赢得听众的掌声，但具体之处含糊其辞，只除了攻击对手或谴责“叛徒”的时候。不过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啰哩啰唆，那就是头脑清楚、精力充沛的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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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权的前两年，米拉波本来有可能领导实现持久的改革，避免后来发生的相当于政变的一系列合法和非法的变化。他想把政府变为君主立宪制，自己担任政府首脑。不幸的是，他与国王之间有私人的金钱来往，这使得他的主张看起来像是腐败谋私，他的努力因此而招致别人的反感。他预见到了革命中即将发生的情况：任何努力实现稳定的措施都可能被视为阻挠自由和平等大军的前进。当反革命的威胁来自外国的国王和大公的时候，真诚的革命者就不得不同蛊惑人心的政客比着发表日益激烈的言辞。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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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有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一说。但那不过是概率较高而已。可以猜想米拉波如果活着，国王和王后哪怕是有一点点政治头脑，君主制就有可能存活下来。但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是国王对奥地利宣战的，是国王在王后时时的怂恿下犯下的一连串错误使他失去了王位。在那之后法国政治中出现了一支新的力量：社团、俱乐部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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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俱乐部这个名字人们记忆深刻，特别是在英国，它被用来形容煽动暴民的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是组织最为严密的政党，在全国各地都有“支部”。“区”是指巴黎新分成的48个管区，每个区都起了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比如用威廉·退尔这类英雄的名字命名），由地方大会管理，大会有委员会和其他成员，每个人都可自由参加辩论。社团是独立的团体，各自为自己的使命而奋斗。早期成立的一个社团名叫两性互助会社团，另一个叫平等人社团，第三个由女演员克莱尔·拉康姆创建的社团是最早呼吁建立共和国的。这些团体出版报纸，其中最激烈、最受欢迎的是马拉医生的《人民之友报》。这个“人民之友”呼吁建立独裁，也像独裁者一样对待所有崇拜他的人（包括克莱尔·拉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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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上所说的巴黎暴民其实是一群组织严密、能言善辩的人，他们并不是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在重要关头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他们策动了一系列暴乱、起义和屠杀，把立法者搞得狼狈不堪。他们一再派代表团去国民大会进行游说或威胁。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真理和美德的捍卫者、革命的卫士——不，是革命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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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政治力量有个绰号叫无套裤汉（434＞）。它由工人、店主、教师、艺术家、作家、低级公务员所组成，其中只有零星几个富人。“下层中产阶级”这个称呼无法说明这群人的许多特点。他们热爱知识，渴望接受教育（他们并不都识字），为自己的技能而自豪，自尊自爱，待人诚恳。他们聚在一起读卢梭、沃尔内和其他大师的著作，还演讲，唱歌，欣赏年轻姑娘朗诵关于道德的文章——简言之，过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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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还是一个有同样信仰的积极分子的群体。当警钟在教堂的尖顶响起，鼓声打出紧急集合令的时候，他们马上冲出家门，去执行领导人——普通的管区官员——做出的决定。有的管区更加激烈一些，因此才有了那些私刑和小型屠杀，它们成了事件的标志，也造成了历史上的各种“日”。以这种方式所捍卫的原则只有几条，而且一贯不变：主权归人民、平等，以及所谓可敬的平凡。最后这条没有贬义，它指的是生活中一种普通的状态，是卢梭和杰斐逊的理想（前者的《社会契约论》在1789年之后的10年内重版32次，还不算袖珍版）。这个理想很容易流于反精英主义。无套裤汉们认为狗是贵族化的（因为它们和狩猎有关），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只能养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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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骚乱中产生了一个后来得到了发展的设想，其实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即通过共产主义建立美好社会（＜15）。它要由一个使用恐怖手段的独裁政权来实现。执此理论的人中有几个在后来确实发生了（但不是由他们实行）的大恐怖中丧了命。另一个叫格拉胡斯·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根据他发表的“平民宣言”策划政变，也被送上绞架。但他的朋友，米开朗琪罗的后裔波纳洛蒂活了下来，并写了一本题为“巴贝夫实现平等的阴谋”的小册子。里面的理论为19世纪各个革命小团体的领导人多次引用，其中著名的有布朗基所领导的团体，据说列宁是从布朗基那里借取了革命的方法，虽然没有采纳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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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直接遗产当然与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这个遗产是民族主义，还有倡导个人权利和代议制政府的自由主义。为在全欧洲普及这两个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它们两者之间的竞争构成了19世纪政治的主要内容。由于战争的缘故，自由革命不得不放弃自由主义；大恐怖是因为“祖国在危急中”不得已而为之。外敌已经兵临凡尔登，还有内患——旺代的保王派农民。粮食危机长期严重。公共安全委员会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来固定价格，并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黑市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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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头号人物罗伯斯庇尔在短短的时间内变得与从前判若两人。他在故乡阿腊斯做地方法官时，因被迫判处一个人死刑而十分不安，甚至辞去了职务。在制宪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项废除死刑的法案。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他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关心却始终未变。固定价格保护了老百姓，也保证了部队的供给。他领导下的法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高效率的警察国家。他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领导进行对“可疑分子”、“叛徒”以及他们妻儿的残酷清洗。在前线，他的代理人可以仅凭怀疑或因某个指挥官命令了一次撤退就撤换战场指挥官。在巴黎，革命法庭永不休庭，由于检察官富基埃-坦维尔的辛勤工作，17个月中（他自己夸耀说）就有2000来人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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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再次指出，任何文化的趋势，任何情感，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同，哪怕是在极端力量的压力下。极权主义（totalitarian）这个词是为人所接受的概括词，用来表达20世纪人们普遍理解的意思，但现实从来不是完全（total）的。18世纪90年代晚期，少数顽固派对革命处处反对，有人是公开的，有人则是暗地里的。有的人表面上顺从，有的人藏身于不容怀疑的人的保护之下，那些人是真诚的革命者，但愿意为亲友提供庇护。