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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两年前，白宫装上电灯和电铃时，哈里森总统一家大为惊恐，不敢触摸开关或按钮，担心因此而触电。于是只好晚上才给白宫接通电源，一到早上就切断。不过，新比旧好的观念很快传播开来，不仅因为这时的工业产品不再是劣等商品，而是真像广告上说的那么好使，而且还因为（人们以为）革新发明的背后有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在推动着。这个时期出现了另一类可以销售的产品——古董。科学领先于工业与其说是事实，还不如说是预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几乎每一件装置都是发明家和工程师在过去可行装置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是到了1890年，德裔化学家艾尔弗雷德·蒙德才向一批企业家解说现在统称的研发（研究与开发）的好处：由产业界雇用纯科学家探索工艺，再由工程师应用于机器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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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工业应用，人类遵从。科学发现，天才发明，工业应用。人类则适应新事物或被其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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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博览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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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的发明速度不负众望，接踵而来的世界博览会向千百万民众显示出各种发明成果。1889年在巴黎举办了一次大型博览会，主办人通过四处寻找，弄到足够的钢材，为博览会建立了埃菲尔铁塔，向世人证明了高耸入云的300米金属结构能够巍然挺立，稳如泰山。不久后，芝加哥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648＞）使用类似的金属结构作为办公大楼的框架，建成了摩天大楼的模型。其结构原理来自于中世纪的大教堂：墙壁不起支撑作用，而是最后填补进去的。沙利文立下一条规矩：“形式服从于功能。”意思是楼房必须明确显示出支撑着它的结构。他对哥伦比亚展览馆那种必定会被广为模仿的装饰华丽的新古典式风格深表遗憾，感叹地说：“它会使建筑业倒退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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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术没有像机械艺术那样迅速地登上世界舞台，但是时间差并不长。当巴黎决定不将埃菲尔铁塔同博览会的其他建筑物一道拆除时，数百名艺术家和作家联署了一份抗议书，声称埃菲尔先生丑陋的拙劣之作是巴黎这个美丽城市的一大污点。但是，还是工艺占了上风；1900年再次在巴黎举行的博览会上，铁塔依然耸立在旁，不久后遂被用作无线电报发射塔。1904年圣路易斯举行的博览会比芝加哥更胜一筹，它的唯一展品就是各种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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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览会一再举行的同时，一种古老做法在不断发展扩大，这时已经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制度，这就是广告。广告的飞速发展是历史所需，因为时代的巨人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产品，其中许多是为一般老百姓生产的，价格相当便宜。此前，广告一直是一种简单的宣传方式，开始只是短短几行文字寻找失物或者宣布小店开张。后来发展为一整段文字，描述产品并夸耀它的好处。90年代期间，广告业开始崛起。图文并茂的展示，加上重复的口号和过分的吹嘘，如：波斯特公司发明的叫作小吐司的麦片类早餐食品能治阑尾炎，带有电线暗示用电力的装置可以减轻腰部风湿病和关节炎，瓶装药水和“脸色苍白者专服药丸”会带来神奇的效果。自行车、汽车、浴缸、炉子、地毯清扫机、照相机、防火通道、鞋帽、紧身衣和机车头的制造商都向大众宣扬自己产品的好处，常常有欢天喜地的使用者出来作证，广告词都采用黑白线条凸版印刷，极为醒目。宣传的物品则跟模特儿姿态诱人的身段和幸福洋溢的笑脸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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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尔》和其他杂志越来越厚，每期刊载上百页的广告。街上广告传单充斥。被胸前和背后的大块广告板夹在其间的“三明治人”在主要街道上走来走去，巨型广告招牌沿街林立，住宅楼宇的砖墙外表涂得五颜六色，供商人和大众观看。政治海报和戏剧招贴画现在延伸到了各种产品。［可浏览弗洛伊德·克莱默（Floyd Clymer）的《早期广告艺术剪辑》（Scrapbook of Early Advertising Art）。］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商品不断增加。奇怪的是，还要一再提醒人们购买面包、肥皂或糖果，不然销售额就会下跌。这些早期广告的文字和图案设计相当粗糙，不过其各项原则至今证明是经久不衰的。90年代还产生了第一个广告专业作家这种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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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现已成为一种成功影响公众心理的力量，用来帮助推行任何一种目的、教条、政治或个人野心、保健措施以及私人或公共机构；它自始至今的演变过程是文化史中尚未编写的一个很长的篇章。