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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在后来一篇题为“过去与现在”的布道词里举例说明了他的意思。他利用12世纪的一本编年史向人们展示了在圣埃德门兹伯里的一群僧侣如何陷入了道德混乱,财务亏空的局面,他们又是怎样在院长萨姆森的领导下重返经门,实现经济自立的。萨姆森是一个态度谦虚但立场坚定的人,并不特别为周围的众僧所喜爱。在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为了重整教业,他不得不临时制定种种政策。这些政策十分严格,但毫无独裁的成分。他同手下众僧讲道理,有时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唯一必须服从的命令是工作——要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刻苦勤劳地劳动。所有的善都由此而来,这就是人活着的理由,是保护心灵不受邪恶侵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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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卡莱尔从历史中找到的榜样。相比之下,眼下是一片混乱。没有领导,因而缺乏明确的方向;努力徒劳无功,毫无意义的冲突频频出现。行为受贪婪所主宰,因为物质标准成了效用的唯一衡量尺度。自私自利优先于所有其他考虑。边沁不是说过对可以从中得到乐趣的人而言,“(保龄球)球柱的功用就跟诗歌一样”吗?把“最多人的幸福”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这把标准降低了一大截。这一切产生了目前被误称为“文明”的非人道状态中普遍的痛苦。关于卡莱尔的介绍就到此为止。分散在英国其他地方的十几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家都敦促建立某种社会化的社会。威廉·汤姆森(女权主义者)、J·B·布雷、查尔斯·霍尔、托马斯·霍奇金、玛丽·亨内尔等人今天被视为率先提出具体纲领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纲领不是要建立小社区,而是要消除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挽狂澜,使社会朝着人人享有正义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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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情况相当特殊。他曾一度追随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509),还为《环球》杂志撰写过文章,不过却中途而退,因为他预见到,在孔德的制度下,人的生活会“像在围城里一样”。穆勒通过改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与自由派分道扬镳。他指出,国家产品的分配可以任意改向,而且应当为了大众的福祉进行有秩序的重新安排。最后这句话是一条预言,被后人一再重新解释。所有这些不同的设想,即先后失败的各种乌托邦、卡莱尔及其追随者的种种抱怨、英国的五位社会主义大师和国外同类人物的理论(549>),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属于少数派;他们吵吵嚷嚷,但是却未能阻止历史的进步,也没能扑灭公众对进步的热情。然而,他们的基本思想——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最终获得了胜利。这胜利有两种形式的表现,一是由一个政党及其领袖实行独裁的共产主义,一是由民主议会和政府机构来统治的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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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纪期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自发运动。各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把改善社会的责任赋予教会,无论是天主教、路德教,还是英国圣公会教;拉萨尔(为德意志倡导的)的社会主义“公司国家”可以指导企业实现经济正义;在这方面,拉萨尔门下不断壮大的激进分子队伍还决心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即在一个国家建立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流亡法国的诗人海涅看见自己的国家除了积聚已久的建国激情之外,还因这些愿望而骚动不已,遂告诫欧洲警惕对文明的双重威胁——德意志和共产主义。此时,马克思还不太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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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步同样显要的是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建立议会和扩大选举权的要求。他们保证,这样做不会产生改变社会习惯和社会等级这种匪夷所思的结果,只是将政治权力赋予所有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财产的个人,这样会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而自由的公众舆论则会导致和平与繁荣。在这方面,英国是领路人。这种中产阶级的理想政府的观念得到了许多工匠和其他工人的拥护,他们举行示威,发动骚乱,以期实行完全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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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以为,对于像英国议会这样历史悠久,长期受人敬佩的政府机构,人们一定了解透彻,效仿起来也比较容易。