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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维尔朝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公众人物和人类学家，他注意到了其他人显然没有看到的东西，即日耳曼人并不都是身材高大、金发碧眼。他对德意志的学童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现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身材矮小，眼睛和头发呈棕色。这个发现本应戳穿基于解剖学之上的民族沙文主义，但是实际上未能做到这一点。相反，幻想继续存在下去：优等的长头颅里寓有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大脑，此人很可能成为殖民地的建立者和帝国的缔造人。他的日耳曼祖先是货真价实的贵族，这一点只需读一读塔西佗的著作便可知晓（＜9）。相比之下，宽头颅表明是一个只配做臣民的种族，长期生存在一个强大国家（罗马帝国）的严密管辖之下，使他们的性格受到永久性影响。宽头颅的人很可能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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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60年的时间里争辩种族问题的人并不都相信这种一本正经的编造，但是，似懂非懂、半瓶子醋的西方人都相信种族决定性格这一基本思想，并提出一些自己杜撰的主张。一些凯尔特派的人大肆颂扬凯尔特民族的想象力；英国许多人兴起对撒克逊人的追捧；南欧建立了“拉丁”团体来抵御条顿人的野蛮行径；在中欧，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多属宗教性质）相互作对，并与所有其他人为敌。人们遍翻历史和文学以寻找证据证实昔日的辉煌和“种族的纯正”。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的人也有一些，如艾尔弗雷德·富耶。批评者重申人类的统一和思想的独立性，可他们为数寥寥。直到19世纪末，最著名的文人学者在解释艺术、性格和命运时，都会顺便提及种族或引申至种族。［请参阅雅克·巴尔赞（Jacque Barzun）的《种族：对迷信的研究》（Race：A Study in Supers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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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的人会因为头颅系数多一丝、少一毫而互相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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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莱德·富耶（18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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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常意味着民族，关于这个问题的争执表现了各种各样的侵略性感情，无论是如愿以偿的，还是受挫受阻的。工业的力量和新帝国主义对中国和非洲的入侵引起了自豪感。欧洲联合不同的盟友，与不同的对手打了八场战争之后，打败了俄国和土耳其，使意大利和德国终于获得统一。其中第一场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揭露出英军在国内和战场上的无能，想掩盖也掩盖不了。一次轻骑旅冲锋得到了丁尼生赋诗纪念，但那是由于判断错误而发动的，等于是自杀。一个腐败无知的军官团居然受到桂冠诗人的讴歌和赞美，这个矛盾表现了人们对士兵无私勇气的渴望。早些时候，丁尼生曾在载有他最精美的爱情诗的单人剧《莫德》里表达过这种渴望。剧中的主人公是个对社会失望的批评家，自己的至爱被有钱人夺走。丁尼生说，世俗不堪的剥削性“现实”社会需要战火的洗礼。在后来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死于疾病和医院中恶劣的卫生条件的士兵比死于枪林弹雨的还要多。这场战争所得无多，只有一大收获，并且是英国以至于全世界的收获：涌现了一位真正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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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何吹嘘和平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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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把它们变为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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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该隐那样贪财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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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比该隐还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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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像猪一样被驱赶和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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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白垩、明矾和石膏卖给他们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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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尼生《莫德：一部单人剧》（18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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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丝·南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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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故事广为流传，感人至深，这里只需大概提示一下。她年方十几岁就开始向往她选择的职业，经过同家人长期的斗争之后，最终迈出了第一步。地位高的人家不准女儿当护士，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公平地说，从事这项职业的许多人确实终日酩酊，行为放荡。弗洛伦丝凭着坚强的意志终于说服了家人。她在33岁那年在德意志经过试用之后，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她在伦敦一家小型私人医院里制定了新的护理办法和标准，引起了医学界的注意。聪明的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请她到克里米亚战区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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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所见所闻难以言状。但是，她靠不多的一点儿钱和身边的几名助手建立了卫生系统，发明了新疗法，每天都到各病房巡诊，即使这意味着每天要站立长达20小时。伤员有时多达5000人，他们视她为圣人，认为她是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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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到国内以后拒绝担任任何公职，不过她利用人们为她捐献的大笔款项继续发挥影响。她的天分显然不仅限于护理工作，她漫长的一生中从事的种种活动表明，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行政管理家之一。