它不断变化的内容和调子很能说明问题。例如，当象牙牌香皂宣布自己有99.44%的纯度时，它利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公众已经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知道绝对纯度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小数点所暗示的精确度证明了该产品的质地优良。现代人的脑子里塞满了名称、短语和画面，这是广告滔滔不绝的夸夸其谈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它和其他文化影响一起，使文学天才分心他顾，也冲淡了绘画的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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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跨越两个10年的90年代为公众提供的产品和电器，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现代几乎所有提供便利的物品都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时候出现的。以下是一个经过逐渐收集，仍不能详尽的单子。很明显，其中一些产品尚需改进才能找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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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品：中央暖气、尺寸和形状符合现代标准并备有冷热自来水的浴缸、安全剃刀、加氯处理的清洁饮水、不锈钢器皿、电热烤面包片机、电熨斗、烤箱、缝纫机和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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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电梯、拨号电话、无线电报、打孔式分拣机、手提打字机、咖啡销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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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医治梅毒的洒尔佛散、各种抗毒素、医治乳腺癌的放射线疗法、心脏外科手术、开始（对动物）进行器官移植、阑尾切除术、精神病诊所、婴儿恒温箱、隐形眼镜、装在筒里的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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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电影、音乐喜剧、留声机、冰上舞蹈、排球和篮球、费里斯转轮[13]、自动点唱机、报纸头条新闻、（巴黎）通过电话传送的卡巴莱歌曲、隔布相吻、脱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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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饮料：早餐谷类食品（麦片）、送上门的瓶装奶、盒装的农产品（如洋李干）、可口可乐、人造黄油、卷筒冰激凌、炒杂碎、水果罐头、以杜松子酒为主的鸡尾酒、电冰箱和真空暖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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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公共图书馆、函授课程、（麦克卢尔发明的）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多家报刊杂志上同时登载的文章、用问卷征求民意的办法、用留声机教授语言、出版商的推荐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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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商品齐全的百货商店、连锁店、自动扶梯、购物中心（1893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建了一座有玻璃屋顶的四层购物中心，里面有112家豪华商店）、投币电话、旅行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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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治安：指纹学、窃听电话、自动手枪、电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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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和其他需要：汽车和飞机、城市地铁、充气轮胎、无线电报、声乐和交响乐录音、彩色摄影、摄影胶卷、人造丝和其他人造纺织品、赛璐珞、口香糖、书夹式火柴、橡胶鞋底、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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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预言性的新事物：绝食抗议、女子足球俱乐部、女股票交易商、制止滥用公共广告协会（SC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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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在这些年代里，方便取代了舒适。