反对派中的突出人物被迫大批逃亡，因为与他们不同的意见在权力中心或民众心中占了优势。这些流亡者聚集在莱茵河以东，计划带领他们恳求奥地利和普鲁士召集起来的军队杀回去。留在国内的有些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当后来有人问西哀士神父（＜423）他在恐怖时期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答道：“我在活着。”有几个人逃到美国避难。其他人不堪追捕主动自首，或者被人告发遭到抓获。捉拿者把抓住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战利品，感到自己为了自由打击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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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尽是些著名人士。化学家拉瓦锡因为一个亲戚原来作过收税官而被送上断头台；学识渊博、富有献身精神的夏洛特·科黛专程从诺曼底赶来刺杀狂热的马拉，因而被处决；其他的还有诗人安德烈·谢尼埃，因为他写了一篇蔑视权势的社论；另一位知识分子，被称为“吉伦特派的缪斯”的罗兰夫人因为整个吉伦特派都遭到指控，受到连累而厄运临头。在断头台上，她叫道：“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遇害的当然还有路易和安托瓦内特。他们的两个孩子也丧了命，不知是由于没人照管还是别的原因。与王后同死的还有拒绝离开王后的美丽的德朗巴勒公主。在此前后的时间内，许多贵族男女只是因为他们的头衔就被处决。一位本来可以逃脱一死的侯爵夫人说：“不。不值得为活命而撒谎。”最后，从丹东到罗伯斯庇尔，主要政党领导人也相继被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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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中时有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行刑比演戏还要好看，画家大卫就在行刑当场画铅笔素描。当路易十五的最后一个情妇杜巴里夫人发现自己被带到断头台上的时候，她尖叫，嘶喊，不得不把她连拖带拉地推到刀下。冷血的观众惊呆了。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就要被杀死了。所有其他的都是贵族、叛徒、人民公敌——一个类别里的抽象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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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制宪大会成员中间，恐惧感和仇恨在不断加强扩大。他们听到罗伯斯庇尔宣扬说，一个纯净的社会将要从一场净化的革命中产生，也就是说还要进一步进行清洗。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政策使得人人自危。长达两天的激烈辩论引发了街头有组织的暴乱。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一班人被逮捕并宣布为非法，在一次混乱打斗中，罗伯斯庇尔可能企图自杀，打裂了自己的下颚。然后又有22位爱国者步了他们的前人的后尘——坐着死刑押送车去了革命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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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政变相对轻而易举和迅速的成功表明，反叛后新建立的政治领导，哪怕是最强有力的领导，也是脆弱的：推翻路易十六比解决罗伯斯庇尔花的时间长得多。［若要了解那时的事件和参与者的命运，请读查尔斯·唐纳·黑曾（Charles Downer Hazen）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这本书写得十分生动，两卷读起来比许多一卷的书似乎还要短。要了解现代的观点，有阿尔伯特·古德温（Albert Goodwin）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卡莱尔（Carlyle）以他特有的风格把有关事件叙述得栩栩如生，他的书也是第一本用英文写的对法国大革命同情但没有偏向的叙述，故此有其重要性。最后，西蒙·沙马（Simon Schama）的不朽巨著《公民》（Citizens）是一部充满了新鲜而发人深省的详细材料的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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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读了上述的总结后不应以为革命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东西。它做了许多事情——有些方面做得过分，大大超过了它改造整个政府的初衷。它之所以过火是因为它的思想、百科全书派对普遍理性的信念，还有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所体现的精神在国内外得到了一致的热情拥护。各行各业的人，不分老少，特别是知识分子，莫不为法国人民从他们认为是几世纪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消息而欢欣鼓舞。华兹华斯回忆说，那是一种无比美好的感觉（＜8；43）。德意志哲学家康德把它看作“理性在公共事务中登上王位”。人们载歌载舞为它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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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40岁的歌德虽未喜极而泣，但也分享到了他称之为遍及德意志的普遍欣喜。英国议会的议长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宣布攻破巴士底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英国驻巴黎的大使说这场革命是“以最少的流血所实现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英国那些十几年来一直想改革议会的人热切希望，法国的事件能帮助他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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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愤怒的法国举起她巨大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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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发出响彻天涯海角的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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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跺脚宣布要实现自由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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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为我作证，我心中充满了何等的希望和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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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在《法国：—曲颂歌》中对1789年的回忆（17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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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英国，在潘恩著作的激励下，在为伯克所激烈抨击的“通讯学会”的会员的推动下，兴起了一个类似无套裤汉的团体，不过这个团体的成员更讲求理智，见闻更广。这造成了那时诗人和批评家内部的分裂：一边是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这样加入了“反动势力”的“变节者”，另一边是遭受迫害的黑兹利特、李·亨利和他们的朋友（506＞）。他们被谩骂为想造成法国式的“血洗”，虽然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意思。英国民众的愿望是通过议会改革来实现对政治权利的承认，不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彭斯关于“人作为人的价值”这一主题的诗重复了17世纪清教徒温和派对公平和社会尊重的要求，它的目的不是要实现平等或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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