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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芝加哥的威廉·雷耐·哈瑞在洛克菲勒的资助下组建了芝加哥大学。作为一个《圣经》学者，他并不特别钟爱科学，但他却坚持要设招收大学后两年学生的“高等学院”，以便教授研究方法。正是这种把科学研究同“只要收一人，就收所有人”的普及性政策相结合的做法，使19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当时，它专注于科学和公共服务，而对高雅艺术的接纳和包容要等到再晚些的时候（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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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伤心故事也从那时开始，到处都出现了“文科处境困窘”的局面。早些时候，文科与科学之间关系良好——那时的理学系通常只有一个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一个化学或“自然历史”教授。这些科学与文科一样自由，因为所有知识生来就是平等的。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专业科学不断壮大的大军侵入了学术界，摇旗呐喊地鼓吹唯有它掌握经过验证的知识。如果认为科学家有意去伤害或扼杀人文学家，那是错误的。人文学家受到的伤害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为了与科学竞争，为了成为科学，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通过教授大学生钻牛角尖的治学方法，使课程内容失去了其自然性，掩没了文科研习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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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了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词，使人文学家穷其精力挖掘关于课题的事实，而不是探究课题本身。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是这个时期的另一个大学创办人（746＞），他曾举过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当他还是本科生时，选了一门关于希腊戏剧家的课程。而教授在讲解欧里庇德斯悲剧的第一堂课的开场白中却说：“这是这位作者最有意思的一部话剧，因为里面包含了希腊语法中几乎所有不规范的用法。”今天，正是这种重点不当的错误做法仍然使大学的文科课程缺乏吸引力和实用价值。教学大纲里也许有大量“文科课程”，但是，如果不用人文主义的方法教授，它们是毫无教育价值的。而且，科学专业的教授不应为校园里文科同行的愚蠢行为负责。19世纪90年代人文学家对科学的恐惧和妒嫉是毫无根据的。赫胥黎曾经如实地指出，科学吸引年轻人，能帮助发展他们的心智以追求任何知识，这是因为它注重观察，是有组织的常识——这里没有任何恐吓或者打击文科专业的东西。今天，科学已经变成常识之外的东西，不过这又是另一回事了（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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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主义这种心态驱动着富裕阶级的成员为了“人民的需要”进行思考，采取行动，但也并未忽略知识问题。安德鲁·卡内基决定在全国各处建立图书馆，其他人则为劳动大众建立各种机构和学校，就像托马斯·库珀1859年初在纽约所做的一样。还有一个美国独有的组织在90年代发展得轰轰烈烈，补充着学术界的工作。这就是以纽约州的肖托夸湖命名的肖托夸运动，圣公会循道宗在那里建立了这项运动的主要中心。其他组织也在全国各地兴起，它们常常派遣大批演说家和表演家为乡村服务。肖托夸运动的集会开始时是进行宗教学习和讨论的露营会议，逐渐发展成音乐戏剧和普及教育的场所。运动的主办机构还提供函授课程，连续35年发表文艺评论；还举行夏季营会，邀请名人前去讲课。威廉·詹姆斯接受了邀请，尽职地向成千上万的人发表讲话。可是，一周下来，他感到被那里的气氛所窒息，因为孜孜好学、无可指摘的人们个个学习起来如饥似渴、虔诚认真。他以他特有的口吻说自己向往“手枪、匕首，或邪恶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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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股推动美国文化的力量是埃尔伯特·哈伯德在纽约州东阿罗拉创办的罗伊克罗夫特运动。成员们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还出版了《庸人》期刊。现在的参考书对这份期刊严加批判，因为哈伯德靠它来赚钱，而且杂志质量也不高，尤其是同凯尔姆斯特出版社相比较的话。凯尔姆斯特出版社是诗人兼社会主义改革家威廉·莫里斯在英国成立的，哈伯德自称要以它为榜样。莫里斯的目的是要在劣质工业产品充斥的世界里重新唤起艺术和工艺的生机。到了90年代，这个运动获得了成功：市场提供材料上乘、设计精美的制成品，价格也比手工制品便宜。在美国，哈伯德的宣传至少帮助培养了人们对精品的喜爱，虽然美国人大量购买的可调节靠背的“莫里斯椅”与精品相去甚远。哈伯德还发表了题为“伟人家园之旅”的小册子，共有约150种之多，目的是推动对人类成就的景仰和尊敬。哈伯德和罗伊克罗夫特运动的其他成员只能算是通俗文化的提供者，但是不能因此就对他们的努力挖苦嘲讽。况且，如果他的期刊意在赢利，那今日各处的通俗艺术和思想皆是如此，并不因此而受到责难。哈伯德应算是这方面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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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对个人和个人生活的关心不断增加。