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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包括了现代诗歌所有的模式和方法:自由诗、对语言的歪曲、刻意的生僻。唯一明显的例外是当今把自由诗和日常口语结合在一起的诗歌,例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儿童诗歌和报纸上刊载的诗歌;然而,即使是这种模式,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诗人约翰·戴维森作品中也已有了先例。这种最新的诗歌形式也是无视常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兰波以来的文学进步是一场巨大的集体解放。可以理解甚至同情篡改语言的动机。倘若目标是把咄咄逼人的外部世界完全置之脑后,那么就不仅需要去除它的陈词滥调,还须去除它的思想,包括平铺直叙的措词、简短的句子以及轻易地解释一切的千篇一律的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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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主义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结合了对纯粹的追求和把生活变为一连串强烈感觉的佩特式宗旨。最先崇拜形式的柏拉图却没有犯这种错误,他的所爱是数学,不是唯美主义者对美丽的形象、精细的装饰、微妙的颜色、声音以及质感的沉迷。这种沉迷在佩特和王尔德的散文、魏尔伦的诗歌,特别是于斯曼关于香水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后者掀起了一股收集香水的狂热。马拉美也禁不住对香水大加赞美。富有艺术气息的90年代的主调是肉感的快乐,固然,这种快乐是微妙的,是赭色而不是紫色,但仍然是肉体的快乐,与数学带来的满足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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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自相矛盾不可避免,也有些令人同情。不管艺术家自己怎么说,他们本性对感官印象极其敏感,每一门艺术都需要在一种或几种感官上特别敏锐。艺术家生活中的唯一目标就是把自己的观念用物质表现出来。音乐家所处理的远远不是纯形式,他们是在雕塑大块大块的空气。“抽象艺术”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723>)。唯美主义者退避于艺术之中的社会动机现在讲清楚了,剩下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如此注重纯粹?马拉美所作的一首文字清楚的杰出的十四行诗《海风》对此作了答复。诗的第一行是这样写的:“肉体是痛苦的,我已经读完所有的书籍。”最后几个字的意思是说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使得他不堪重负,增加了他已有的痛苦。刚好100年前,浮士德曾在独白中说过同样的话,也是第一行——书皆尘土,没有生命。这两个表述记载的都是文化年代的尾声,即1790年和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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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是这个时代另一个规模更为广泛的运动。顾名思义,它与象征主义截然相反。除了少数的例外,自然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和事情是用普通的词句来描述的,不但没有把读者带入美的理想境界中去,反而把现实中的肮脏污秽和粗俗的困境推到读者面前。前面已经讲到,易卜生、萧伯纳和其他的剧作家起了同样的作用。小说家可供挥洒的空间更大,可以描述生活中的各种恐怖,还可以处理一些难以搬上舞台的题材。和剧本一样,小说是要向人们显示:“看啊,与你所想象的并不是一回事儿。”通过描绘体面的上层人物和社会另一半人生活的状况,它达到的效果是摧毁传统的体面观念。有人会问,这与现实主义有什么不同呢?它们有两方面的不同:自然主义者不自诩超然于他们所描述的状况。他们的作品里没有说教,但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绘却使读者无不深感惊骇和气愤,这种震惊有时甚至会带来改革。例如,厄普顿·辛克莱在他的小说《屠场》中对于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揭露促使罗斯福总统下令调查,并成立了食品和药品卫生局。这一风格的大师和理论家左拉宣称,自然主义小说的方法——至少是他的方法——决定了这种小说的科学性。这种方法就是先收集新闻报道、官方数据以及社会和医学研究报告,然后再构思人物和情节。所有的素材提供了“自然”,在自然主义的小说中被重新组合。巴尔扎克说他的作品等于社会动物学(<560),左拉则把他这一说法系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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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这两位属于两代人的小说家之间的过渡者是茹尔·龚古尔和埃德蒙·龚古尔两兄弟。起初,他们只是出于爱好,粗浅地涉猎18世纪的礼仪和淑女、日本艺术以及其他的一些唯美的嗜好。通过就这些题目撰写文章,他们逐渐成为不错的文化历史学家。当他们转而写小说时,内容都是“文献性的”、可靠的。有一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仆人(他们自己的仆人),他一面无可指摘,另一面却放荡堕落;他们其他的“研究”包括一个马戏团中的种种变迁和一个医院护士的烦恼。