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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23 如果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倡导者全是些伪君子，提出这种理论是为了他们的朋友——工业巨头——进行辩护，完全漠视工人疾苦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门科学同样不顾由于过量生产而时常导致一连串失败的工厂老板的痛苦。像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这样的经济学家就十分关心贫苦的工人。他们的人数在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激增。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不应当生育这么多孩子，因为这样一来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量，结果使自己变得更穷。可以猜想，当时的劳动人民除了床第之欢以外，没有什么其他乐趣。马尔萨斯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他除了建议人们清心寡欲之外，也没有什么锦囊妙计；想到战争和瘟疫会造成人的大批死亡时，他尽管也感到痛苦，但同时也觉得宽慰，因为根据他的计算，粮食供应量只能按1—2—3—4的算术级数少量增加，而人口则是以2—4—6—8的几何级数飞速蹿升。他所担心的问题至今没有消失。人口学家一直在预测，不断改进的卫生和医药条件延长了人的寿命，却完全不顾造成的后果，致使人口急剧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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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25 美国的大多数“反经济学”团体只持续了短短不到几年。其中一个原因是，同那些顶住外来压力生存下来的震颤派教徒、严紧派教徒、摩拉维亚教徒和门诺派教徒不一样，傅立叶主义者和其他派别的人缺乏强有力的宗教纽带。19世纪宗教信仰的恢复（＜471）不够教条化，不足以产生同等力度的约束力，而新编的神话是不太站得住脚的想象。教条化不足的原因在于第二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个人主义占了上风。只要逐个想想新英格兰的超验论者，然后再设想一下他们在布鲁克农场生活的情景，那种奇观会使人哑然失笑。这一群奇才颂扬独立思想和自力更生的性格，他们周围正在建立新国家的千百万平民百姓不在他们的思考之中。他们生活中和想象中的英雄是像梭罗那样的天才、单一的先驱、孤独的流浪者，或者像费尼莫尔·库珀的小说中描写的形单影只的林中人纳蒂·邦泊。能有什么魔法让这些人和谐地融入傅立叶式的法郎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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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27 另一类社会批评家对进步提出怀疑，甚至常常是否定。他们指出乌托邦至少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必须建立计划有序的社会来扭转生活状况的恶化。陷入“生产过剩”（后改称为“商业周期”）重围的贫苦工人和运气不佳的制造商都是政治经济僵硬法则的受害者。真正的工作处于衰落之中，大批（“廉价粗劣的”）低质产品充斥市场，新的思维方式一味强调数量：价格、成本、产出和增长，这一切降低了所有人的道德标准。无情的数字压倒了慷慨之情，打乱了心境的平和，削弱了道德良知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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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29 这种意见的主要倡导者是卡莱尔。他天生具有鼓动家的禀赋，设计了一套独特而有效的布道方式，在英国当了整整半个世纪的良知导师。其他谴责工业化、功利主义和进步的人来自教会、文学界和英国托利党的成员。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地主。他们尖锐地指出制造商制度的种种毛病，因为后者是同他们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敌人。他们在第七代沙夫兹伯里侯爵的影响下，通过法律来限制工时以及对女工与童工的剥削。这是管制机器工业的庞大法典中最早的一部分。自那以来，西方各国每时每刻都在对这部法典补充新的内容。不过，卡莱尔不大相信立法的作用。他认为，立法只能医治这种邪恶的表象；议会是空谈的场所，只要两派拉锯战式的争吵不停，就不会得出什么好结果；应由一位领袖掌控全局，率领大家奔向一个方向——正确的方向。这个他称之为英雄的领袖必须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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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31 他在一个时代被女妖缠身，受到蛊惑；另一个时代，他被牧师所扰，遭到愚弄；他在任何时代都受到魔法的控制。现在，机械论的天才窒息了他，远甚于过去的任何梦魇。他在天地之间只看见机械论，它是他唯一所惧怕的，也是他唯一寄予希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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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33 ——卡莱尔在《成衣匠的改制》中论人（18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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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35 因为这些字眼在我们这个世纪会引起可怕的联想，所以卡莱尔的初衷尚需解释一番。首先，他所说的英雄并不一定是“军事强人”。他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的六篇演讲词中列举了历史上一些英雄的例子，如北欧神话中的最高之神奥丁这种异教的半神半人、宗教创始人（如穆罕默德）、伟大诗人（如但丁和莎士比亚）、“文学巨匠”（指卢梭和约翰逊博士这样的知识分子）等。