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个半世纪以来令世界瞩目,蜚声海外的议会之母至今也没有生出过同等美丽的孩子或真正健康的后代,她的所有后代都需要改造治疗;不止一个极不光彩地夭折;幸存者当中有一些明显患有疟疾,忽冷忽热。欧洲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令人高兴的是,美国是个例外,这是因为它直接继承了英国的传统。在非西方世界里,民选立法机构要么是装样子骗人的,要么就一再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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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议会的不稳定和无效主要是由它们建立时所编写的繁杂冗长的宪法造成的。制宪者通常想力图保护立法机构不被行政权力机构凌驾于头上,因为他们想遵循(他们当时以为的)让国王统而不治的英国先例。他们没弄明白,严格地说来,英国并非由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独家管理,而是由“王在议会”,即贵族院(House of Lords)和平民院一道统治。这个短语标志着规定三方当中的任何一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一整套习惯规矩。例如,为了使上院通过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要求国王给足够多的自由派封爵,以压倒在上院占多数的反对派,而国王尽管本人持反对意见,也会遵从这一要求。这种当时机成熟时在压力下让步的特点,英伦三岛之外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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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惯无法写入宪法,即使可以也不应写入,因为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习惯如属适当的话,可以比宪法更顺利地加以改动。因此,英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任何时候都拥有最新宪法的国家。所有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宪法中的一些根本性安排都会变得过时,从而导致现代史中各国不时发生议会“危机”。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自实行民选议会制度以来,各自都经历过五部宪法,而西班牙同巴尔干国家一样,宪法一换再换,令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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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这种判断何时及如何进行更改而又不扰乱整个局面的本事是通过几个世纪的痛苦经验摸索得来的。他们本来素以难以管理而著称,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感到了疲倦,不愿再闹事。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唯理智主义使改变得以不触及制度而静悄悄地进行。形式、头衔和装饰都保持不变,在下面却采取各种行动;这样一来,视觉上的稳定保持了人们的信心。这是一种超越原则的本事,是精明的言行不一的好处。应当指出,这种状态不是矛盾,因为矛盾会使一项制度自毁长城。不一致的东西依然可以发挥作用,也许以后就能理顺了。当然,有些时候一次仅修整一项是不够的,需要搞一次大扫除。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宪法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在持续了20年的顽固反革命镇压之后,辉格党中称为极端派的人成立了自由党,把托利派赶下了台。有一个辉格党极端派的代表性人物同时也是值得大家认识的天才辩论家兼幽默家,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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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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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登上历史舞台时,英国已经就改革问题进行了50年的辩论,但是一项改革措施也没有施行。虽然史密斯只是偏远乡村一个小教区的一名小牧师,但是他却在匿名发表了《彼得·普利姆莱书信集》一书之后一举成为领袖。这本书讨论的是“天主教解放”这个久辩未决的题目,即取消阻止天主教徒进入议会、大学、各种专业职业和政府机构的种种障碍。他刚刚加入辩论,意见也与众不同。他写作的方法旨在既说服一般老百姓,又说服专业政客,还要把坚定的反天主教分子争取过来。史密斯赢得了胜利,因为他了解反对者的思想感情,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讨论来进行说服。史密斯的语言通俗易懂,常常语带幽默;他通过夹叙夹议的办法使他的主张更加深刻生动,语言雄辩有力,重点得当。他在小册子中深刻阐述了何谓正义、人道和宽容,同时,他自己也遵守这些美德,写作时态度并不狂热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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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霍兰德夫人,我5日至12日就将到府上居住,可您还邀我9日星期天同您共进晚餐,这真是奇怪之至!