如前所述，哥伦比亚博览会主办了关于青少年问题的各种会议。不久之后，在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成立了以保护他们为目的的学会。1899年，在法国布伦的树林里举办的青年节吸引了大批人群。关于青年的专题作品四处涌现：一位作者高喊必须“拯救孩子”，另一个作者将青少年犯罪看成是“城市街道上的青年精神”。瑞典女权主义者埃伦·凯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宣布它将是一个“儿童的世纪”。她还以此为题出了一本书，书中第一章的标题是：“儿童选择自己父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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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父母和其他与他们关心同样问题的人为改革学校教育而四处奔走。对学校的指责同历来一样：它“僵化”、“使人迟钝”，而且残酷。必须使孩子们摆脱呆板的老师和死记硬背的教学法，将他们天生好奇爱问的思想重新加以引导，使之从词语转向事物（＜181）。约翰·杜威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们为了从所有这些错误当中解放出来，开办了一所学校——进步教育法学校。学生可自选课程，对大量知识不必死记硬背，而是进行讨论，并按自己的进度学习；老师仅起指导作用（如同现在的辅导员），向学生显示如何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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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错误地以为采取“审慎的科学方法”就会产生思想。科学中需要审慎进行的是求证。种种科学发现的历史表明，发现并不是根据杜威的公式一步一步完成的，而是突发灵感的结果，就像在艺术或哲学乃至日常生活中一样。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大喊“我发现了”就是一个例子。在现代，凯库勒的著名事例也并非异乎寻常。这位化学家在研究碳化合物苯的时候睡着了，他在梦中“看见”代表苯分子造型的“苯环”。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确立了物质的特性取决于它的结构这一原理。［参见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e）的《科学与假设》（Science and Hypothesis）。］教学中的“问题法”给学生带来的害处跟用“看后重复”的老办法教小学生识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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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总不能指望婴儿采用五个步骤解决问题或者自己去挑选学习课程；幼儿园在快速普及，心理学家也建议实行早期教育，因此需要有专为幼儿设置的教程。其中最受肯定的是由玛丽亚·蒙台梭利设计的一套教程。蒙台梭利是一位意大利内科医生，她起初对教育痴呆儿童感兴趣，她是治疗痴呆、聋哑人和其他残疾儿童的先驱爱德华·塞甘和让·伊塔尔的学生。蒙台梭利医生曾先后到巴黎和伦敦深造，返国后被罗马大学聘任为教授。后来，她辞去教职开办了幼儿之家。《麦克卢尔杂志》对她的工作进行了多年的宣传之后，她才于1912年提出蒙台梭利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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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办法跟进步教育法学校一样，也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且是上这种学校的极佳准备。婴儿是“自我活跃的”，因此可使他自教自学。为此目的所设计的物体刺激感官、肌肉和思想的共同发展。（这使人联想起贝多斯医生提倡的教育性玩具，＜438。）适宜的游戏可保持孩子的兴趣，孩子可以自己连续玩几个小时，不被大人所打断，其结果是注意力集中，自律能力强。到6岁时，他或她就会自己发展出“独特的个性”。蒙台梭利教育法指出：“孩子是在为以后成人作准备。”这种思想显然是对卢梭教育原则的阐发。各地建立的蒙台梭利学校大受称赞，学生甚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行为心理学明确指出，智力是先天确定的，在孩子生长的每一阶段都处于固定水平；这就意味着早期经历是不重要的。一时间，蒙台梭利学校黯然失色。20世纪50年代，当行为心理学理论失去权威性之后，美国和国外的蒙台梭利学校又重新出现。这期间，蒙台梭利医生则被视为一个把孩子看成是人类救星的神秘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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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生命的下一个阶段——青春期，美国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就此收集事实并编写了指南。他也同意卢梭的观点，即智慧要在人的再生之后才会出现，这个再生指的就是青春期；人在这个时期常常心情紧张，大起大落。同前面两个阶段一样，要正确地处理这个阶段，就必须认识到这三个阶段正与人类进化相吻合：从呱呱落地到六七岁，孩子是个小动物，一个类人猿，他需要的是“消极教育”，仅仅通过控制环境即可做到。8到11岁的孩子行为野蛮、自私，具部落性。应让他多从事体育锻炼而不是埋头读书做功课，应宽容他的反社会行为，这时发泄出来，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出现。