管理艺术意味着政治智慧，而这正是她的所长。英国政府甚至连续多年就许多棘手的问题征求她的意见，包括关于她从未到过的印度的问题。她的光辉照人之处在于将一种低微、受人鄙视的生计变成了一个光荣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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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盟友是拿破仑三世——是他摧毁了1848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他先是凭着自己是“我伯父的侄子”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上台后自封为“终身王子总统”，然后又自封为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儿子本应成为二世，但他由于早夭而从未执掌过权力。）拿破仑三世是经过巷战之后，通过对政敌耍尽强制、监禁、流放等手段一步步登上皇帝宝座的。各种非法手段则通过全国公民投票而加以掩盖。拿破仑三世的这种手腕得到了20世纪各个独裁者的效仿，他们可以说他们的统治是民主的，因为得到了民众公决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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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人坚守巴黎的最后日子里，城里有一个性格非凡的英国青年，他因为后来的成就而蜚声海外，也因他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表对新恺撒主义的看法而远近驰名。这个25岁的青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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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白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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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此人，首先要知道他的名字如何发音。白哲特的英文名Bagehot应念成Badjet——白哲特。其次，他的独特天才来自于他洞察问题两面性的能力。在任何个人冲突和思想交锋中，他总是能够看到任何一方都并非执迷不悟或者愚昧不堪，他们好战都是有其原因的；他深究的不仅仅是这些原因，而且还包括它们连带的感情。这是一种罕见的奇才，尤其是如果具有此种洞察力的人并未因此而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白哲特总是能够最清楚明白地阐述他所作的选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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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他作为英国一家期刊的特派记者常驻巴黎。他告知期刊的读者，在共和国末日的混乱之后，出现强大的行政领袖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贸易已经停顿，生活和财产得不到保障，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已经难以维持。不过，虽然白哲特指出了朝向独裁发展的种种理由，但是他帮助最后仍在顽强战斗的共和国分子修筑工事，那才是他个人好恶的表示。10年以后，（帝国崩溃之前）白哲特在回顾法国事件的演变发展时得出结论说，恺撒主义是短期的救急办法，如延长下去则会酿成大祸。事实表明，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制造业和贸易开始抬头，社会福利也初具规模。但是，政权基础不稳，因而需要采取冒险的外交政策，这种好大喜功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垮台。宫廷和城里的新贵优雅不足，浮华有余，智力偏低。当时的那种气氛被奥芬巴赫精彩的滑稽话剧（用相当低级的欢乐情绪对古典作品进行模仿嘲弄）刻画得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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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白哲特仅51岁即英年早逝，更由于他的作品种类繁多，致使他没有得到应得的声誉。在他专长的每一个领域，他都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他的多才多艺似乎造成了他影响力的分散，而没有使之加强。他是报道政治问题的记者，后来接替他岳父任《经济学人》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就是他岳父创刊的。连续17年，白哲特每周都对一周内的政治和经济大事发表评论。这种密切跟踪研究产生了两部经典著作，一本是介绍英国金融体制的《朗巴德大街》，另一本是（必读之作）《英国宪法》，在较小的范围内介绍了独一无二的英国议会之所以能成功运作的社会和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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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这两本书就足以使白哲特跻身于19世纪具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的行列。但是，他洋洋大观的12卷著作中的每一卷都是这方面的进一步明证：介绍英国历史上和当代政治家的文章表明他是个最优秀的政治历史学家；关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具体事例的文集显示出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才华；十几篇评论文学人物和题目的文章表现出他是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他对哲学和宗教问题的反思使读者对他的时代得到从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了解。维多利亚时期的史学大师G·M·扬认为，白哲特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大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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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哲特生动活泼地表达思想的能力体现在他所写的每一页。美国一家商学院有个学生曾在学院图书馆里发现一本名为《沃尔特·白哲特情书》的小书，里面的内容也具有双重意思。作者在给未婚妻写的活泼轻快的信函中，字里行间又掺杂着肯定会使未婚妻父亲感兴趣的对某些公司现状和股票交易所的评论。毫无疑问，两位收信人一定都从信中得到了极大乐趣。白哲特的散文一泻千里，包罗万象，有点儿像萧伯纳的风格；同时它还讲出了对手或者读者心中必然的想法，一语中的，针对性很强。他的文章既幽默，又带点悲伤的意味，因为虽然白哲特是商业和政治方面的行家，但是他觉得他的心灵从未得到满足。他说：“不幸的是，人与神的交往确实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总是在追求大机会的人忽视这一方面太可惜了；就他本人来说，现实主义是不够的。白哲特对问题两面兼顾的才能在威廉·詹姆斯称之为“小金书”的短篇著作《物理学与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将达尔文理论应用于政治，但是白哲特绝非社会达尔文主义者（＜571）。首先，他的确展示了文明发展初级阶段中的“自然选择”——组织有方、合作较好的团体征服不团结的团体。不过，到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品质、行动和思想成为有利于生存的因素，因为它们形成了一种更高的凝聚力，这些因素包括自由、不受限制的讨论、成文法以及冷静思考、容忍和慷慨大度的习惯。这些美德乃民族国家力量之所在，是较不发达的民族所难以抵御的。在这种斗争中，征服至少有可能起到扩展文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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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合情合理还是无意义的荒谬，假使要我一直坚持一方的话，我都会感到厌倦，我喜欢随心所欲地在两者之间自由地来回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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