简而言之，英雄就是那些出类拔萃，对事件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当然还有军事英雄，如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但是卡莱尔却明确提出：现在需要的英雄是思想家和作家，是靠主张和语言来统率民众的领袖，而且“可以指望（他）在今后所有时代继续作为英雄主义的主要源泉”。同样，崇拜并非迷信的卑躬屈膝，而是衷心的景仰。今天，受人欢迎的演员所得的酬劳高于所有其他人才，这样的时代是没有资格对英雄崇拜评头品足，说三道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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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37 卡莱尔在后来一篇题为“过去与现在”的布道词里举例说明了他的意思。他利用12世纪的一本编年史向人们展示了在圣埃德门兹伯里的一群僧侣如何陷入了道德混乱，财务亏空的局面，他们又是怎样在院长萨姆森的领导下重返经门，实现经济自立的。萨姆森是一个态度谦虚但立场坚定的人，并不特别为周围的众僧所喜爱。在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为了重整教业，他不得不临时制定种种政策。这些政策十分严格，但毫无独裁的成分。他同手下众僧讲道理，有时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唯一必须服从的命令是工作——要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刻苦勤劳地劳动。所有的善都由此而来，这就是人活着的理由，是保护心灵不受邪恶侵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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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39 这就是卡莱尔从历史中找到的榜样。相比之下，眼下是一片混乱。没有领导，因而缺乏明确的方向；努力徒劳无功，毫无意义的冲突频频出现。行为受贪婪所主宰，因为物质标准成了效用的唯一衡量尺度。自私自利优先于所有其他考虑。边沁不是说过对可以从中得到乐趣的人而言，“（保龄球）球柱的功用就跟诗歌一样”吗？把“最多人的幸福”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这把标准降低了一大截。这一切产生了目前被误称为“文明”的非人道状态中普遍的痛苦。关于卡莱尔的介绍就到此为止。分散在英国其他地方的十几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家都敦促建立某种社会化的社会。威廉·汤姆森（女权主义者）、J·B·布雷、查尔斯·霍尔、托马斯·霍奇金、玛丽·亨内尔等人今天被视为率先提出具体纲领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纲领不是要建立小社区，而是要消除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挽狂澜，使社会朝着人人享有正义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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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41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情况相当特殊。他曾一度追随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509），还为《环球》杂志撰写过文章，不过却中途而退，因为他预见到，在孔德的制度下，人的生活会“像在围城里一样”。穆勒通过改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与自由派分道扬镳。他指出，国家产品的分配可以任意改向，而且应当为了大众的福祉进行有秩序的重新安排。最后这句话是一条预言，被后人一再重新解释。所有这些不同的设想，即先后失败的各种乌托邦、卡莱尔及其追随者的种种抱怨、英国的五位社会主义大师和国外同类人物的理论（549＞），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属于少数派；他们吵吵嚷嚷，但是却未能阻止历史的进步，也没能扑灭公众对进步的热情。然而，他们的基本思想——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最终获得了胜利。这胜利有两种形式的表现，一是由一个政党及其领袖实行独裁的共产主义，一是由民主议会和政府机构来统治的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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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43 这个世纪期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自发运动。各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把改善社会的责任赋予教会，无论是天主教、路德教，还是英国圣公会教；拉萨尔（为德意志倡导的）的社会主义“公司国家”可以指导企业实现经济正义；在这方面，拉萨尔门下不断壮大的激进分子队伍还决心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即在一个国家建立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流亡法国的诗人海涅看见自己的国家除了积聚已久的建国激情之外，还因这些愿望而骚动不已，遂告诫欧洲警惕对文明的双重威胁——德意志和共产主义。此时，马克思还不太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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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45 与进步同样显要的是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建立议会和扩大选举权的要求。他们保证，这样做不会产生改变社会习惯和社会等级这种匪夷所思的结果，只是将政治权力赋予所有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财产的个人，这样会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而自由的公众舆论则会导致和平与繁荣。在这方面，英国是领路人。