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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18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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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很快就成为辉格党领袖的密友。他们发现，这位胖墩墩的牧师是极为理想的晚餐客人。他机敏过人，风趣诙谐，明达事理，在待人处事和政治方面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而且通今博古，无所不知。这个新加入他们行列的人才华横溢，使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激励；他的大无畏精神更是令人欢欣鼓舞。他撰文与“迫害不同信仰者的主教”论战，虽然不能使对方信服他的观点，但是也不会引起对方的敌意，同时还使旁观者从中获得熏陶。悉尼·史密斯发动进攻的次数不胜枚举，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性格，也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态度和文化倾向。天主教于1829年最终获得“解放”之后不久，英国议会议员的选举方式进行了改革。一些勋爵封地里的选区被取消，因为那里剩下的只有长满草的山丘，没有选民。议会代表的席位分配给原来没有代表的城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等；选民范围扩大，包括了拥有或租赁中等规模财产的人。粗略算下来，六个家庭里就有一家成为选民。［欲了解《改革法案》通过之后英国选民的实际情况，请参阅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13章中关于伊坦斯威尔选举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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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关于该法案发表了四篇讲话。在其中一篇中，他提到当时的一种反对意见，说如法案获得通过，鼓动家肯定不会就此罢手，不再打搅人民，而是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对此他的答复是：“如果大风不打搅波浪的话，就不会出现风暴。如果绅士不打搅女士的话，就不会出现不幸的婚姻和被弃的怨女。而我们的人民一定还会被打搅，所以，我们必须立即着手为他们制定法律。”史密斯那约翰逊式的聪明头脑总是能够找到优雅、精确的语言明确地表达他的意思。关于法官自谋私利的做法，他写道：“多干一天巡回判案的工作，肯定比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快速谋杀要好。”同时，他知道光靠敏锐的辨别力是不能实行改革的。“所谓不要凭恐惧感行事的说法不过是议员们言不由衷的论调。我要问，除了恐惧感之外，还有什么动机促使我们对宪法进行改进？如果我说：人民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因为这是正义之举，你们想会有10个人听我的话吗？使大众看见正义之美的唯一办法是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他们不正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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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口齿清楚，声音温和动听，并不咆哮威胁或故作高深，但是他更喜欢用笔与敌人交锋。他同几个朋友创办了《爱丁堡评论》，这份季刊很快就作为宣传辉格党观点的喉舌成为政坛和文坛上的一支新生力量。《爱丁堡评论》是一本形式全新的杂志，它不再是由出版商控制，雇用文人撰稿的一言堂，而是独立评论家的论坛。里面的文章按当今的标准来看，篇幅很长，几乎就是专题论文。整篇评论的引子也许是一首新诗、一篇新小说、新历史文章或者是某人的游记，但是评论也许只用一段就把作品或作者打发掉了，文章里通篇评述的则是作者所涉及的题目，因为评论员认为理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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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利著名的散文就是先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读者对他给予热烈的期待。一个初露头角的作家的作品如能登载在这份“浅黄加深蓝封面”的杂志里，就算是成名了。尽管文章没有署名，但是读者一眼便能看出是他所写。除了麦考利之外，这份评论杂志的主要支柱有史密斯、黑兹利特、霍纳及杂志编辑弗兰西斯·杰弗里。拜伦在早期题为“英国的吟游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的诗中讽刺的就是他们。史密斯写给杰弗里的一封信中反映了他自己的性情：“我恳求你在分析问题时收敛禀性暴躁的倾向，培养综合归纳的嗜好。何谓美德？真理有何用处？荣誉又能派何用场？几尼[4]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区区一个小黄圆片而已！你的全部身心都用在破坏上面了。因为别人急切建造起的房屋质量不好，你就把它一脚踢毁，并且从此不愿意从事认真建造这种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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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取废除一项不合理的法律，这项法律不允许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得到辩护律师。他站出来鼓动大家群起反对，攻击“尊敬的议会提出的最为荒谬的论点，说雇用律师对犯人来说太昂贵了，似乎还有什么比被绞死更昂贵一样！‘没错，你明天会被处以绞刑，不过想想看你省下了多大一笔钱啊！’”议会开了七次会进行辩论之后才做出允许被控犯了叛国罪的人请律师的决定。