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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激战之后，国王退位，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建于1792年）。诗人兼演说家拉马丁在议会里带头反对社会主义党派的领袖路易·勃朗。勃朗迫使议会承认“工作权利”，并为赈助失业者建立了“国家工场”。虽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一定有用，但是养活了大约10万人。可是，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开始互相敌视，一方满足于纯粹的政治变革，另一方则要求为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改革。四个月的互相挑衅导致了第二次武装冲突的爆发，在巴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残酷巷战。工人被镇压下去，胜利者为施行新宪法推出了一位强大的行政长官，从而为自己不久之后的毁灭奠定了基础（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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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法国这半年所发生的事件唤起了许多团体的热情，这些团体30多年来一直在策划推翻梅特涅的镇压制度。中欧许多地区爆发了起义，匈牙利揭竿而起反对奥地利；意大利的马志尼及其追随者建立了罗马共和国；爱尔兰人举起反叛的义旗；比利时人击退了边境一带的法国叛乱分子；波兰流亡者大批离开巴黎，返回国内策动起义。一时间，整个欧洲大陆战火连绵，在这些局部战争中，对开明宪法的要求和建立国家的愿望混淆了起来。［请读雷蒙德·波斯特盖特（Raymond Postgate）所著《1848年的故事》（1848：The Story of a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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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残酷野蛮，胜利不能持久，在意大利、匈牙利和其他地方出现的几个反叛政权的命运皆为如此。屠杀、处决、流放、背叛、从未打算兑现的口头让步、文化活动的终止，这一切造成大批难民涌向伦敦，包括乘洗衣车逃离维也纳的梅特涅。镇压时期已经结束，但是国王和王公们还在为维护他们的特权而战。在德累斯顿，年轻的理查德·瓦格纳差一点儿被子弹击中，而他的一些音乐同行就不幸中弹身亡。在巴黎，贸易和艺术完全停顿，报纸被严加管制。柏辽兹和许多人一样无计可施，只好横渡英吉利海峡去另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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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贸易往往是伪装行骗？法律是诡辩？医学是试验性的屠杀？文学是口沫？政治是谎言？而社会则是一场巨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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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勒德洛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周刊《人民的政治》里发表的文章（184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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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早春的伦敦，宪章主义者（扛着有数千人签名的宪章的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朝着议会进军。他们请愿的主要诉求是：全体男子获得选举权，实行无记名投票，财产拥有不应成为选民资格，以及议员领取薪酬。政府征募了特别警察来防止出现骚乱，其中一人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久之后他就会蜚声全球。示威和请愿毫无结果，宪章主义就此销声匿迹。同样，在德意志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要为所有德意志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制定一项自由派宪法。与会者为达成一致做出了艰苦努力，但是却劳而无功。代表们有能力但缺乏政治经验，他们起草的宪法顾及过多，照顾面太广，与其说是一项行动纲领，还不如说是一种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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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意志的一名青年哲学家正流亡伦敦。海涅在巴黎曾与他邂逅，认为他才华横溢，聪慧过人。此人也在为将来的社会制定蓝图。他就是卡尔·马克思博士。马克思是黑格尔的门徒，他的革命主张在德意志和法国都上了黑名单。他同曼彻斯特一个制造商的儿子恩格斯一道，为共产主义联盟起草了一部宣言。宣言在回顾欧洲历史的基础上，对工业社会进行了分析，然后列出了10项（所得税、继承税等）立法改革措施，并号召世界各地的工人团结起来，推翻现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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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劳动阶级当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吧。难道你们看不见他们的政治激情已经变成社会激情了吗？难道你们看不见在他们当中散布的思想不仅会推翻若干法律，而且会推翻社会本身，将它从今天的基础上推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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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议会的讲话（1848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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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1848～1850年的骚动和流血（在法国延续至1852年）表明了这样一个信息：自由派的要求，即政治和议会方面的要求，失败了。这些要求未能推翻君主制，也没有使被唤起的人民感到满意。原因还是缺乏经验而不是缺乏智慧。