这种中产阶级的理想政府的观念得到了许多工匠和其他工人的拥护，他们举行示威，发动骚乱，以期实行完全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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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47 通常以为，对于像英国议会这样历史悠久，长期受人敬佩的政府机构，人们一定了解透彻，效仿起来也比较容易。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个半世纪以来令世界瞩目，蜚声海外的议会之母至今也没有生出过同等美丽的孩子或真正健康的后代，她的所有后代都需要改造治疗；不止一个极不光彩地夭折；幸存者当中有一些明显患有疟疾，忽冷忽热。欧洲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令人高兴的是，美国是个例外，这是因为它直接继承了英国的传统。在非西方世界里，民选立法机构要么是装样子骗人的，要么就一再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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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49 这些议会的不稳定和无效主要是由它们建立时所编写的繁杂冗长的宪法造成的。制宪者通常想力图保护立法机构不被行政权力机构凌驾于头上，因为他们想遵循（他们当时以为的）让国王统而不治的英国先例。他们没弄明白，严格地说来，英国并非由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独家管理，而是由“王在议会”，即贵族院（House of Lords）和平民院一道统治。这个短语标志着规定三方当中的任何一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一整套习惯规矩。例如，为了使上院通过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要求国王给足够多的自由派封爵，以压倒在上院占多数的反对派，而国王尽管本人持反对意见，也会遵从这一要求。这种当时机成熟时在压力下让步的特点，英伦三岛之外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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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51 这种习惯无法写入宪法，即使可以也不应写入，因为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习惯如属适当的话，可以比宪法更顺利地加以改动。因此，英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任何时候都拥有最新宪法的国家。所有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宪法中的一些根本性安排都会变得过时，从而导致现代史中各国不时发生议会“危机”。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自实行民选议会制度以来，各自都经历过五部宪法，而西班牙同巴尔干国家一样，宪法一换再换，令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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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53 英国人这种判断何时及如何进行更改而又不扰乱整个局面的本事是通过几个世纪的痛苦经验摸索得来的。他们本来素以难以管理而著称，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感到了疲倦，不愿再闹事。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唯理智主义使改变得以不触及制度而静悄悄地进行。形式、头衔和装饰都保持不变，在下面却采取各种行动；这样一来，视觉上的稳定保持了人们的信心。这是一种超越原则的本事，是精明的言行不一的好处。应当指出，这种状态不是矛盾，因为矛盾会使一项制度自毁长城。不一致的东西依然可以发挥作用，也许以后就能理顺了。当然，有些时候一次仅修整一项是不够的，需要搞一次大扫除。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宪法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在持续了20年的顽固反革命镇压之后，辉格党中称为极端派的人成立了自由党，把托利派赶下了台。有一个辉格党极端派的代表性人物同时也是值得大家认识的天才辩论家兼幽默家，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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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55 悉尼·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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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57 他登上历史舞台时，英国已经就改革问题进行了50年的辩论，但是一项改革措施也没有施行。虽然史密斯只是偏远乡村一个小教区的一名小牧师，但是他却在匿名发表了《彼得·普利姆莱书信集》一书之后一举成为领袖。这本书讨论的是“天主教解放”这个久辩未决的题目，即取消阻止天主教徒进入议会、大学、各种专业职业和政府机构的种种障碍。他刚刚加入辩论，意见也与众不同。他写作的方法旨在既说服一般老百姓，又说服专业政客，还要把坚定的反天主教分子争取过来。史密斯赢得了胜利，因为他了解反对者的思想感情，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讨论来进行说服。史密斯的语言通俗易懂，常常语带幽默；他通过夹叙夹议的办法使他的主张更加深刻生动，语言雄辩有力，重点得当。他在小册子中深刻阐述了何谓正义、人道和宽容，同时，他自己也遵守这些美德，写作时态度并不狂热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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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59 亲爱的霍兰德夫人，我5日至12日就将到府上居住，可您还邀我9日星期天同您共进晚餐，这真是奇怪之至！