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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国模仿英国建立起来的议会之所以时运不佳还有另一层原因。长期以来，议会的母体模型由于所含的种种不正常因素，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利益，如土地、贸易、教会和大学。这些利益可能会分成各派，随着问题的变化，它们在议会的代言人彼此形成不同的联盟。当“一人一票”的办法被取代之后，这一制度的基础也暗地里发生了变动。个人主义通过“公众舆论”取代了一些利益。所谓的公众舆论是模糊不清、动摇不定、没有成型、不可预测的，（用白哲特的话来说）是公共马车中秃顶人的观点。要将千百万个人的意见收集起来再归纳成相当明确的利益，这需要有新的办法。靠直接行贿来笼络选民已经再也行不通了。若想利用人们的自私心理，再加上间接的收买，就需要有政治党派、公共纲领和严格的选举纪律。而且，要使政策稳定，就必须只能有两个政党，其中一个须是明显获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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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两党制之所以巩固，还要归功于另一个从来未被仿效的传统安排——议会大厅当中的走道。1834年的大火把议会两院烧塌之后，大厦仍按原样重建，将议员分成两批，相向而坐。由于这种两军对峙的阵势，讲话成为你来我往的对话。面对近在咫尺注视着你的敌人是很难“海阔天空地发表演说”的。相反，所有其他议会的设计都是半圆形的，像剧院一样，除了造成左派、右派和居于其中的各种中间派之外，这种形式容易使人发表不着边际、抽象难懂的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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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竞选期间，英国人对人群演讲时都像只同一个人聊天一样。这并不排除聚众闹事抑或许诺种种好处来明显收买选民。实际上，在举行真正选举的民主国家里，这两种做法都是常见的。但是，如果把这种行为说成是“煽动情绪而不是唤起理智”，那是一种愚蠢的陈词滥调。所有呼吁要唤起的都是人民的思想。没有候选人会说：“让我唤醒你们愤怒的情绪吧。”他必须以某种东西为依托才能煽动群众的感情。竞选中所用的主张是附有强烈情感的熟悉主张：宁死不屈；为了上帝，为了国家；反对新移民，对富人征重税，创造更多报酬高的工作，我的对手是个骗子；等等。这些主张就像基督教“十诫”一样正当。像环保或堕胎这种奇怪的新主张同样可以被人熟知，具有同样的调动情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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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工业社会变得愈加复杂，个人的观点也变得更加多样、模糊，党派也多如牛毛。一党获得稳定多数的情形已十分罕见。联合政府合了又散，散了又合，原本正在采取的行动被搁置，或者干脆撤销，使得政府的管理没有章法，前后矛盾。人民变得猜疑、不满，甚至厌倦。民主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赢得选举权之后，对选举权表示出一种特别态度：他们对自己的政府形式大吹大擂，但是对他们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却只有鄙视。更糟糕的是，享有选举权的人当中，运用这种权利的还不到半数。最后，“院外游说集团”通过对人民的代表施加影响，大规模地重现了过去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作用（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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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之前不久，威廉·阿克顿博士和亨利·梅休分别对伦敦的地下社会作了两项调查。阿克顿博士研究的是卖淫现象。伦敦是全世界卖淫业的中心，或者说它在数量和花样上占据了当初威尼斯的地位。德·昆西向人们介绍了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世界的景象，他在那里邂逅了亲切的“被遗弃的安娜”，她救了他的命。30年后，阿克顿博士经过大量的采访面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很多妇女来说，卖淫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少数人以此为业是出于嗜好；绝望无助的人实在太多，慈善组织应当加倍努力，大大增加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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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休长达四卷的《伦敦的劳工与伦敦的穷人》知名度更高，今天还印有节选本。这部著作关注书名中两类人之下再加以细分的各种群体，他（常常使用实际人物自己的话）尖锐、细致地描述了每一种人所过的生活。他的书同阿克顿所涉及的领域有所重叠，包括离家出走者和罪犯。两位作家都坚称他们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是实际内容本身引起人们的各种情感：同情或厌恶，渴望或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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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城市里的物质生活还是出现了一些改善。平均寿命增加了，拥挤的居民楼总比衰败农庄中污秽肮脏，被日晒雨淋得不成样子的破茅屋要好；大批的人挤在一起住能给彼此空虚的头脑装进思想。当然，19世纪的社会思想家表示对“民主”的恐惧时，想到的就是这些黑暗的形象。他们所说的民主指的不是一种政府制度，而是民众，“从不洗澡的大众”。他们对法国两次革命的巴黎暴民依然记忆犹新。直到1870年之后，免费教育才把这些暴民变成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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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收入少得可怜的劳动者（中的）青年是多少个漫长世纪压迫和漠视的产物。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能放弃田野里的劳作，去铁路上或矿井里从事所得稍丰的工作。