很早以前，拉马丁在论及诗歌时说过：“它应是哲理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就像人类即将经历的阶段一样。”维克多·雨果在1848年一次共和党人的大会上大声疾呼：“政治政策须以社会政策取而代之。”换句话说，就是要照顾每一个人的福祉，因为平等已成为普遍的要求。浪漫主义的几代文学才子都是坚决支持自由事业和社会正义的，他们的大多数代表都曾为此赋诗撰文。所有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缔造者、所有对机械进步的批评家、所有对古典经济学持有异议的人莫不认同此理。这种从纯粹政治思想向社会思想的转变是以后100年的任务。在那之前，它是一个未解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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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驾驭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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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中期”一词常被用作贬义词，以形容自负浮夸到荒唐可笑的地步和严厉镇压毫不留情的态度。它具有用道德主义来替代道德的含义，而这又被看成毁了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主因。但是，这个时期长达64年，没有任何道德或其他观念可以延续如此之长而丝毫不变。所以，对这个时期的上述印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道德主义在维多利亚女王出生大约20年前就出现了。它是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法国的历次动乱导致的混乱局面的一种反应，在后来成为乔治四世的摄政王治下的英国尤其嚣张。拜伦注意到了“侈谈道德，侈谈政治，侈谈宗教”的早期迹象。事实上，他就是因为道德主义的压迫而流亡国外的。道德主义的根源可追溯到循道宗教义。19世纪初，道德主义行善的冲动激励了英国国教的福音派教徒起来鼓动废除奴隶制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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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主义的目的不止于道德，覆盖面更广，是要通过压制个人有悖常规的言行甚至思想来压制可能会扰乱现状的东西。每个人都像警察一样看管着自己，并作为社会压力的一分子看管着邻人。道德主义同公开的政治压迫并行不悖，异曲同工。它的目标是保持体面。法语中与这个意思相对等的短语是“la considération avant tout”（压倒一切的考虑），它说明了他人的作用：他人对我们的看法维持着我们的体面。除了这个看不见的强制性因素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在我们上面和底下的阶级。这种内外力量的平衡与民主社会的社会压力（783＞）之间存在着一点不同之处，民主社会中的个人不一定有足够的内心力量与社会的压力相对抗。这种差异解释了为什么维多利亚时期产生了这么多铁骨铮铮的人物，他们无所畏惧地宣扬自己的独到见解，性格和习惯常常偏执古怪。内心的力量至少可以使自我得到发展。维多利亚时期的众多成就是这种人才辈出的明证。前面引述的法文短语还使我们认识到，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主义不仅限于大不列颠，整个欧洲大陆都深受其影响，美国亦然。还必须补充的是，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贵族虽然权力有所缩小，但他们如想违反常规，仍然能我行我素；低等阶层亦享有同样的自由。对这两类人来说，他们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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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的行使最常表现在性问题上，因为道德主义最需要压抑的就是性。性是一种最强的本能，它使男人和女人想要打破所有禁忌。他人的感情和权利、亲朋好友的判断、对个人安全的关心都不能阻挡处于高潮的性爱的激情（575＞）；既然性欲的激情是每一种巨大的政治或艺术野心之根源，那么它在这两者当中都可能意味着反叛。性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几乎所有革命或者社会乌托邦一开始都宣布恋爱自由，而当领袖们看见这种自由破坏了权威之后，随即转为严格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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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各种货物的店员和零售商最好记住：人只在自己的领域里受人尊重，只要他越雷池一步，就不再受人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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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礼仪须知》（18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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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认为“维多利亚派”由于追求纯洁的生活而对性爱的现实无知无觉，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视不等于无知，相反，极力的避讳反而增强了对于性的意识。正因为此，19世纪的道德主义者在文字上做了许多荒唐的规定来掩盖事实，驱赶错误的思想。他们不让提及身体及其各个部位，甚至连钢琴也不能有腿。今天也有类似情况，在谈及残疾和精神病患时为避免刺激患者而采用各种婉转用语，“听觉困难”就被认为是个冒犯人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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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对性欲的恐惧也说明了为什么要那样规定正派女子应有的性格。这里说的正派女子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限定的模式。她不能引诱人，尽管大多数人都从《圣经》中得知，按其天性和根据老祖宗的先例，女性本来就该是引诱人的。以为今天所谴责的“闺中淑女”的形象是数百年来的理想人物，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尽管中世纪对女子献殷勤的诗人对他们心中的姑娘极尽溢美之词，但是他们对女性的了解是真实客观的。