就像您上个星期天才与一位绅士结成连理，而现在还约他本星期三幽会一样——这是想将风流的刺激和联姻的保险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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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61 ——悉尼·史密斯（18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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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63 悉尼·史密斯很快就成为辉格党领袖的密友。他们发现，这位胖墩墩的牧师是极为理想的晚餐客人。他机敏过人，风趣诙谐，明达事理，在待人处事和政治方面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而且通今博古，无所不知。这个新加入他们行列的人才华横溢，使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激励；他的大无畏精神更是令人欢欣鼓舞。他撰文与“迫害不同信仰者的主教”论战，虽然不能使对方信服他的观点，但是也不会引起对方的敌意，同时还使旁观者从中获得熏陶。悉尼·史密斯发动进攻的次数不胜枚举，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性格，也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态度和文化倾向。天主教于1829年最终获得“解放”之后不久，英国议会议员的选举方式进行了改革。一些勋爵封地里的选区被取消，因为那里剩下的只有长满草的山丘，没有选民。议会代表的席位分配给原来没有代表的城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等；选民范围扩大，包括了拥有或租赁中等规模财产的人。粗略算下来，六个家庭里就有一家成为选民。［欲了解《改革法案》通过之后英国选民的实际情况，请参阅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13章中关于伊坦斯威尔选举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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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65 史密斯关于该法案发表了四篇讲话。在其中一篇中，他提到当时的一种反对意见，说如法案获得通过，鼓动家肯定不会就此罢手，不再打搅人民，而是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对此他的答复是：“如果大风不打搅波浪的话，就不会出现风暴。如果绅士不打搅女士的话，就不会出现不幸的婚姻和被弃的怨女。而我们的人民一定还会被打搅，所以，我们必须立即着手为他们制定法律。”史密斯那约翰逊式的聪明头脑总是能够找到优雅、精确的语言明确地表达他的意思。关于法官自谋私利的做法，他写道：“多干一天巡回判案的工作，肯定比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快速谋杀要好。”同时，他知道光靠敏锐的辨别力是不能实行改革的。“所谓不要凭恐惧感行事的说法不过是议员们言不由衷的论调。我要问，除了恐惧感之外，还有什么动机促使我们对宪法进行改进？如果我说：人民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因为这是正义之举，你们想会有10个人听我的话吗？使大众看见正义之美的唯一办法是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他们不正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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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67 虽然他口齿清楚，声音温和动听，并不咆哮威胁或故作高深，但是他更喜欢用笔与敌人交锋。他同几个朋友创办了《爱丁堡评论》，这份季刊很快就作为宣传辉格党观点的喉舌成为政坛和文坛上的一支新生力量。《爱丁堡评论》是一本形式全新的杂志，它不再是由出版商控制，雇用文人撰稿的一言堂，而是独立评论家的论坛。里面的文章按当今的标准来看，篇幅很长，几乎就是专题论文。整篇评论的引子也许是一首新诗、一篇新小说、新历史文章或者是某人的游记，但是评论也许只用一段就把作品或作者打发掉了，文章里通篇评述的则是作者所涉及的题目，因为评论员认为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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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69 麦考利著名的散文就是先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读者对他给予热烈的期待。一个初露头角的作家的作品如能登载在这份“浅黄加深蓝封面”的杂志里，就算是成名了。尽管文章没有署名，但是读者一眼便能看出是他所写。除了麦考利之外，这份评论杂志的主要支柱有史密斯、黑兹利特、霍纳及杂志编辑弗兰西斯·杰弗里。拜伦在早期题为“英国的吟游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的诗中讽刺的就是他们。史密斯写给杰弗里的一封信中反映了他自己的性情：“我恳求你在分析问题时收敛禀性暴躁的倾向，培养综合归纳的嗜好。何谓美德？真理有何用处？荣誉又能派何用场？几尼[4]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区区一个小黄圆片而已！你的全部身心都用在破坏上面了。因为别人急切建造起的房屋质量不好，你就把它一脚踢毁，并且从此不愿意从事认真建造这种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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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34671 史密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取废除一项不合理的法律，这项法律不允许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得到辩护律师。他站出来鼓动大家群起反对，攻击“尊敬的议会提出的最为荒谬的论点，说雇用律师对犯人来说太昂贵了，似乎还有什么比被绞死更昂贵一样！‘没错，你明天会被处以绞刑，不过想想看你省下了多大一笔钱啊！’”议会开了七次会进行辩论之后才做出允许被控犯了叛国罪的人请律师的决定。对此，史密斯抨击说：“人类就像孩子，他们总是朝着那些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做鬼脸；有时非得捏着他们的鼻子把汤药灌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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