我非常清楚地记得，约克郡有一小群人常常步行几英里，到一个小车站观看快车在黑暗之中疾驰而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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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贝内特《村庄生活之问题种种》（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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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美国之后返回欧洲的人撰文发表他们的旅美见闻，表明民治的政府不像欧洲人想象得那样可怕，但是他们也从未像后来访问苏俄的人那样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实际上，只有一篇关于美国的报道是翔实可靠的，即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写得最详细，是他花了近18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写成，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的。该书完全是描述，没有掺杂个人情感，它展示了人因自治和平等所表现出来的许多令人钦佩的优点：刚直不阿、不屈不挠的性格；对地方事物的轻松泰然，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在有关各方出席的情况下公开讨论和决定的；还有一种不受历史的巨大失误和不公束缚的自由感；以及可以为团体利益或公益事业随意运用权力建立不受管制的自由社团的正当权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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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美国宪法、联邦政府、地方机构、新闻界和当时人们对政治构架几乎所有方面的想法和态度进行了细致人微的介绍，充分证明了美国并不是由最无能的人统治的国度。相反，人人皆可成为而且通常都确实成为负责任的公民，不分贫富或学识，均有能力参加决策。这种情况证明了卢梭、杰斐逊和启蒙运动精神的正确性。这个形象很对美国人的胃口，托克维尔的话几乎具有《圣经》的威力。后来的美国历届总统卸任离开白宫时没有一个不引述他的话。当时，应托克维尔本人的要求交给他的使命是研究美国的监狱制度，他年方24就已是法官。他就此问题写的另一份报告使读者对美国产生了更美好的印象。这份报告的读者甚众，对当时正在实行改革的好几个欧洲国家证明十分有用。但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除了介绍了民主的明显好处之外，也提出了甚至连同情美国的读者都会为之一怔的观点和预言。他写道：最大的危险是多数人的暴政。鉴于美国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原则，因此对此危险没有，也不可能有保护措施。而且，这种暴政不仅限于法律方面，而且也包括社会方面，如来自邻居的压力，不管是无声的还是明示的。至于平等，它会在邻居之间滋生妒忌，使人们憎恨任何优越的表现，其结果是把所有工作的质量降低至平均水平，有时甚至低于平均水准。托克维尔运用他非凡的预言天赋，预测会出现一位伟大的“美国诗人”，所介绍的具体特征就像是沃尔特·惠特曼其人及其主题；但是他在美国的文学作品中找不到出类拔萃之作（那时新英格兰学派尚未出现），美国文明还没有哪一个方面可以使人联想起“优雅”这个字眼。托克维尔在总结了美国人民的真正成就和繁荣昌盛之后问道：这主要是归功于什么？他的答案是：“得归功于他们妇女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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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缺乏独立思想和真正的自由讨论。大多数人在言论自由的周围筑起了不可跨越的藩篱。在这些藩篱的圈子里，作者可以大书特书；一旦他超出了这个框框，就会大难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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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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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是另一种杰作，书中没有罗列大量事实或作长篇解释，而是根据选择的数据得出一整套推论，为西方政治机构的未来提出建议。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他所说的民主既指代议制机构，也指群众的力量。虽然他不喜欢这种前景，但是他也不高声反对；他只是摆出其种种弊端，正如他举出了它的各类好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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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另一部与《论美国的民主》同时问世的关于美国的作品没有受到注意。托克维尔不是孤身到美国来的，伴他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特。他们决定一同观察，但分开写作，其结果是，他们的调查几乎没有重叠。博蒙特关心的主要是礼仪和民众的道德观念。他写了三篇很长的文章，分别是《黑奴和自由人之社会和政治状况》《美国的宗教运动》和《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早期状况与现状》。不幸的是，博蒙特使用了题为“玛丽”的小说作为媒介来传播他的调查结果。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与南部“混血”姑娘结婚的法国青年。该书直到1958年才被译成英文本出版。作为小说，这本书乏善可陈，尽管里面有一些描述精彩的场面。但是，书中所载的许多短文和章节则纯粹是批评社会时弊的上乘佳作。博蒙特在书中叙述了一次种族骚乱和对乌托邦试验地奥内达的访问经过，讨论了美术问题，预言对黑人实行奴隶制和虐待印第安人这种做法本身有很多危险。他缺乏同伴托克维尔综合归纳的天分，但是他具有同等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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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趣极少，要么十分精致，要么非常粗糙。高雅的风度就像粗野的品味一样少有，再也碰不到学识渊博的学者和无知愚昧的人群。天才变得越来越罕见，信息变得越来越分散。各类艺术作品的质量差了，但数量却十分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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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论未来民主化之影响（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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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第二卷达成的结论使他进而研究另一个问题——旧制度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代国王统治下实行的官僚集权制已经打破了各种权力之间的内部平衡，为产生一个新的国家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新国家里，人人服从于一个单一的权威，不再享受每个阶级长期确立的自由。