对此，史密斯抨击说：“人类就像孩子，他们总是朝着那些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做鬼脸；有时非得捏着他们的鼻子把汤药灌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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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一本书写书评之前从不读它，因为这会使人产生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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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论评论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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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残忍和不公正的是保护地主以及他土地上野生禽鸟的狩猎法：“没有狩猎许可的人如果打死一只雉鸡会被处以5英镑的罚金，但是地主老爷却认为该用枪打死他，于是在偷猎者经过的小道上装上伏击枪。较有人性的地主则埋设抓动物的夹子使他致残；最仁慈的乡绅只用机器将他囚禁起来以防他逃跑，但是并不打得他皮开肉绽。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行为。假如人人都私设公堂，定罪量刑的话，那么法律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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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和布莱克一样痛斥烟囱清扫行业的种种做法：“精美的晚餐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是文明生活的一大成就。它不仅包括让人大饱口福的美味佳肴和色香味俱全的调味酱（而且还包括精美的餐具和一同就餐的伙伴）。晚餐期间厨房的烟囱失了火，由一个可怜的六七岁的孩子冒着浓烟大火钻进烟囱把火扑灭，正在享用美食的人哪里知道这些？年方五六岁的男孩就成了烟囱清扫工。四处揽活的烟囱清扫工留在各家门上的卡片上常有‘小男孩钻细烟囱’这样的宣传。有时甚至还雇用女童。”史密斯最后不无嘲讽地写道：“驳回禁止男童清扫烟囱法案十分正确，因为人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如果采取这种措施的话，必定会对财产造成极大破坏，并会大大增加失火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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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自由党人当时关心的问题不能形成法案让议会表决，其中一个引起史密斯关注的问题是妇女教育问题。“如果它能得到改进，男子的教育也会得以改进”，因为“人生头七八年的性格形成看来几乎完全仰仗妇女”。此外，一个国家应尽可能发挥“理解心”，包括“妇女所拥有的能力——机智、才赋和与男人同样出色的所有其他品质”。目前，“世上一半的才干被白白浪费掉了”。至于有人认为“教育妇女是荒谬的主张”，试想一下，“一个世纪之前，谁会相信能教会乡绅自如地阅读和准确地拼写呢？而我们今天却看到这已是事实。将现实误认为以后才可能的事是最愚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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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等于史密斯对英国的公学（实为私立中小学）或是英格兰的两所大学有何敬意，因为所有这些学校的做法都是教育的理想与实践的耻辱。这些学校花很多年的时间教授不情愿的孩子写拉丁文诗句。史密斯说，一个听话的学生到毕业时“已经学写了上万句，超过了维吉尔12册史诗《埃伊涅特》的篇幅，但从此以后就连一句也不再写了”。岁数大一些的男孩因无所事事而变得十分顽皮，甚至为老师建立了“小石子基金”，作为可能被石子打伤的理赔金。大学的教育涉及面狭窄且内容贫乏，把一名青年送进去只能保证他“学坏并浪费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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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和道德方面，这位牧师显示了同在政治和社会事务方面一样的犀利。他是虔诚而坚定的圣公会教徒，但是却不坚持要别人改变宗教信仰。他嘲笑循道宗、皮由兹派（小册子教派，＜471）和狂热福音传道者中的“克拉彭教派”，并与他们迫害异教徒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他的所作所为使人想起斯威夫特。跟他一样，史密斯也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教区的教友，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住房条件、纠纷争吵和其他烦难琐事。他在道德观方面的智慧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对“压制邪恶会”的深恶痛绝之中。“压制邪恶会是几乎不可能不超越理智和节制的范围的。叫得最凶的总会欺负社区里的老实人；最激烈的就是最守道德的。”至于铁路的发明使人们遇到的新情况，他一贯的逻辑最终占了上风：“仅锁车门这一项就会经常引起事故。不管（大西部铁路公司的）董事们怎么想，人是不耐烦忍受混乱的，会尽力从窗口挤出去。而且，为什么只锁门呢？为什么不让大家穿紧身衣呢？为什么不把引发事故的乘客绑起来使之动弹不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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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不仅对政治问题感兴趣，他的文学判断力也十分敏锐。