就像您上个星期天才与一位绅士结成连理,而现在还约他本星期三幽会一样——这是想将风流的刺激和联姻的保险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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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18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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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很快就成为辉格党领袖的密友。他们发现,这位胖墩墩的牧师是极为理想的晚餐客人。他机敏过人,风趣诙谐,明达事理,在待人处事和政治方面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而且通今博古,无所不知。这个新加入他们行列的人才华横溢,使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激励;他的大无畏精神更是令人欢欣鼓舞。他撰文与“迫害不同信仰者的主教”论战,虽然不能使对方信服他的观点,但是也不会引起对方的敌意,同时还使旁观者从中获得熏陶。悉尼·史密斯发动进攻的次数不胜枚举,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性格,也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态度和文化倾向。天主教于1829年最终获得“解放”之后不久,英国议会议员的选举方式进行了改革。一些勋爵封地里的选区被取消,因为那里剩下的只有长满草的山丘,没有选民。议会代表的席位分配给原来没有代表的城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等;选民范围扩大,包括了拥有或租赁中等规模财产的人。粗略算下来,六个家庭里就有一家成为选民。[欲了解《改革法案》通过之后英国选民的实际情况,请参阅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13章中关于伊坦斯威尔选举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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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关于该法案发表了四篇讲话。在其中一篇中,他提到当时的一种反对意见,说如法案获得通过,鼓动家肯定不会就此罢手,不再打搅人民,而是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对此他的答复是:“如果大风不打搅波浪的话,就不会出现风暴。如果绅士不打搅女士的话,就不会出现不幸的婚姻和被弃的怨女。而我们的人民一定还会被打搅,所以,我们必须立即着手为他们制定法律。”史密斯那约翰逊式的聪明头脑总是能够找到优雅、精确的语言明确地表达他的意思。关于法官自谋私利的做法,他写道:“多干一天巡回判案的工作,肯定比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快速谋杀要好。”同时,他知道光靠敏锐的辨别力是不能实行改革的。“所谓不要凭恐惧感行事的说法不过是议员们言不由衷的论调。我要问,除了恐惧感之外,还有什么动机促使我们对宪法进行改进?如果我说:人民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因为这是正义之举,你们想会有10个人听我的话吗?使大众看见正义之美的唯一办法是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他们不正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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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口齿清楚,声音温和动听,并不咆哮威胁或故作高深,但是他更喜欢用笔与敌人交锋。他同几个朋友创办了《爱丁堡评论》,这份季刊很快就作为宣传辉格党观点的喉舌成为政坛和文坛上的一支新生力量。《爱丁堡评论》是一本形式全新的杂志,它不再是由出版商控制,雇用文人撰稿的一言堂,而是独立评论家的论坛。里面的文章按当今的标准来看,篇幅很长,几乎就是专题论文。整篇评论的引子也许是一首新诗、一篇新小说、新历史文章或者是某人的游记,但是评论也许只用一段就把作品或作者打发掉了,文章里通篇评述的则是作者所涉及的题目,因为评论员认为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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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利著名的散文就是先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读者对他给予热烈的期待。一个初露头角的作家的作品如能登载在这份“浅黄加深蓝封面”的杂志里,就算是成名了。尽管文章没有署名,但是读者一眼便能看出是他所写。除了麦考利之外,这份评论杂志的主要支柱有史密斯、黑兹利特、霍纳及杂志编辑弗兰西斯·杰弗里。拜伦在早期题为“英国的吟游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的诗中讽刺的就是他们。史密斯写给杰弗里的一封信中反映了他自己的性情:“我恳求你在分析问题时收敛禀性暴躁的倾向,培养综合归纳的嗜好。何谓美德?真理有何用处?荣誉又能派何用场?几尼[4]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区区一个小黄圆片而已!你的全部身心都用在破坏上面了。因为别人急切建造起的房屋质量不好,你就把它一脚踢毁,并且从此不愿意从事认真建造这种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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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取废除一项不合理的法律,这项法律不允许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得到辩护律师。他站出来鼓动大家群起反对,攻击“尊敬的议会提出的最为荒谬的论点,说雇用律师对犯人来说太昂贵了,似乎还有什么比被绞死更昂贵一样!