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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车12点整将抵达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带着几个马车夫乘三部马车按预定时间到达了车站。能以20英里的时速乘坐火车走5英里的旅程使我感到满意，但不能说它是一种乐趣。我要看火车的时速是否准确，因此，我从火车启动开始就一直盯着手中怀表的第二根指针，所以我知道自己不会受骗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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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英里的行程中，机车偶尔停下，然后再接着走，后来就以每小时23英里的速度前进，而且就像没有摩擦一样轻松地行进。最快速的行驶使我惊恐万分，简直就是在飞翔，使人难以甩掉会立即身亡的念头，使我产生头疼，至今还隐隐作痛。总的来说，我因亲眼见到这个奇迹而极为高兴。不过，我既然经历过了这一奇迹，这第一次就让它算是我的最后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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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克里维（18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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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与工业时代的其他产物一道造成了一种特殊的仰慕，一种同诗意交织在一起的爱慕之情，即所谓的铁路浪漫情结。夜间火车鸣笛的声音，快车飞速奔驰的瞬间留下的一个个光亮方格，白天火车缓缓停下时冒出的咝咝作响的白烟，司机和铁路站长之间交换的神秘术语和类似情书里的暗语，还有这么一个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满载乘客离我们而去的壮观场面，这一切都激起人们的浪漫情怀。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印象已被无数次记录下来，直到今天还激励着人们为之吟诗作赋。火车充斥了19世纪的文学，这是飞机在20世纪所没有做到的。左拉的《人形野兽》、哈代的《旅行中的男孩》和安娜·卡列尼娜选择卧轨自杀仅仅是为数众多的例子中的几个而已。顺便要提一下，托尔斯泰认为铁路是魔鬼的发明；对他那个时候的俄国火车的描述往往证实了他的揣测。挤坐在马车里意味着四个人手脚都不得动弹，僵硬发麻；火车则由于它所聚集运载的众多人数而产生另一种压迫感。弗里思的名画《火车站》表现了这种新的拥挤杂乱。而从杜米埃的画作《三等车厢》中可以看到，车厢中拥挤的状况如同轮船上的下等舱或者20世纪末的喷气式客机。不过，1890年到1940年期间，头等车厢的乘客不仅能舒适地快速旅行，而且还能得到一整套独特的享受，从在风格优雅的餐车享用现场烹制的美味佳肴，到在宽敞安静的卧铺车厢休息，从沿途各站起始准时，到一路上可以尽情观赏乡间美景。今天，“火车”一词只能使人想起欧洲毫无魅力的方便和美国距离过长的不适。人们再也没有出远门那种特殊的感觉了，因为他们再也不是长在地上的庄稼，而是总在不同目的地之间奔波的物体。运动反而成了正常状态。［参阅L·T·C·罗尔特（L T.C.Rolt）所著《铁路革命》（The Railway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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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鼎盛时期的铁路使建筑艺术获得一种新方向，因为它需要一种前所未闻的建筑——城市火车站。这种建筑中使用钢铁和玻璃的方式不是来自教科书或巴黎的美术学院，而是由工程师发明的，也是这些工程师找到新办法建成了可承受火车重负的高跨度桥梁。在所有这些工程中，他们都采用功能主义的手法，也就是说，他们坦然地把结构显露在外，而不是掩藏起来。在这些革新者当中，伊桑巴德·金登·布鲁内尔是卓越超群的天才，这位杰出的工程师也应当算是出色的艺术家。最近建造的摩天大楼和早期使世界眼花缭乱的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会场水晶宫都是用钢架玻璃结构建成的高大建筑，它们都得归功于铁路及其建造者尽情发挥的天才。［可翻阅卡罗尔·米克斯（Carroll L.V.Meeks）所著《火车站》（The Railwa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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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史初期产生了三个文化副产品。一是车票，它于1838年突然闯入世界，现在业已成为拥有权的普遍凭证，身份证、戏票、旅馆房间钥匙和信用卡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另一个文化副产品是人为规定的标准时间。在没有铁路和全球旅行之前，每一个城镇乡村都有自己的计时办法，基本上是根据太阳正当空就是正午的规律而推算出来的。50英里以东的地方，正午来临的时间要早一些，西边的正午就到得晚一些。这种时间多元化的现象是同铁路时间表格格不入的。必须为辽阔的地域硬性规定一个时间，这是沿着一条经线制定而成，对所有其他地方来说都是虚构的、非自然的时间。这种抽象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强大抵制。美国的标准时间是靠一位积极奋斗者一个州一个州地宣传鼓吹才得以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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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新鲜事物较容易为人接受，那就是对威士忌酒的爱好。