只是在18世纪末感伤主义渗入启蒙时期之后，女性才被定义为天生娇弱的尤物；为了保护她，19世纪又为她加上对生活中多数事物的无知。她纯真而精致，在男性眼中永远是圣洁的，而不仅是在诗歌中或求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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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她相对应的男性形象是生性强壮而粗犷的动物，他从不流露情感，从不哭泣，若同一名女性独处10分钟，就肯定会对她进行性骚扰。因此，除非是近亲，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决不可二人独处。不言自明，在任何凡人组成的社会中，这种礼仪及其规定是不可能得到切实遵守的。即使在当时，其他的理论和实际做法就与这种规定相左。少女必须在音乐、绘画、家政方面训练有素才能吸引好夫婿的观点就是一例。19世纪是为女子和主妇编写手册的黄金时代。比顿夫人就写下了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关于女孩完美教育的各种书籍建议女孩要学的远不止音乐和绘画，还要学自然科学和体育。因此，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先让他的主人公跟接近于软弱无助的理想典型的朵拉结婚——她甚至不知道牡蛎要打开来才能吃。在描述了这个甜蜜纯真的洋娃娃的种种缺点之后，就将她弃在一边，用一个结实能干的阿格尼丝来取而代之。这样的处理在读者中引起的不是一片哗然，而是赞成和肯定。在后来写的一本小说里，狄更斯让年轻的贝拉说：“我想成为比玩具房子里的娃娃更有用的东西。”“玩具房子”这几个字15年之后成为易卜生表现新女性的著名话剧的题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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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都表现了智力过人、能力非凡的女子，其中不乏家中的当家主事者。倘若她们全是朵拉，是“维多利亚女性”这个抽象概念表现的形象的话，就不会有下一代能干的男子，那个时代就不会产生任何有所成就的男女。城乡劳动者没有体面规矩，日子照样过得挺好，他们男女一起在田野、工厂或商店里并肩劳作，全然不考虑理想女性的角色，也没有充当这种角色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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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人也是对于男性永远处于性冲动，凌虐无助弱女子这一观念的驳斥。维多利亚时期的上层阶级采纳和确立了绅士一词在18世纪末的意思。过去，这个词暗示着贵族出身。而这个时候，绅士就是行为像绅士的人；首先是谈吐和衣着，还包括举止、礼貌，尤其是对女性的尊重。关于维多利亚时期活力充沛的性的方面在此无法详述。有关19世纪的道德压制应注意的最后一项是家庭。它对个人的控制是普遍有效的，虽然由父亲（或母亲）实行的暴政并不总是像塞缪尔·勃特勒在《众生之路》一书中描绘得那样极端（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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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街上举止斯文得体是体面的另一个副产品，执勤的巡警对这一良好形象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世纪的伦敦比以往都要安全，仅次于巴黎和其他一些首都。当罗伯特·皮尔爵士在20年前设立警察时，不少人以捍卫英国人自古以来的各种自由为理由加以反对，不过后来渐渐接受下来，至今还以他的名字罗伯特的昵称博比作为警察的别称。这些身着蓝色制服，手持警棍的警员不配枪械，严守纪律，对人彬彬有礼，是体面的活榜样。这样一来，英国成了遵纪守法的同义词。这真是个喜人的发现。在1851年举行了世界博览会之后，这一点就更是尽人皆知。尽管来自于国内外的600万参观者把水晶宫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大家却像晚会上的贵妇和绅士一样斯文恭让，没有发生抢劫或骚乱的事。游客云集的沃克斯霍尔、雷恩拉格和其他五六个露天旅游胜地的情形亦是如此。只是半夜之后，这些场所就悄悄地留给人们幽会而不是从事暴力活动。欧洲人在长期历尽动乱之后渴望安宁，他们很大程度上通过可称为床上疗法的方式获得了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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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曾写道：“事物坐在马鞍上，驾驭着人类。”这句话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特色。许多人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特色，而其他人则木然地对其做出反应。爱默生与经常同他交流想法的卡莱尔一样，看到在机器强制了人的身体之后，机械论主宰了人的思想。钢铁煤炭的年产量、船舶的总吨位、增加产量的发明创造的数目和种类——这些成了衡量一个人民或民族的尺度，人们期待所有这些都会逐年增加。古典经济学也是一种机械论。根据衡量事物的通用尺度，制造商和交易商被说成是“价值”多少多少钱。然而，作为人到底价值多少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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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对事物和数目的嫌恶之外，对19世纪和我们这个世纪的机械论的反对还包括机器对精神的直接影响。这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确实存在。人们通常只看见它的一种影响，看不到它双重的影响。显而易见的影响是，机器使我们沦为它的奴仆，它的节奏和方便以及停用机器的代价或不用机器的不便都迫使我们不得不使用它。结果，我们自己也越来越像机器，总是步伐匆匆，毫无变通，抱有的期望千篇一律。另外，机器还有更微妙的一层影响。机器是抽象的手段。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因为它只从事一种特定的工作（或者最多只做两三项工作），生产的产品也一模一样。它跟手工劳动很不一样，没有丝毫幻想，没有令人高兴的小差错，也没有突然的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机器制造的东西除了当它是新的和近在手边的时候看几眼之外，此后就对它们不予一顾。它们引不起人的沉思、揣测或者钟爱。机器人是一种令人反感的对人类的笨拙模仿。当家庭或公共场所充斥着失去任何光彩的物体时，生物世界似乎被抽象毁坏为毫无生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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