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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座有几个从乳房喷水的仙女塑像的喷泉）：“把这些奶娘们拆掉。仙女是处女。”（18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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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指德·斯塔尔夫人）教从来没想到过要思想的人或者已经忘却怎样思想的人去思想（18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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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18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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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理解时代的精神。作为德国人，我一直是他的最大敌人，但是事实使我不再反对他。他懂得艺术和科学，鄙视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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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182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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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铁卢之败的意义超出了政治方面，它使拿破仑作为英雄的理想形象增加了一个层面。生活是悲剧性的，所有英雄都逃不出命运的捉弄。对这一点的事先认识反映了浪漫主义对人的观念——人既伟大，又软弱，其软弱常常是邪恶所为。一些天性特别敏感的人从他们的艺术生涯初始就意识到这种宿命的无奈，其中一个常常被视为最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并通过作品和自己的生活实践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意识。他就是青年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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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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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自己的言行像拿破仑一样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拜伦主义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一个阶段的名称，它的组成部分包括勇敢、反叛、忧郁、自责和对灾难的想象。拜伦的故事和话剧中的主人公与他本人一样，是伟大和失败的生动体现。1812年，他发表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头两个篇章，一时声名鹊起。这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的10年里，英国人一直害怕外来入侵。在英吉利海峡对面，波拿巴驻扎着一支装备有气球的讨英大军。英格兰西部谣传四起，说波拿巴的军队在夜间已经登陆侦察。焦虑与仇恨引起各种传闻和报道。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部用流畅的诗句撰写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在欧洲南部边冥想边悠闲地旅行。主人公的名字恰尔德[1]暗示了一个年轻的游侠骑士，他喜爱艺术和大自然，所到之处的描写使读者觉得自己的情感也在随他一起变化起伏。对被困的英国人来说，诗中景色的变化俨然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吹进了新鲜空气，让人看见晴朗的天空。可以把这种享受称为逃避，不过它好比战俘脱逃获得自由，而且不是遁入幻想中的仙境，诗中描写的是欧洲的一些地方，谁都知道它们的确存在，很多人都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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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是拜伦式英雄的第一幅素描。此后，他很快又写出了《海盗》《异教徒》《阿比多斯的新娘》和其他三首故事诗。在这些作品中，他的英雄开始定型，尽管在不同的作品中形式稍有不同。欧洲各地的读者都如饥似渴地争阅拜伦的这些诗作。这些传奇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一个令人感到可亲可爱的特征，那就是他反叛现行制度，或者正在成为叛逆者。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是天生的叛逆者，他们在波拿巴所到之处都尝到了他建立的自由制度的甜头。随着时间的推移，1815年实现和平之后掌权的镇压性政府夺走了人的权利（＜431），躁动不安的人们从拜伦笔下强壮、深沉、恩怨分明的强盗兼冒险家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代表；拜伦式的英雄对敌人残酷无情，尽管热爱女性，但是并不对她们百依百顺。女性读者同样心怀钦慕。对她们来说，作品中笼罩的邪恶和挥之不去的罪恶感造成了阴沉惨淡的感觉，这是造就具有诱惑力的亲密的点睛之笔。各种诗歌和小说纷纷推出拜伦式的英雄，他们的魅力持久不衰。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里夫、乔吉特·海尔的摄政王时期的小说，以及通俗言情作品和电影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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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浪漫主义者关心的不只是一个问题，拜伦的作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的爱情诗、政治诗、《威尼斯颂》、《塔索的悲叹》和《梦》这部令人神往的作品表现了他丰富的思想。他还有另外一个为今人所喜爱的特点：诗人拜伦一生自始至终都是讽刺家。他以抨击“英格兰的吟游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开始，以《唐璜》结束。这部杰作是与两篇类似的讽刺文同时写成的，其中描述了生活的种种表现，时而滑稽，时而悲惨，妙语连珠，挖苦嘲讽。在感情正激动或情节正紧张的时候，忽然笔锋一转，变成发表评论，针砭时事或自讥自嘲。这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手法，在《唐璜》中，由于对双音节步韵的精湛运用而增加了力度。这首史诗没有完成，因为拜伦认为帮助希腊人赢得独立（514＞）更加重要。