威士忌先在平民百姓当中普及开来，最终为上层绅士所接纳。是修筑铁路路基的爱尔兰挖土工（navvies）将威士忌引进习惯饮用杜松子酒的英格兰的，他们（用双手）挖土并用手推车将土运到高处以修筑路堤。Navvies是navigator（领航员）的简称，之所以给他们起这个绰号，是因为原来他们是被招聘来修建人工运河的，但是却转为来回奔跑的泥土挖掘搬运工。自那时起，这个词已成为“苦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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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发动机和火车机车发明过程中的反复实验推动了纯科学家的研究。在铁路疯狂症的时代，出现了开尔文、焦耳和迈尔，是迈尔提出了机械功与热等值的理论。科学家对高压下气体中分子的运动进行了测量，对光的速度也加以测定。光到底是通过粒子还是光波传播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因为光谱仪显示出不连续的色带。因为没有人相信远距离以外可以产生作用，于是便提出存在着一种叫作“以太”（ether）的不可见介质，所有的波、粒子和其他压力都通过它产生可见现象。大如天穹，小到试管，任何地方都处于机械论的巨大推力和拉力的统治之下，就像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发明不久的数学理论所预言的一样（＜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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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需要全神贯注，致使同时还追求其他兴趣的业余研究者因而无法参与。鉴此，剑桥的威廉·休厄尔决定需要有一个比“自然哲学家”更确切的名字。他提出使用“科学家”这个词，没人表示反对。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电学这个也在同样飞速进步的领域，正出现某种抗衡的东西，后来会打乱机械论的制度。法拉第异常丰富活跃的头脑创造出电磁理论和电动机，显示出化学作用能产生电流，电流可以产生热能和磁场。同等优秀的奇才——安培、奥斯特、欧姆、（美国的）亨利——也做出了关键性的发现。虽然这门新科学的实际应用是后来的事，但是他们的发现帮助证明了能量守恒这一令人满意的原理。不仅如此，各种能量还可以相互转换。确实，转换而成的能量不如原来的能量有用；驱动火车头的蒸汽一旦完成其任务就消失了，我们所看见的白色水蒸汽中的分子就“不能用了”；不过它们却没有被消灭。这就是热动力学第二定律中所说的“熵”，能量的退降。作为一项原理，它预见了宇宙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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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生物学领域，除了关于进化论的继续研究以外（＜455），李比希和巴斯德在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进步；施万找到了细胞；其他科学家在神经和大脑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一切都证实了拉瓦锡的理论，即生物的生命如同蜡烛一样燃烧，而这又转而意味着对生命也可以适用机械学的法则。亥姆霍兹对这所有的转换和学说加以综合，提出了全面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由众多的原子所组成，被几股中心的力量联系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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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一些浪漫派作曲家把歌曲和历史情节及舞台上的真道具结合起来，创造出了该时期最受欢迎的音乐娱乐形式——大歌剧。与此同时，其他的浪漫派艺术家创造了大型管弦乐队，将大约100件乐器加以均衡组织，按一定比例配备不同的乐器，以确保演奏时无论音量大小，都不会盖住各种乐器不同的音色。这种组合产生了全新的效果，就像风琴因许多音栓和音管的组合获得它特有的音色一样。这种大型管弦乐队和所谓的浪漫式风琴都是新工业的产物。18世纪末，图尔特发明的琴弓（＜389）大大改善了弦乐器的清晰度和音量，木管乐器的管子也有所改进。不过，直到使用了按键和发明了栓塞，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才变得发音准确，音质独特，从而使管弦乐队真正丰富多彩，各部分都具有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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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音调正确，有些发音孔本应排列在远处，但那样演奏者的手指就够不到。现在有了按键，就可以把发音孔排在一起，演奏者只需把它们打开或关闭就可以了。这样一来，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和英国管就发声完美，可以演奏过去无法演奏的乐章了。同样，栓塞使法国管、小号和其他铜管乐器的音调变得确切，音域加宽。在所有管乐乐器中，金属都取代了木头（“木管乐器”中的“木”字现指一个几乎完全过时的事实）；新的铜管乐器是从原来虽不够完善但仍然可取的旧铜管乐器发展而来的。大号来自于一种造型类似大蛇的号——奥菲克莱德号。