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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恩格斯的不断帮助下，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努力。在政治层面上，他强调不失时机的行动，上述例子即是证明。在理论层面上，他撰写繁杂的论文，在历史、哲学和经济学方面批判所有过去和当时的权威。在发表关于（巴黎）公社的小册子前不久，他完成了巨著《资本论》的第一部分。《资本论》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那些名著一样，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必读之书。它的写作风格和组织编排都难度很大，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书刊审查官决定让此书进入国内，因为能读完这本书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当马克思主义成为研究的题目和大学的一门课程之后，更多的学者掌握、了解了《资本论》的内容，比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激进分子了解得要透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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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自称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对工人的剥削。工人的劳动使他制造的物品增加了价值，而这种增加的价值部分超过了他的工资价值。［西斯蒙第曾经说过同样的话（＜457）。］这种“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了。自马克思去世以后，“劳动价值论”已经被经济学家所摒弃。他的说理已经不再成立，但是，这一理论在用于宣传的目的时，是一种简单而有力的论点。关于历史，马克思的命题（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将黑格尔整个颠倒了过来”。创造历史的不是不同思想（主题与反主题）斗争后所产生的合成，而是纯粹物质力量之间的冲突：“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观点是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只有具体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其余的东西，如艺术、思想、法律、文化，只构成本身不起作用的上层建筑。历史通过事物的关系变化来向前推进。在现阶段，它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到最后阶段，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之后，就会出现“国家消亡”，那是一种令人欣喜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希望或期待是19世纪的奇怪特点：赫伯特·斯宾塞就跟马克思一样满怀信心地作过这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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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虽然马克思认为思想不起作用，但他却不断提出新思想，推行新思想。他预见，德国这个无产阶级人数最众多的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会爆发革命。这种预测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不是出自个人获取经济权力的愿望，而是由于这个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革命的目的不是摧毁国家，而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而拥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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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这些公式和原则是科学性的。在他之后的列宁也如此认为，他同冲淡这一信条的人作斗争，使马克思的教导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前所指，他们两人，还有恩格斯，都收录在美国《科学传记辞典》里，其中记载了马克思所做的一项简单贡献——通过将科学看作社会产品帮助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经济学和预言失去了说服力之后，他就只剩下了社会学家的地位。萧伯纳公正地将另一个功劳归功于他：他和达尔文一样，收集了50年来对使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的制度进行批判的思想，并引起了全世界的认真注意。马克思一度是黑格尔的门徒，他运用了大量的抽象推理，然而，他的历史观和现实观始终是：事物驱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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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1895年前后芝加哥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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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争之后的10年间，人们在观念和仪表方面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长胡子剃掉了，女性比以往更加坚持自己的权利，社会常规一一受到质疑，新技术和社会理论给人带来了长久发展的希望。许多日后名垂千古的年轻艺术家首度在公众面前曝光。为许多事业进行的零星鼓动开始形成实际运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充满了各种文化方面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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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业兴衰轮转，政治粗野无礼的世界喧嚣吵闹，陋习依旧。对旁观者而言，其目标和做法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粗鄙。在美国，马克·吐温和他的朋友查尔斯·达德利·沃纳联手写了一本小说《镀金时代》，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这是一个关于狡诈、舞弊、政治腐败、诱奸和谋杀的可怕故事，书的副标题是“今天的故事”。不久之后，亨利·亚当斯出于同一意图（匿名）发表了小说《民主》，其中尤其严厉地批评了格兰特政府。这两本小说都描述了一个伦理标准变化无常的参议员，他成了代议制政府道德沦丧的象征。亚当斯和马克·吐温终其一生都是悲观主义者，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也一再表现出这种情绪。与此同时，西海岸的安布罗斯·比尔斯除了创造出一系列动人的战争故事以外，还写了散文和诗歌，将人和政府机构刻画成伪君子和骗人的东西。他的《魔鬼词典》开初时被人们正确地称为《犬儒学派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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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在20世纪30年代回顾这段时期时，描绘了一幅艺术匮乏、躁动不安的图景。他把这段时期称为“棕色年代”。1873年的金融恐慌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失业、被暴力镇压的罢工、抵制行动（一个新鲜字眼和事物）、因消费下跌而生计被毁的农民、铁路诈骗案、石油和钢铁托拉斯和卡特尔，这一切都激起了公愤。此外，政治暗杀更加深了阴郁的气氛（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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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量“吉姆·克罗”式的法案正式剥夺了黑人的民权；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利西诉弗格森”一案中裁决“白人和有色人种平等但分开居住”符合宪法中关于公民平等的规定。给有才干的黑人以肯定与地位的趋势才开始，即因此裁决而全面倒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作为雄辩的演说家和《国家时代》的编辑备受重视，他担任了华盛顿特区执法官和驻海地大使的职务。密西西比州选举约翰·罗伊·林奇作为国会议员，1884年他任共和党全国大会副主席。