最后，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需博览知识，广闻思想，还应对性有所了解，自然发育使他必然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这个阶段，男女学生不应再同校，否则会对他们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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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孩子上学时间很长。不止一个州建立了公立高中，后来又由于宣传的影响而大都改成学院。免费义务高中教育除了在美国之外，其他地方听都没听说过。此举在美国深受劳动者欢迎，因为这种硬性规定推迟了孩子成为工人进入市场竞争的时间。出于十分明显的原因，斯坦利·霍尔认为高中本身应当成为“人民的学院”，而不是其他人钦佩之至的“顽固不化的学院”的准备场所。他本着这种信念于1888年担任了克拉克大学的校长，使该大学重获新生，还邀请了心理学这门新科学的佼佼者担任客座教授（659＞）。1909年，他欢迎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士前来，因此而引起公愤（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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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尔之所以反对高中男女合校，绝不是出于反对女权主义的想法，而且即使他是出于这种理由，推动妇女利益，特别是争取妇女得到高等教育的潮流也会淹没他的“科学性”结论。当时正在成立的女子学院不在少数，布林·莫尔、巴纳德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加入了早它们20年的瓦萨、史密斯和韦尔斯利学院的行列，使东北部地区女子学院的队伍得到壮大，最早成立的三所学院中历史最悠久的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解放在所有方面都比欧洲早。1848年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召开的塞纳卡瀑布大会是别处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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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美洲大陆定居运动中厥功甚伟。她们以她们的劳动和智慧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家中树立了权威，使全世界啧啧称奇，而且她们一直牢牢把握着这种权威。但是，她们还想要更多，想得到投票权，想进入专业领域。19世纪70年代，这种斗争形成燎原之势。到了该世纪90年代，妇女开始进入专业人员的队伍，她们要求得到投票权也不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怀俄明州的妇女早在1869年就获得了投票权。接下来，1893年在科罗拉多州，1896年在犹他州和爱达荷州，妇女都先后获得了选举权。谈及90年代美国的独立女性，很难不想起莉齐·博登这个人物。1892年，她被控谋杀了自己的父母。她显然不是那种“软弱、温顺”的人。最后她被宣布无罪。（这是正确的裁决，最详尽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从那以后，她勇敢面对当地的种种偏见，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具有正直性格和尊严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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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告诉我们，合适的做法是要妻子听从他们的丈夫，要软弱，要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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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说什么，妻子都要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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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怀疑地、愚蠢温顺地屈从；但是我不能，我不会，我不愿，我决不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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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即使失去生命，我也要表露自己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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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大家表露自己的心声》（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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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由于此前已经取得的大量成就，人们会发现该世纪末的美国文坛没有英国那么多卓越的人才在倡导妇女的权利。