个人毫无权利，陷入相互竞争之中。这样一来，自我利益成为纯属个人的孤立东西，使公共舆论沦为“某种思想尘埃，四处散布，无法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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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思想、社会正义计划、改革立法和镇压时期的残余力量改变着欧洲文化的同时，另一种力量正在悄悄地朝着同一方向增加着影响。起初，机器只影响管理使用它们的人和工厂里的男女工人。但到了1830年，一种类型不同的机器问世，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和思想。今天，人们对这件大事几乎已经完全忘却了，但它代表了人类自从游牧部落择地定居，开始种植粮食，豢养牲畜以来所经历的最完全的变化。实际上，它恰恰是那种定居生活的反面。以蒸汽为动力的火车头和铁路将人类连根拔起，使之重新得以浪迹天涯。第一条公营铁路线穿过的那片地区很快就感受到了火车的影响和其他文化方面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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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路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30英里长的路程，首次发车的日子是1830年9月15日。在那次首发式上，工程师乔治·史蒂芬森的支持者与政府官员和来宾同坐在火车上，其中包括威灵顿公爵和著名的经济学家，贸易局局长威廉·哈斯金森。8个火车头牵动着8列火车，共有33节车厢。火车以时速20～25英里的高速风驰电掣地载着他们穿越乡村，跨越名叫查特默斯的大片沼泽地。在此之前，人们一口咬定说这片沼泽地是无法通过的，会使车厢陷没，整个铁路业也会随之夭折。但是，史蒂芬森找到了一种使铁轨浮在沼泽表面的办法，而火车上的乘客全然不知经过沼泽地需要克服多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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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走到半路停下来给火车头加水时，发生了历史上第一宗铁路事故。惊喜赞叹的乘客们从停在铁轨上的第一列火车中涌出的时候，另一列火车正好沿另一条铁轨缓缓而过。哈斯金森正站在惠灵顿公爵包厢敞开的门旁边与人交谈，听到有人高喊“进去！进去！”一下子给弄糊涂了，正在绕过车厢的门时被那辆行进中的火车头撞倒在地，尽管25分钟之内就被送到医院，但仍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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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宗事故有着特殊的意义。从那时起，人在面对运动中的物体时不得不增加警觉，加强条件反射。人的神经系统不断在进行调整，各种各样新的视觉和听觉警报命令人体停下来或朝着安全方向行动。人要能做到眼观六路，目测来往车辆的速度，还要耳听八方，揣测尚未看见的物体的远近。除了为保证生存之外，日常生活还需要人接收种种不断增加的灯光、鸣响、喇叭声和永不停歇的铃声，并对其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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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必须防范铁轨上出现的种种危险。起初是雇一个人骑马在火车前面挥舞着旗子奔驰，但由于看起来太滑稽，很快就弃之不用了。但是，在发明火车之后的25年里，事故连连，形式多样。最早的一次灾难发生在巴黎—凡尔赛线上，那是火车在英国首次行驶十几年之后发生的。造成死亡人数倍增的令人震惊的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把乘客锁在了车厢里。当两个牵引火车头中前一个的车轴断裂之后，第二个火车头及其后面的车厢由于惯性叠了起来，引发的熊熊烈火将死伤者一同火葬，殒命者逾50人。这种把乘客锁起来的做法在英国实行的时候，悉尼·史密斯曾提出尖锐的批评（＜533），但后来仍在欧洲继续实行多年。这种做法是一个旁证，证明人被装在箱子里快速飞越空间，精神上会感到极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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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机械发明，铁路交通不仅仅是将一个蒸汽发动机安装在一架车上去牵引另一辆车。同样重要的是（有凸缘的）火车车轮和路基。车轮的轮缘扣住铁轨，因而自动确定行进的方向，而路基则能承受经常出现的巨大压力，使两条路轨始终稳定并保持同等距离。不善观察的丁尼生对铁路深感惊讶。他最初以为火车的轮子是在路沟里走的，难怪他在诗中写道：世界在“变化的环形路沟里”永恒转动。在火车首次试行之前不久，德·昆西写下了他最杰出的短文之一，论及“英国的邮递马车”。文中大肆称赞改善的道路、坚固的座车、飞快的骏马和熟练的马车夫，这些优良条件综合在一起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快捷的邮政服务，邮车以9英里的时速疾驰，使乘客，尤其是坐在车顶的四个乘客大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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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还需要遍及各地的驿站，里面备有马匹接替刚刚抵达的已经筋疲力尽的驿马。不过，这种组织工作与不久之后建立的铁路系统相比真是简单多了。首先，须将路轨围起来，与人畜隔开；其次，须使用一种信号方式使列车有可能单轨行进，即所有列车在同一条轨上沿同一方向行走。幸亏这时已经有了电报，这得感谢S·F·B·莫尔斯和他发明的电码。整个铁路系统除了需要有机车上的司机和铲煤工之外，还需要发送和接收电报的人，即列车调度员，另外还需要站长、信号员、巡道工、扳道工和检票员。交通道口需要修建栅栏，安装信号灯，沿铁轨每隔不远就需建筑信号和扳道站。这些设施需要不断改进，还有大量后加的配套部分：汽闸、轨道电路、钢制车厢、火车头的自停装置、中央调度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项目共花了75年，还有许多人的生命作代价，但它们使铁路成为人类一项几臻完善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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