不过，他们只是黑人中极少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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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它意味着压制还是改革，这个时代都激励了禁酒运动和对自由恋爱、避孕和堕胎这些被列为罪恶的行为的讨伐。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在各地组成了中心，后来，反对“朗姆酒魔鬼”的呐喊爆发成了游击战。卡里·纳辛是代表人物，她拿着斧头到处砸酒吧，还通过出售“纪念斧头”来筹集活动资金。在英国，议会颁布了条例，缩短作为穷人俱乐部的小酒馆的营业时间。这到底是为了对付酗酒，还是为了防止社会动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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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安东尼·康斯托克深信自己肩负着阻止色情种种表现的重任。1873年，28岁的他建立了不道德行为查禁会，说服国会通过了《康斯托克法》，明令邮寄有助避孕的资料或用具为犯罪。维多利亚·伍德哈尔是他的劲敌，她公开倡导自由恋爱，相信灵魂的回归，大力阐述在一定的情况下堕胎对社会有益。不过，她没能获胜。随后，康斯托克又将支持堕胎的时髦女士雷斯特尔夫人赶走，使纽约不再受她邪恶的污染，最后逼得她自杀。他发布命令：自由女神的小型复制品胸部暴露过多，应加以限制。他保护纽约看戏的观众不受萧伯纳早期话剧的污染，并强迫公共图书馆将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一书锁起来，同样是为了保护读者。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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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的宗教教派是明显的反现代和镇压性的。1870年梵蒂冈理事会的法令也是如此，它规定教皇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永远正确。理事会召开之前六年，教皇庇护九世就开出了一个有关“现代谬误”的长长的单子，规定虔诚的天主教徒必须把这些谬误视为受到上帝亲自谴责的行为。在新冒出来的教派当中，基督教科学派否认物质的现实存在，严禁医药；耶和华见证人派以各种办法将其成员与行将毁灭的当今世界隔离开来；救世军激烈反对酗酒和其他世俗的缺点，但是它至少是抱着一颗温暖的心，用令人振奋的音乐来对这些缺点进行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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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这些保护措施的民众还从另一个方面受到袭扰，它来自一群完全有理由得到公众注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家。恐慌、失业、芝加哥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者爆炸和被判绞刑等暴力行为（与要求8小时工作制有关）、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美（国）西（班牙）战争中“缅因”号战舰被击沉、民众广泛认为企业家是“强盗资本家”，市政府是贪婪的老板操纵的“机器”，金融家为了一己私利而反对铸造银币，尽管它会有益于平民百姓——所有这些造成了长期的愤怒和动荡不安。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到处巡回演说煽动群众，罗伯特·英格索尔对一切宗教信仰的讨伐使人们的心情更加动荡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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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看见灿烂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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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闻到鲜花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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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这是上帝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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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工作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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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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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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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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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干我们爱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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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和其他地方传唱的一首歌曲（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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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和民众的激愤促使一位有头脑的记者写了一本书，间接对社会现状表示谴责。爱德华·贝拉米于1887年发表的《回顾》描绘了2000年时社会的情形。地点是波士顿。由于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尽管没有使用这个名字），那里以及全国其他地方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升平景象。人们不知道金钱为何物，人人都可凭信用卡到国家商店选取琳琅满目的货物。每个人可得的份额有一定限制，但已经相当充裕，除了穷奢极侈的人以外；这是因为由于杜绝了竞争引起的浪费，使得物品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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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穷人没有焦虑，也没有对富人的敌意；贫富差别已经消除。但是人人每天都要工作4小时，直至45岁为止。剩下的是闲暇时间，有很多高尚的消闲活动。这个乌托邦故事甫一出版，立即大为畅销，其中的乌托邦式假设如以往一样，被人们全盘接受，认为引起社会纠纷的唯一原因是简单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认为可通过简单的计划来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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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改革家没有统一的纲领，其中最接近基层的是雅各布·考克西提出的纲领。他是俄亥俄州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商人，希望政府通过发行货币和开展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他策划了一次向华盛顿市的和平进军，等于一份“由活人组成的请愿书”，但是考克西的“大军”抵达首都时只有500人。考克西在发表演讲时遭到阻止并被逮捕。此后又有1200人从各州抵达。尽管这次运动没有成功，但它的要求得以广泛传播。到了20世纪，游行已经成为在美国和欧洲经常使用的行之有效的抗议工具。在我们当今更为注重对群众的要求做出反应的时代,500人或者1200人有时就足以改变政策，至少是地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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