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萨克斯管和萨克斯号（一种小号），他既是像爱迪生一样的改进家，又是像麦考密克一样的制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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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这几十年里，钢琴在法国的埃拉尔、英国的布罗德伍德、（最终是）德意志的斯坦威的手中实现了机械化，加上了钢丝弦和弦轴，装上了经改进的脚踏板，结果整部乐器变得灵活敏捷多了。于是，钢琴开始了作为第一种广泛传播音乐的机器的生涯。所有音乐都可以改编为钢琴曲。接着创造出钢琴丑陋的养子——立式钢琴，降低了钢琴的价格并使之能在较小的住所使用，美国西部的木屋里就使用了立式钢琴。钢琴的普及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钢琴是一种家庭式乐队，用它可以演奏任何改编的音乐，效果会与原作一样。大人纷纷逼着孩子学钢琴而不学其他乐器，家境破落的上层贵妇变成钢琴教师，调音师定期到各家登门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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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管弦乐作曲家往往不是从一开头就按管弦乐器的组合来构思，而是用键盘作为各种想法的孵化器和试验场。钢琴是一种打击乐器，音质单一，难以延长一个音符的发音，这本应警示作曲家注意。但是那时谱写一首作品然后再将它调整适应于“管弦乐队演奏”的做法已普遍流行。正确的字眼应该是“适应于乐器演奏”，因为乐章任何一处的特点和音色都来自乐器的选择。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量精美音乐都在改编成管弦乐时由于粗劣笨拙或者千篇一律的配器处理而被糟蹋了。在这方面，李斯特是一个出色的榜样。他先是在钢琴上作曲，然后请别人将他的曲子谱成管弦乐，直到他通过孜孜自学，掌握了一种自己的管弦乐创作风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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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改良的风琴之所以能获得进步，尤其要归功于一位十分年轻的小伙子阿里斯蒂德·卡瓦耶-科勒。19世纪还出现了其他几位发明者兼建造师，不过他是最早的一位革新家，而且是少年奇才，年方11岁就已成为他父亲风琴制造厂里的能工巧匠。年少的他解决了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两个与管压和音栓顺畅更换有关的机械难题。他22岁那年离开家乡蒙彼利埃市来到巴黎，寻找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刚巧，他才抵达巴黎就遇上一个通过（两天的）考试来竞争为巴黎附近的圣德尼大教堂建造一部有84个音栓的新型教堂风琴的机会。这位年轻人赢得了这项工程，从而开始了他长期的革新生涯，因为他坚信必须对每一种乐器进行调整修改，使之适合于特定的地点和用途。音乐权威告诉我们，卡瓦耶-科勒的风琴在影响法国两个风琴音乐流派的作品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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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垂直滚轴须用铁制，曲轴须经车床加工，轴承须用黄铜制作；每一部件都要仔细打磨、抛光。所有木管内外须涂上清漆，以改善音质，保持经久耐用。所有金属管须用锡制，每根管的金属厚度须精心测量，应使用仪器精确度量，不容任何估测。而且，每根金属管的厚度须与管子的长度和直径成比例，使整个键盘发出的音调统一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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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卡瓦耶-科勒《圣德尼大教堂管风琴的规格》（18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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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们燃起了对使用古老乐器演奏当时的音乐的兴趣，结果发现乐器不仅仅对音乐的发展，而且对音乐的含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些音色的增删影响了乐曲的力度和氛围，使人们摒弃了那种“音符就是音符，不管是用铜鼓还是奥卡里纳笛来演奏都一样”的想法。今天，人们抛弃19世纪管弦乐，转而喜欢室内乐，有经济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觉得浪漫主义的激情过时了。爱的抒情、忧郁的伤感、反抗命运的风暴、“自然绘画”的现实主义——所有这一切跟我们的焦虑怨恨已经再也没有关系。正如今天不再有表达公众情感的诗篇，而只有个人心情的抒发一样。以法国大革命的集体热忱为启端，靠工业革命产生其设备的大型管弦乐团现在只能属于博物馆。更恰当地说，管弦乐团是世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量优秀音乐作品的博物馆。创作了这方面流芳百世的作品的作曲家有贝多芬、柏辽兹、舒伯特、门德尔松、李斯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和他们的传人，直到施特劳斯、德彪西、布鲁克纳、马勒、西贝柳斯和肖斯塔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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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由于多种原因而成为西方国家记忆中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过后150年，法国隆重举行它的周年纪念活动，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回响。