这些故事已经没有人去读了,部分的原因是它们描写的场景短促而不连贯,读者得自己把情节凑到一起,另外也是因为小说的风格估屈聱牙,是作者所谓的艺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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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与自然主义(如实记录)以及象征主义(特别的语言)之间的联系暴露了左拉理论的弱点。当批评家对左拉的理论提出质疑,否认小说的科学性时,左拉把自然主义修改成“通过性情观察自然”。科学家也各自有不同的性情禀赋,但他们的产品中表现不出这些东西。可是,在小说中,观察自然的性情是会变的。自然主义者的于斯曼变成了象征主义者,《新格鲁勃街》的作者吉辛去世前不久在筹划一部历史浪漫故事,年轻的安德烈·纪德是在象征主义的浸淫中成长起来的,但他开始写小说后,却摈弃了象征主义而采用直接叙述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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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从原来立场上的退却并未改变由许多不同性情的人所创作的自然主义小说的调子和精神。这些小说家包括:法国的左拉、米尔博、于斯曼(早期作品),英国的乔治·穆尔、吉辛、阿诺德·贝内特以及后来的哈代,美国的弗兰克·诺里斯、哈姆林·加兰和厄普顿·辛克莱,苏格兰的道格拉斯·布朗,俄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在最优秀的自然主义小说中——当然包括左拉的小说——改革的目标给书中所描述的世界带来了一种力量,这一点并不是现实主义,因为在最恶劣的人物身上和最糟糕的情况中都能感到对生活的热情。描述煤矿区一场罢工的小说《萌芽》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读者会深深地为书中的激情所感染。但是,即使在《不安之屋》中的普通公寓里,或者在《小酒店》的醉汉中间以及《娜娜》中的妓女身上,都没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或者《情感教育》中那种无精打采的慵懒情绪(<561)。自然主义对社会堕落的批评是大张旗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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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多少优秀的小说,都不可能揭露所有的罪恶,更遑论根治。但除了其他的阴暗面以外,小说无情地揭露了性的秘密,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就是自然。由于小说的读者面比剧本广,所以这种对真实的揭露掀起了一场风暴,促使诺尔道医生披挂上阵(<618)。一时间,对性的大胆揭露纷纷出现。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表明,只是一次性行为的出轨并不能毁坏一个女人的品质,苔丝是一个“纯洁女子的真实写照”。裘德和苏之间的关系既表明了性本能的迫切性,也描述了它可能引起的厌恶和反感。而格兰特·艾伦的《干了那件事的女人》光是书名就引起轩然大波;读者也许看似天真,其实什么都懂。这种震动起了好的作用。乔治·穆尔的《埃斯特·沃特斯》以及H·G·威尔斯的《安妮·维罗尼卡》把性重新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提了出来,在当时对性的问题有意视而不见的情况下,性与其他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总是危险的,会造成灾难。这个引起大哗的题目不能再置之不理了,而要引导这股难以驾驭的力量就意味着要讨论婚姻和家庭。白哲特的朋友R·H·赫顿早就说过:“世界上的黑暗之处是貌似幸福的基督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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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和家庭生活的禁锢和虚伪的制度不仅存在于英国一个地方。阿纳托尔·法朗士在他最优秀的作品、讽刺小说《企鹅岛》中,就性和习俗问题作了论述。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对这两个问题都有涉及。在法国以外,托尔斯泰在《魔鬼》中记录了一段对性的沉迷——是他的亲身经历。所罗格布在《小妖魔》中把性与一些象征性的主题结合起来。在中欧,性的禁区一旦开放,关于这个问题的剧本和小说即大量涌现,如魏德金德的《青春觉醒》、苏德尔曼的《故乡》、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以及其他关于出轨的爱情的作品。维也纳剧作家阿瑟·施尼茨勒在作品中探讨了一个文明首都中各种各样的性关系,从《儿戏恋爱》中结局糟糕的“逢场作戏”,到《轮舞》中把上层、下层以及中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一连串邂逅;《轮舞》后来拍成了一部出色的电影。而施尼茨勒现在被忽视,实在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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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的《群鬼》和白里欧的《损害》中列举的各种性病令人不寒而栗。接着,一部小说提出暗示,说同性恋是无法克服的事实,应该予以接受,但这部小说很快被压制下去。斯温伯恩和爱德华·卡彭特的诗歌也包含了同样的暗示,不过诗歌表现得比较隐晦。奥伯利·比尔兹利为各部小说所作的鲜明的黑白插图表现了所有的性倾向,包括阴阳人。