当人人都诋毁司各特的杰作《米德洛西恩的监狱》时，他却对其大加称赞；他几乎是唯一对诗人塞缪尔·罗杰斯评价不高的人；他不喜欢描写当时生活的小说，但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比》却赢得了他的喜爱；德·斯塔尔夫人的《黛尔菲娜》（450）中的伦理使他想起了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他还率先拥护罗斯金在《现代画家》一书中为特纳的艺术风格进行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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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密斯被推为常识的化身，因此有人误以为他缺乏想象力。其实，像史密斯那种最高水准的幽默才是纯粹的想象。史密斯在回忆他在南美的旅行时，对总是挂在树枝上的树懒作了这样的描述：“它一生都悬在那里，像是一个和主教沾点儿远亲的年轻教士。”《爱丁堡评论》的印刷商总是迟迟印不出杂志，理当将他开除“并强迫（他）以公开兜售低级下流的刊物为生”。有人说麦考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不容别人插嘴，这确有其事，不过“他偶尔出现的沉默使人十分愉快”。麦考利评判史密斯是“自斯威夫特以来英国最伟大的讽刺大师”。尽管史密斯常常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但是他却跟许多幽默家一样，时常会陷入忧郁。与他们一样，他由于揭露严肃问题的荒唐一面而招致责备。他深知此中的原因：人凭表象做出判断，而“蠢人和智者的表象彼此一样，轻薄者和机敏者的表象也各自相同”。他所说的天才的条件正好适用于他自身：“他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八条大汉；他机智过人，却似乎不通常理；世事练达，又好像不解风趣；他处事为人大智若愚；他浮想联翩几近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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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史密斯的前半生是在贫困和失望之中挣扎过来的。他家境贫寒，须养活一大家人。他在伦敦刚刚成为备受欢迎的人物之后，就被（他所拥护的）新法律所迫迁居至自己的教区，从而失去了与知识分子交谈的机会。他那种令人开怀大笑的幽默是强者的意志战胜挑战的结果，就像他对教友的热心关怀是道德良心对容易产生的自我怜悯的胜利一样，在这一点上，他跟远在爱尔兰的斯威夫特又是相同的。史密斯的政治界朋友最终为他谋到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牧师的职务，使他晚年经济宽裕，得以生活在他的挚友当中。其中一个朋友说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悉尼，20年来你一直在取笑我，可你没有说过一句我但愿你没说出口的话。”［若想了解他的一生，可读赫斯基思·皮尔逊（Hesketh Pearson）所著《独一无二的史密斯》（The Smith of Smiths）；如想阅读他的著作和书信节选，可读由W·H·奥登（W.H.Auden）编辑的《悉尼·史密斯选集》（Selected Writings of Sydney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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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要求选民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是理所当然之事，也是符合逻辑的。一个人若想负责任地运用自己享有的那份权利，就得拥有社会共同财产的一部分，就像股东投票选举公司董事会一样。老套的想法认为这些限制是因为自私自利的“新兴资产阶级”（＜243）——制造商和银行家——想自己把握所有权力。不过如前所述，这种以偏概全的解释其实是一个神话。19世纪所谓工业革命的成功确实使新的一批人致了富，这些人包括手巧的机械师、商贾中的佼佼者和幸运的投机商。照例并不是整个阶级共同致富，而是有些人富起来，其他人却穷下去。当法国的中产阶级下层抱怨他们手中的财产未达到资格而不能参加选举时，基佐首相告诉他们：“赶紧发财！”当时的观念是有钱就表明有能力。这种规定还可以保证新获得选举权的人不会用自己的选票破坏财产权。而至于世代贫困的人，当时还没有普及教育，也没有一便士一份的廉价小报，这些无权过问公共事物的文盲的无知和心胸狭隘的程度，今天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体现了任何地方、任何时代争取解放的目标所在——不是将权力交给那些应该获得权力的人，而是提高那些无能为力的人的水平，使他们有能力学会如何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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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这种自由的人说，文盲、奴隶和孩童管不了家。话说得不错却不开明。西方政治史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争，一方是“现实主义者”，这样那样的自由都不想给；另一方胸怀慷慨，将赌注押在另一条真理上面——人人均有能力，能力大小只取决于有否发展能力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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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英国通过的《改革法案》为无选举权的民众打开了一条门缝，使其与法国类似的情况有所改进。由于生意成功或具有工业才干而“飞黄腾达”的“资产阶级”这时已有代表人物进入议会，在那里跟代表豪绅贵族的托利党争夺利益。如前所见（＜526），豪绅贵族铁了心要推动不受工厂主欢迎的劳工法。敌对双方斗争中各有胜负。