他在迈索隆吉翁死于热病，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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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拜伦的各种传记中，他婚姻的失败与他同女人的情爱关系完全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力。关于他生平的书籍层出不穷，他与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和拿破仑属于同一类，是后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但是，人们对拜伦的“罗曼史”过于好奇，却忽略了他与同性朋友的友谊以及他从事的活动。在这种关系中，他冷静过人，判断准确；在希腊，他表现出出色的组织能力；在英国议会上院，他像政治家一样口才雄辩。他大声疾呼反对严惩“卢德分子”，即由于机器的使用失业，愤而捣毁机器的工人。最后，拜伦像司汤达一样，是注重事实的批评家，还是一流的书信作者。在莎士比亚与蒲柏之间，拜伦更喜欢后者，并且说他自己的诗不值一提，不过里面的历史细节还是真实可靠的。［参阅由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编写的《拜伦书札》（The Letters of Byron），书中概述了他的生平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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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始介绍浪漫主义运动时，指出卢梭的《爱弥儿》通过阐明宗教信念而震撼了19世纪许多人的心灵。该书的其他部分对教育也具有同等影响力。卢梭认为，培养好一个孩子可以造就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所需要的“人和公民”。这是一种有责任心的自由人，他们享受的不是没有文明艺术和科学的自由，而是没有旧制度那种虚伪做作和不平等的自由。后来，旧制度被摧毁，于是制定完美的教育计划对从事重建工作的人来说更加成为燃眉之急。除了政治目的之外，还加上了新时代所特有的爱的冲动——对个人的同情和慷慨。而当所涉及的个人是孩子的时候，帮助他们的愿望就倍加坚决。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有三位思想家几乎同时提出了新型教育的主张。其中热情最高的是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他信奉卢梭所倡导，今已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即真正的教育是个人的充分发展，通过从事自由但又有人引导的活动来发展天赋才能。他自己不幸福的童年与这一理想恰恰相反，这反而令他更加勇于创新，发愤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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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培尔的继母歹毒刻薄，父亲不闻不问，身边又没有玩伴。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情绪多变，适应不良，做事没有长性，叛逆而且霸道，人见人厌。他识字很吃力，被认为愚笨不可造就，遂被送去当伐木工学徒。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成了他躲避羞辱的庇护所。一个兄弟为他打开了智慧乐园的大门，把他从自杀性的绝望中拯救出来。他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之后，成为浪漫主义教育学的另一位理论家裴斯泰洛齐的助手。福禄培尔先为他五个失去双亲的侄子建立了一所学校，其纲领是要“教育人成为自由人”。他否认原罪的存在，坚称所有社会邪恶都源于教育不得法，并认为，除了母亲的哺育之外，孩子成长中的最大需要是自我表达。福禄培尔在著述中掺杂了一些完全无关的奇思异想，加上他性格孤僻古怪，对他的所有努力造成了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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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年已55岁仍一事无成的时候，他发明了幼儿园。幼儿园起初是为穷苦孩子开办的，他感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给这个新办的机构起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名字——Kleinkinderbeschftigungsanstalt[2]。直到3年以后才偶然想出了幼儿园（Kindergarten）这个名字。爱好大自然的福禄培尔认为，儿童如同一棵植物，应让其自由成长。福禄培尔这个发明很快得到效仿。母亲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编写了很多儿歌，“表现世界大同”的玩具作为礼物赠送给孩子们。福禄培尔把剪纸、橡皮泥、编织和“玩手指”游戏编进教程。这些教学内容看来无伤大雅，但是却遭到了强烈反对，学校只好关门。福禄培尔设法找到冯·马连霍尔兹-布洛夫男爵夫人做他的赞助人。她在国内外四处发表演说，宣传他的发明，并到伦敦将狄更斯争取了过来，成为一名支持者。到了世纪中叶福禄培尔与世长辞的时候，尽管幼儿园在俄国被视为具有颠覆性而禁止开设，但是在美国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先是在威斯康星州的沃特敦开设，然后发展到波士顿，这完全是伊丽莎白·皮博迪积极活动的功劳。20年之后，幼儿园发展到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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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培尔曾在裴斯泰洛齐手下当过一段时间助手，把他视为恩师。裴斯泰洛齐也是卢梭的狂热信徒，因此，他们两人其实是受同一来源的启发，而不是其中一个启发了另一个。裴斯泰洛齐先出版发表了他的理论，在整个西方久负盛名。他的实践工作始于1798年，当时法国军队摧毁了瑞士卢塞恩湖畔的一个村镇，弃下大批孤儿无人照料，人数远远超过了福禄培尔的五个侄子。裴斯泰洛齐为他们提供食宿，在他们身上试验他的学说。他的学说古来有之（＜181）——教事物，而不是词语；用大师的话说，要教的是“活着的生灵而不是死去的人物，信念与爱的行为而不是深奥玄妙的信条，实质而不是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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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法国人又回来了，赶走了裴斯泰洛齐。于是他去别处开了一所学校。开始也遭到了通常的反对，但是，在短短不到6年内，他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引起人们的惊异和赞许。他的方法是任学生自然发展，心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随年龄增长而发育；顺应自然，直接用感官进行观察，老师只加以引导而不是填鸭式地强灌知识。这些人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观点当时被认为是翘盼已久的解放。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一再重现，最后导致了自己的失败（793＞）。在福禄培尔和裴斯泰洛齐的努力之外，前面提到的巴伐利亚小说家，“独一无二的让-保罗”，写了厚厚的一本书，对卢梭及其追随者的理论中关于老师的作用提出修改。