王尔德遭受的两次审判轰动一时,突出了同性恋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期,纪德的《牧童》和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孤独之井》这两部惊人之作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时至今日,它已成为公开讨论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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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攻击和破坏过去的道德规范,这并非通常的对资产阶级的嘲弄,而是道德良知的艰苦努力,其中一个积极的目标是在性、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实现对妇女的公平。一些社会学家和医生也怀有同样的良知,他们的著作为文学家提供了论据。保罗·曼泰加扎写出了题为“人类的性关系”的三卷巨著;勒内·居永写了十几本著作论述性行为的合法性、道德以及国家对于性行为的态度;帕特里克·格迪斯著有《性的演变》一书;奥托·魏宁格尔写了《性与个性》;伊万·布洛赫在《我们时代的性生活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一书中对此作了论述;哈弗洛克·霭理士的七卷《性心理学》首次通过案例报告和评注的方式对这个题目作了论述。在这之前,克拉夫-埃宾已经对性行为的不正常表现进行过研究。与此同时,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医生已经开始注意到婴儿的性表现,而婴儿阶段是意指没有性感觉的所谓“纯洁”的最后的栖身之地。美国有一位孤军奋战的先驱登斯罗·刘易斯医生,当他打算出版《从妇科角度看性行为》的论文时,遭到了同行的强烈抵制。他指出的一个相关的事实是,美国好几个州所规定的性合法年龄是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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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清楚地表明,所谓性革命——如果应该这样称呼的话——是从那时而不是现在开始的。20世纪中期只是把90年代所争取并已开始实行的解放加以扩大和延伸而已。1900年,菲茨杰拉德对《鲁拜集》的翻译在湮没无闻40年之后重新出现,用软皮包装,摆放在咖啡桌上,这便是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的象征。简言之,《性的乐趣》虽是20世纪晚期一本书的题目,但书中的事实是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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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与性解放齐头并进,相互作用。自由恋爱成为口号和时尚。离婚日趋频繁,不再像以前那样横遭指责。议会就妻子去世后是否可以迎娶妻妹进行讨论,议员们发言时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下议院已经通过了妇女财产法,废除了丈夫对于妻子财产的控制。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经过几年为女子开设扩大班和学位考试之后,分别成立了女子学院。此举得到了女王的亲自批准。全国普及教育使得男女两性识字成为普遍现象。议员罗伯特·洛在投票赞成普及教育的法案时说:“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富裕的家庭并未等待这个民主的举动,早已开始给女儿提供历史和文学的教育。在男性剧作家和小说家意见统一之后,萧伯纳终于得以把新型妇女形象搬上舞台(见《拉皮条者》),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权利开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被人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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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禁忌中解放出来,像男人一样去自由生活和恋爱,这是过去一项大规模的活动及其影响造成的结果,而现在这项活动却被淡忘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英国,妇女是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在前10年里,有9位女性专业作家共出版了554部小说,平均每人出版61部。此外,还有数十位女性作家创作出大量的浪漫故事、添枝加叶的历史小说,以及越来越多的“问题”小说,包括宗教、社会和性的题材,满足着读者永无餍足的胃口。弗吉尼娅·吴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预测妇女将在不久的未来垄断小说的创作。50年后,英国出现的不是几十个女作家,而是几百个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奇》和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564)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他人的作品难以望其项背。不过,琳·林顿夫人的《基督徒共产主义分子乔舒亚·戴维森的真实故事》一书在19世纪70年代也十分走红。在我们还稍有印象的40来位作家中,今天的读者如果住过夏季旅馆的话,一定在旅馆里的旧书堆中看到过以下的名字:罗达·布劳顿、阿梅莉亚·埃德华兹、布雷登小姐、奥利方夫人、幽默的“约翰·奥尔弗·霍布斯”,也许还有玛丽·科莱利和热情如火的“维达”(路易斯·德·拉拉梅)。她们的书印刷精良,插图色彩鲜明,写作技巧娴熟,社会思想深刻。与她们的作品一道被遗忘在故纸堆中的还有几位男作家的讽刺作品。劳伦斯·奥利方的《皮卡迪利街》揭开了上层阶级神秘的面纱;爱德华·詹金斯的《怪人的宝贝》对议会、法院和宗教教派作了无情的讽刺。特罗洛普也不甘人后,写出了精湛的讽刺作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但是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被认为既不是天才又不是走红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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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诗人不如女小说家人数众多,但也创作不辍。