当托利党人失去了长期享有的粮食保护税时，获益者并不全是资产阶级商人和雇主，而是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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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新的《济贫法》，然后扩大到对劳工条件实行控制，这些标志着社会立法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立法需要的两种工具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更不用说也预示着未来。它们是：检查员和统计。现代的个人不再遭受社会等级的压迫，取而代之的是对他生活中所有活动的“检查”。这种控制手段的形式是颁发准许证、执照，宣布种种限制以及实际进行检查。与此同时，国家机构和私人研究人员分类汇总并发表数字，其目的多半是为了显示为什么要推动或限制一项活动。这样一来，关心国事的公民逐渐形成了靠统计数字生活的习惯。可以说，他们过的是“统计生活”（Stat Life,795＞）。这种情况在所难免。工业的性质起了变化，不再需要专心专意地致力于工作，而是要一味服从机器，管制因此而成为必然。而且，由于技术闯入了人们生活需要的每一个领域，从衣、食、住，到火车、医药和娱乐，所以为了生活，需要无尽的统计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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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国模仿英国建立起来的议会之所以时运不佳还有另一层原因。长期以来，议会的母体模型由于所含的种种不正常因素，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利益，如土地、贸易、教会和大学。这些利益可能会分成各派，随着问题的变化，它们在议会的代言人彼此形成不同的联盟。当“一人一票”的办法被取代之后，这一制度的基础也暗地里发生了变动。个人主义通过“公众舆论”取代了一些利益。所谓的公众舆论是模糊不清、动摇不定、没有成型、不可预测的，（用白哲特的话来说）是公共马车中秃顶人的观点。要将千百万个人的意见收集起来再归纳成相当明确的利益，这需要有新的办法。靠直接行贿来笼络选民已经再也行不通了。若想利用人们的自私心理，再加上间接的收买，就需要有政治党派、公共纲领和严格的选举纪律。而且，要使政策稳定，就必须只能有两个政党，其中一个须是明显获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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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两党制之所以巩固，还要归功于另一个从来未被仿效的传统安排——议会大厅当中的走道。1834年的大火把议会两院烧塌之后，大厦仍按原样重建，将议员分成两批，相向而坐。由于这种两军对峙的阵势，讲话成为你来我往的对话。面对近在咫尺注视着你的敌人是很难“海阔天空地发表演说”的。相反，所有其他议会的设计都是半圆形的，像剧院一样，除了造成左派、右派和居于其中的各种中间派之外，这种形式容易使人发表不着边际、抽象难懂的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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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竞选期间，英国人对人群演讲时都像只同一个人聊天一样。这并不排除聚众闹事抑或许诺种种好处来明显收买选民。实际上，在举行真正选举的民主国家里，这两种做法都是常见的。但是，如果把这种行为说成是“煽动情绪而不是唤起理智”，那是一种愚蠢的陈词滥调。所有呼吁要唤起的都是人民的思想。没有候选人会说：“让我唤醒你们愤怒的情绪吧。”他必须以某种东西为依托才能煽动群众的感情。竞选中所用的主张是附有强烈情感的熟悉主张：宁死不屈；为了上帝，为了国家；反对新移民，对富人征重税，创造更多报酬高的工作，我的对手是个骗子；等等。这些主张就像基督教“十诫”一样正当。像环保或堕胎这种奇怪的新主张同样可以被人熟知，具有同样的调动情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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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工业社会变得愈加复杂，个人的观点也变得更加多样、模糊，党派也多如牛毛。一党获得稳定多数的情形已十分罕见。联合政府合了又散，散了又合，原本正在采取的行动被搁置，或者干脆撤销，使得政府的管理没有章法，前后矛盾。人民变得猜疑、不满，甚至厌倦。民主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赢得选举权之后，对选举权表示出一种特别态度：他们对自己的政府形式大吹大擂，但是对他们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却只有鄙视。更糟糕的是，享有选举权的人当中，运用这种权利的还不到半数。最后，“院外游说集团”通过对人民的代表施加影响，大规模地重现了过去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作用（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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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之前不久，威廉·阿克顿博士和亨利·梅休分别对伦敦的地下社会作了两项调查。阿克顿博士研究的是卖淫现象。伦敦是全世界卖淫业的中心，或者说它在数量和花样上占据了当初威尼斯的地位。德·昆西向人们介绍了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世界的景象，他在那里邂逅了亲切的“被遗弃的安娜”，她救了他的命。30年后，阿克顿博士经过大量的采访面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很多妇女来说，卖淫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少数人以此为业是出于嗜好；绝望无助的人实在太多，慈善组织应当加倍努力，大大增加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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