美国最佳作家笔下的女性全都头脑清醒，行动独立，言谈之间常常表现出对男人的蔑视。女性在征服西部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随着这个世纪的结束，任何读过亨利·詹姆斯、威廉·迪安·豪厄斯或约翰·威廉·德福雷斯特的著作的人都知道哪些限制尚未取消，这些限制主要存在于社会上层。在增进公众普遍理解方面，奥列弗·温德尔·霍姆斯在三本小说中提出了他对精神学案例的了解（＜586），而西奥多·德莱塞则在《嘉莉妹妹》里描述了一个意志坚强、聪明能干、自我奋斗的成功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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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籍的美国读者对文学理论并不关心。对国外各学派之间正在进行的论战感兴趣的主要是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相比之下，从大洋对岸传过来的新闻和思想更有意思。当时，乔治·杜莫里埃的小说《特丽尔比》风行各地。特丽尔比跟嘉莉妹妹一样是著名的歌手，但她却并非靠自我奋斗。她原来是洗衣女工，后为艺术家做模特儿，一个名叫斯文加利的阴险恶毒的匈牙利音乐家控制了她，通过催眠术把她变成音乐会演唱家。她对巴黎一位英国画家的真挚爱情和对那里的波希米亚生活的热爱给故事提供了诱人的内容。斯文加利猝死之后，特丽尔比也随即失去美妙的声音。书中没有幸福大团圆的结局。今天，特丽尔比这个名字使人联想起的是特丽尔比软毡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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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音乐喜剧《弗洛拉朵拉》是另一部一炮而红的进口作品，它作为一种新的娱乐形式，逐步将相比之下较简单的歌舞杂耍表演赶下了舞台。就在1900年博览会之前不久，《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在巴黎当地剧院引起轰动，对该剧的赞誉遍及整个西方。这部五幕诗剧是一位名叫埃德蒙·罗斯丹的29岁诗人的杰作。（可以说）话剧以主人公——17世纪作家贝尔热拉克——脸上的特大鼻子为支撑点逐渐展开。剧情简单，也并无浪漫动人之处。然而，初演那天所引起的巨大热情却是前所未有的，就像今天的体育大赛一样。女士们为表示对剧作家的热爱，把手套和扇子雨点般地向他扔去。人们流泪，拥抱，久久不愿离场，就像一家人自己聚会一样。他们迸发出来的强烈感情表示出一种固有的情绪。西哈诺是英勇的个人主义者，他长相丑陋，爱情失败，但他却无畏地鞭挞权势者、有钱人、骗子和傻瓜。他在生活中永远处于劣势，但是老天却赋予他过人的剑术和雄辩的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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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点正是这部话剧最吸引人之处。通晓法文的观众被精湛完美的语言深深打动。使用的散文诗技巧完全来自维克多·雨果，而且用最活跃的幻想加以处理，几乎就是完全想象出来的。幻想实际上是能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唯一内容，再现法文中妙语连珠的文采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这并没有阻止这部作品连续不断地在各处上演。一些演员甚至专演里边的角色，如岛田25年来一直在为日本观众扮演西哈诺。该剧仍在继续被翻拍成电影和电视剧，西哈诺这位英雄兼受害者仍像以往一样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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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喜歌剧以同样精湛的艺术和耀人的光彩已经使观众着迷多年了。吉尔伯特稳健扎实的剧情编排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加上言简意赅的对话和类似拜伦的《唐璜》风格的诗句，使观众难以忘怀；沙利文谱写的旋律则与人物和歌词配合得天衣无缝，他常常滑稽地模仿从亨德尔到威尔第那些伟大作曲家的著名歌剧唱段。除此之外，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有些精短杰作以讥讽的方式针砭时事。《陪审团的审判》嘲讽英国法律，《围裙》挖苦英国海军，《约兰瑟》讥笑贵族院，《艾达公主》讽刺从事男性职业的女性，《耐心》则嘲笑艺术中的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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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后提及的这部歌剧，批评家普遍认为，作为主人公的诗人本瑟恩是以奥斯卡·王尔德为原型的。有关日期就足以证明这个观点的错误。因为这部歌剧于1881年上演，所以它的构思、编剧和谱曲只能是在那之前。而王尔德的第一部诗集在1882年他28岁时才问世。当时他在伦敦知名度不高，不可能成为被搬上舞台逗人取乐的人物。面向剧院观众的讽刺家嘲弄的对象必须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东西，这是一条通则。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344）生活在比他早一代人的时代。吉尔伯特笔下的本瑟恩不是王尔德，而是拉斐尔前派的人物，有剧中的几行诗为证，如他“中世纪的手中”握着一朵百合花——这是一种复古的美感，而不是王尔德的现代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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