家用电器和盒装产品是对物质完备的生活的一种补充，减轻了生活中的杂务，但是却没有使生活变得简单轻松。相反，它们往往成了负担。电器需要（用电来）喂养和看护，维修和“升级”。它需要人具备新的技能、严格不变的习惯和高度警惕——万一坏了就无计可施。爱默生曾观察到拥有任何这类东西的缺点：“如果我养一头奶牛，它会把我给榨干了。”一种装置满足了一种需要，却可能造成好几种其他需要。新的通讯手段减少了隐私，数倍地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浪费大量时间。19世纪那些著名作家没有打字机和电话，却创作出了浩瀚惊人的大量作品，而且是在远远少于我们平均寿命的时间里完成的。这一事实从侧面反映出现代装置的耗时费事。一位瑞典学者详细描绘了现代的局面，他解释了“服务经济中的服务减退”，并就机械化增加和自由时间的丧失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数学模式。［他的书从头到尾简易通俗，技术性不强，书名为《匆忙的有闲阶级》（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作者是斯特凡·林德（Steffan 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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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用产品的设计师常常缺乏想象力，或者只考虑外观形象，或只想尽量降低制造成本。由于这种种原因，他们忽略了装置中的令人不适之处。这是在机器群中生活的普遍缺点。于是，只好造出方便用户（user-friendly）这个词来勾引购物者，而购物者往往发现虽然印刷传单上写得信誓旦旦，但实物本身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家用产品节省劳力的一大明显好处是，佣人阶层获得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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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曾经指出：对人的劳动实行机械化改变了人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减轻他的辛劳。其实，实行家庭机械化反而使劳动者的肩上又增添了一层负担，它使得简单的清贫不再可能。今天，没有哪个家庭能够不靠便利的设施而维持下去，从电话和其他（所谓的）公用事业设施到汽车、收音机和电视。人们需要这些东西，或是为了保住工作，或是因为来自邻居或自家孩子的压力。它们成了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生活标准”的一部分。对一些家庭来说，这意味着必须打第二份工或者永远背债；对那些不愿意为这些东西拼命的人来说，他们只能过赤贫的生活，而不像早些年代，生活可能还算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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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暗示要像埃瑞洪[14]的居民一样，下令废除所有机器。机械化的一些副作用还是令人钦佩的，例如只需拨一下开关，就能把黑夜变成白昼，大大改善了学习和白领工作的条件，使许多孩童不再害怕恐惧。电力把工厂从浓烟滚滚的地狱变成了清洁明亮的展厅。这是因为机器是人制造出来的，不是闯入地球的外星人；它像艺术一样，是手工和想象力的产物，它的实际形状可以实现与用途相结合的美。这种看法加强了沙利文功能主义的美学（＜6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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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奥斯卡·王尔德对美国的访问没有起到任何促使这个国家皈依艺术宗教的作用。无论如何，美国人的性情都太过认真，而且正全心全意地朝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批评家若不像马克·吐温和安布罗斯·比尔斯那么尖刻辛辣，便一心一意推动改革。如前所见，大企业、刚刚萌芽的殖民主义、政治腐败以及穷人、青年和黑人的困境，这一切都使得具有道德良知的人感到不安。但另一批人——艺术家、思想家、学者——在一个专注于开发疆土和修筑铁路的国家里常常感到格格不入。这些“局外人”一有能力就移居国外，这几乎成了一种传统。19世纪60年代，W·W·斯托里，一个由律师改行并已定居意大利的雕塑家，在自己身旁聚集了一群来来往往的志同道合的艺术爱好者；斯图亚特·梅里尔在法国度过了大半生，被认为是法国象征派诗人之一（621＞）；学者都认为必须在德国花一段时间治学；亨利·詹姆斯在职业生涯过半时搬到英国永久定居；他的兄弟威廉受的是欧洲教育。留在美国的人当中，多数画家是欧洲画院的学生或门徒，他们将自己所选的风格稍加修改，以适应美国的题材。这些题材通常是美洲大陆辽阔粗野的方面，但是呈现出来的却是动人或神秘的美景，而不是怪石嶙峋、狰狞可怕的景象。科尔、丘奇和阿舍·杜兰德的作品就是这样。有一个画家阿尔伯特·赖德与众不同，从他对题材的处理可以看出他退入了一个为人所不知的世界，里面既没有风景的壮丽雄伟，也没有日常工作的平凡。例如，他的画《跑道》的构思表现出一幅撩人的梦境，类似象征主义者的幻想，虽然赖德对这些人及其作品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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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反潮流者是建筑师理查森。他为了抵制对欧洲历史风格的一味抄袭，有意设计比例合适，沉稳厚重的楼宇，并着力突出窗户使之醒目。他还简化了建筑物的外表，尤其是私人住宅；但是，他喜好的宽敞室内空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不实用，因为当时没有中央取暖设备。在建筑方面，减少装饰的趋向由于摩天大楼的发展而加速，因为摩天大楼巍然耸立，若是在窗框上加上装饰线条，每一层都加飞檐或任何其他装饰，会显得荒唐可笑，而且功能主义的理念本来就禁止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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