那个遥远的年代被看成是标志着自由主义取得大胜，民主机构获得新生，工人阶级团结的自发觉醒。如果人们记性好的话，还会忆及法国海外领地的奴隶制被废除，还有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出于同一目的在波士顿出版了《解放者》杂志创刊号，纽约州塞尼卡瀑布的一个妇女会议发表了《权利与情感宣言》，要求获得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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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具体事件值得记忆。1848年初，巴黎爆发了一次武装起义，推翻了路易-菲利普虽然符合宪法但却十分保守的君主政权18年的统治及其首相基佐。基佐不是反革命，他曾经为反对波旁王朝复辟而参加战斗，是个备受尊重的历史学家。不过，他是严肃的清教徒，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父亲是在革命党人实行内部清洗时被送上断头台的。因此，他力主稳定，而他对稳定的理解就是维持现状不变。此前五六年里，民众的不安已在明显增加。经济萧条遍及全欧：爱尔兰大饥荒、英国的“饥馑的四十年代”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在法国，工业时世艰难，农业连年歉收，造成民不聊生。改革团体以举办“宴会”为名组织讨论，实为反政府的示威。处于地下的共和党人团体趁机吸收力量，扩大宣传。巴黎报纸对时事的抨击图文并茂。杜米埃每周发表尖锐有力的版画，用漫画的形式嘲讽国王及其追随者，将他的头画成鸭梨状，此外还揭露中层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花哨俗气和陈词滥调的单调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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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激战之后，国王退位，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建于1792年）。诗人兼演说家拉马丁在议会里带头反对社会主义党派的领袖路易·勃朗。勃朗迫使议会承认“工作权利”，并为赈助失业者建立了“国家工场”。虽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一定有用，但是养活了大约10万人。可是，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开始互相敌视，一方满足于纯粹的政治变革，另一方则要求为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改革。四个月的互相挑衅导致了第二次武装冲突的爆发，在巴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残酷巷战。工人被镇压下去，胜利者为施行新宪法推出了一位强大的行政长官，从而为自己不久之后的毁灭奠定了基础（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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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法国这半年所发生的事件唤起了许多团体的热情，这些团体30多年来一直在策划推翻梅特涅的镇压制度。中欧许多地区爆发了起义，匈牙利揭竿而起反对奥地利；意大利的马志尼及其追随者建立了罗马共和国；爱尔兰人举起反叛的义旗；比利时人击退了边境一带的法国叛乱分子；波兰流亡者大批离开巴黎，返回国内策动起义。一时间，整个欧洲大陆战火连绵，在这些局部战争中，对开明宪法的要求和建立国家的愿望混淆了起来。［请读雷蒙德·波斯特盖特（Raymond Postgate）所著《1848年的故事》（1848：The Story of a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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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残酷野蛮，胜利不能持久，在意大利、匈牙利和其他地方出现的几个反叛政权的命运皆为如此。屠杀、处决、流放、背叛、从未打算兑现的口头让步、文化活动的终止，这一切造成大批难民涌向伦敦，包括乘洗衣车逃离维也纳的梅特涅。镇压时期已经结束，但是国王和王公们还在为维护他们的特权而战。在德累斯顿，年轻的理查德·瓦格纳差一点儿被子弹击中，而他的一些音乐同行就不幸中弹身亡。在巴黎，贸易和艺术完全停顿，报纸被严加管制。柏辽兹和许多人一样无计可施，只好横渡英吉利海峡去另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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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贸易往往是伪装行骗？法律是诡辩？医学是试验性的屠杀？文学是口沫？政治是谎言？而社会则是一场巨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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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勒德洛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周刊《人民的政治》里发表的文章（184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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