‘没错,你明天会被处以绞刑,不过想想看你省下了多大一笔钱啊!’”议会开了七次会进行辩论之后才做出允许被控犯了叛国罪的人请律师的决定。对此,史密斯抨击说:“人类就像孩子,他们总是朝着那些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做鬼脸;有时非得捏着他们的鼻子把汤药灌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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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一本书写书评之前从不读它,因为这会使人产生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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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论评论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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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残忍和不公正的是保护地主以及他土地上野生禽鸟的狩猎法:“没有狩猎许可的人如果打死一只雉鸡会被处以5英镑的罚金,但是地主老爷却认为该用枪打死他,于是在偷猎者经过的小道上装上伏击枪。较有人性的地主则埋设抓动物的夹子使他致残;最仁慈的乡绅只用机器将他囚禁起来以防他逃跑,但是并不打得他皮开肉绽。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行为。假如人人都私设公堂,定罪量刑的话,那么法律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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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和布莱克一样痛斥烟囱清扫行业的种种做法:“精美的晚餐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是文明生活的一大成就。它不仅包括让人大饱口福的美味佳肴和色香味俱全的调味酱(而且还包括精美的餐具和一同就餐的伙伴)。晚餐期间厨房的烟囱失了火,由一个可怜的六七岁的孩子冒着浓烟大火钻进烟囱把火扑灭,正在享用美食的人哪里知道这些?年方五六岁的男孩就成了烟囱清扫工。四处揽活的烟囱清扫工留在各家门上的卡片上常有‘小男孩钻细烟囱’这样的宣传。有时甚至还雇用女童。”史密斯最后不无嘲讽地写道:“驳回禁止男童清扫烟囱法案十分正确,因为人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如果采取这种措施的话,必定会对财产造成极大破坏,并会大大增加失火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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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自由党人当时关心的问题不能形成法案让议会表决,其中一个引起史密斯关注的问题是妇女教育问题。“如果它能得到改进,男子的教育也会得以改进”,因为“人生头七八年的性格形成看来几乎完全仰仗妇女”。此外,一个国家应尽可能发挥“理解心”,包括“妇女所拥有的能力——机智、才赋和与男人同样出色的所有其他品质”。目前,“世上一半的才干被白白浪费掉了”。至于有人认为“教育妇女是荒谬的主张”,试想一下,“一个世纪之前,谁会相信能教会乡绅自如地阅读和准确地拼写呢?而我们今天却看到这已是事实。将现实误认为以后才可能的事是最愚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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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等于史密斯对英国的公学(实为私立中小学)或是英格兰的两所大学有何敬意,因为所有这些学校的做法都是教育的理想与实践的耻辱。这些学校花很多年的时间教授不情愿的孩子写拉丁文诗句。史密斯说,一个听话的学生到毕业时“已经学写了上万句,超过了维吉尔12册史诗《埃伊涅特》的篇幅,但从此以后就连一句也不再写了”。岁数大一些的男孩因无所事事而变得十分顽皮,甚至为老师建立了“小石子基金”,作为可能被石子打伤的理赔金。大学的教育涉及面狭窄且内容贫乏,把一名青年送进去只能保证他“学坏并浪费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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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和道德方面,这位牧师显示了同在政治和社会事务方面一样的犀利。他是虔诚而坚定的圣公会教徒,但是却不坚持要别人改变宗教信仰。他嘲笑循道宗、皮由兹派(小册子教派,<471)和狂热福音传道者中的“克拉彭教派”,并与他们迫害异教徒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他的所作所为使人想起斯威夫特。跟他一样,史密斯也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教区的教友,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住房条件、纠纷争吵和其他烦难琐事。他在道德观方面的智慧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对“压制邪恶会”的深恶痛绝之中。“压制邪恶会是几乎不可能不超越理智和节制的范围的。叫得最凶的总会欺负社区里的老实人;最激烈的就是最守道德的。”至于铁路的发明使人们遇到的新情况,他一贯的逻辑最终占了上风:“仅锁车门这一项就会经常引起事故。不管(大西部铁路公司的)董事们怎么想,人是不耐烦忍受混乱的,会尽力从窗口挤出去。而且,为什么只锁门呢?为什么不让大家穿紧身衣呢?为什么不把引发事故的乘客绑起来使之动弹不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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