他认为，卢梭式的老师过于消极，老师应该积极地超越现状，努力实现理想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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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特尔辞世30年后，在大洋的彼岸，一位任美国马萨诸塞州州参议员的青年律师应邀出任新成立的教育局局长。虽然他从未思考过教育问题，但还是接受了这个机会，把所有法律书籍都卖掉，并不顾朋友的劝阻，放弃了法律事务所的租约。他就是霍拉斯·曼。在从政期间，他就一贯坚守原则；他后来形成的一套教育思想综合了政治和道德的内容。他关心的不是改革教育，而是倡导教育。如同杰斐逊早些时候为弗吉尼亚州立法时提出的那样，曼认为教育与共和国息息相关。这又与卢梭的理论相同，不过它可能是曼自己自发的信念。知识必须广为传播，自由开放，向全民普及，这样才能造就自尊自立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任何宪法、权利和司法制度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曼深深地意识到美国人民族裔和传统的多样性，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公立学校必须通过他所谓的“公共哲学”来培养一种共同感，这种哲学尽管尚未编写出来，但是它显然要以公民学、伦理和历史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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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能仅仅是发展，因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不断发展；教育也不能局限于开发一切力量，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同时运用所有这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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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儿童不是为了眼前——即使没有我们的不断帮助，眼前该发生的事情也总是会发生的。教育儿童是为了遥远的未来，目的正是为了改变眼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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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里希特尔《勒旺娜》（18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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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曼写了12份报告，提出并阐述了自由教育的计划，从向学生介绍优秀著作到教授声乐，强调阅读、算术和写作三项基本功，再加上人体生理学（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讲就是卫生教育）。要实现他制定的头脑好、身体好的标准的第二点，校舍必须通风、清洁、采光好。虽然曼实现了他的各项目标，成为美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今天却有人指责他要求太低：为什么不实行免费高等教育？为什么不规定只能有公共教育？这第二条批评也许会得到重新考虑。无论如何，对曼的思想加以评判的时候，应当考虑到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当时社会上还指望孩子帮助父亲干农活，而当农民的父亲觉得读书毫无用处，立法者并不喜欢用公款来办学。曼呼吁建立免费公立学校的论点同共和国制度下的权利与义务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提醒我们，在1840年的世界里，并不是所有政府都实行了共和制，很少国家制定有宪法，1789年在法国宣布的权利当时被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人认为已被废除，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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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170652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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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1830年前后巴黎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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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对浪漫主义的灵与智所做的概括和说明尚属准确恰当，那么，读者应当得到这样的总体印象：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思想和感情融为一体；浪漫主义执着于探索与发现，哪怕犯错误，冒风险，甚至失败都在所不惜；宗教感情与生俱来，必须表达；神灵确实存在，但所置的地方不同，而且在哪里并不重要，通过大自然或者艺术都可接触上帝。人必须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判断采取行动，因为如同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所说，人是积极参与的。要有所作为，热情就必须战胜漠然或绝望，冲动必须遵从想象和理性。求索的目标是真理，而真理寓于具体事物当中，而不是在于泛泛之论；世界比任何一组抽象的概念都要庞大、复杂得多，而且它包括过去，因为过去是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的。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沉思，认识到人既伟大又可怜。但是，英雄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他们来自人民，而人民的灵与智是构成高级文化的基础材料。英雄和人民历经坎坷找到了知识、宗教和艺术，人生本身就是一出壮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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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25年的斗争和怀疑之后，浪漫主义时期就是抱着上述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从事重建文化的工作的。到了1830年，基础已经整平。正如缪塞所说：“旧的都已清除，新的尚未建立。”实际上，这个时代并不缺乏有独到见解的伟大思想家，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科学领域的思想和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注意，直至今天成为高级文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