她们的创作有史诗、长篇叙事诗、爱情抒情诗以及歌颂自然的诗歌。这些诗歌编为诗集,受到男性批评家衷心的赞扬,但是赞扬得完全不是地方,也许他们没有足够的作品可作比较。艾米丽·勃朗特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不仅在女诗人当中,而且在所有诗人中都出类拔萃,但是,她们的作品为数不多,被久负盛名的丁尼生和与他同等地位的其他诗人家喻户晓的声名所淹没。梅瑞狄斯和《暗夜之城》诗集的作者詹姆斯·汤姆森一样,几乎没有受到重视。身为无神论者和政治激进分子,汤姆森和斯温伯恩一样为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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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性爱本能和妇女自由而抗争的时候,90年代能言善辩的艺术家似乎再次忘记了他们自己提出的艺术与道德无关的教条。他们提出这一教条时针对的是旧道德,但他们忘了推翻一套行为准则一定会导致另一套与之相反的准则的树立。在训练大众学会用新的标准来判断艺术和生活的过程中,这群生活的批评家使大众习惯于承受冲击,甚至期待冲击,尤其是来自艺术的冲击。现在这一习惯已根深蒂固,冲击性已经成为艺术的必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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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乐于接受变化的普通公民来说,抛弃以前的本能和习惯就像离开了一座令人窒息的房子,来到广阔的户外。这种形容并非夸张。对个人的重视包括了身体健康。从那时起,个人卫生、公共健康、抽水马桶、清洁饮水和城市规划一起成为改革的内容。同时,它们启发了新的品味、活动、礼仪和体制的发明。随着巴黎时装在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刻板的服装开始放松。服装设计师保罗·普瓦雷宣布,衣着考究的女士不需要穿束身衣,从而解放了无数的妇女。骑自行车和打草地网球这类活动需要活动四肢,于是衣着逐渐宽松。户外生活在向人们招手。踢球或抛球的新游戏为运动一词赋予了新的意义,很快成为一种体制,有大批的职业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英国的一位军人创办了童子军。学校课程表加进了体操课。滑雪原来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冬季的临时交通方式,现在被引进欧洲其他国家,变成了一年四季的消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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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机器——火车、发动机、自行车、飞机、电影——使人的感官迷上了一个新的东西:速度。火车每小时可以跑100英里。但是,身处封闭的空间里,会使人很快失去速度所带来的兴奋。当时的汽车基本上全是敞篷,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给人一种英雄似的奋不顾身的感觉。诗人威尔弗利德·斯科恩·布伦特于1901年在日记中写道:“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行驶,实在让人感到振奋。”倘若他9年以后有机会坐在布莱里奥飞机的驾驶舱里飞越大西洋,他一定会感到更加振奋;他也可以从山顶上驾驶悬挂式滑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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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令人兴高采烈的活动的同时,精神疾病不断增加,毒品的使用蔓延开来。工业文明中似乎有某种东西使敏感的人难以承受。爱德华·卡彭特在一篇题为“文明产生的原因和对策”的长文中对这种痛苦作了明确的陈述,并指明补救办法是原始主义。在巴黎的拉萨尔佩特里埃精神病院里,法国两位著名神经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沙罗和雅内要治疗众多患歇斯底里病的病人;歇斯底里病的症状包括抑郁、焦虑、无端的兴奋、运动神经紊乱,以及“臆病”,指从身体上找不出原因的病。有些患者具有多重人格。斯蒂文森关于基克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故事《化身博士》就反映了这个奇怪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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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地使用麻醉品代表着另一种对社会的不适应。吸毒成瘾主要是上层阶级中的现象,人们对此常常抱有同情的态度。当时,买卖吗啡不算犯罪。弗洛伊德就曾给容易激动的病人开过可卡因的处方。我们知道夏洛克·福尔摩斯感到无聊的时候便给自己注射浓度7%的可卡因。俄国沙皇在圣彼得堡登基后不久,便和皇后一起开始服用一种大麻和天仙子碱的合成剂,以减轻公务的辛劳。一个名叫阿莱斯泰尔·克劳利的人更加极端,大肆鼓吹把吸毒和黑魔法结合在一起的乐趣,因此,已故的蒂莫西·利里并非此道的创始人。对此感兴趣的还大有人在,克劳利的《巫术》于1997年又出了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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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改革者热情洋溢,与之相对照的是,有人认为文明粗陋堕落,有思想的人无法生活在其中并且保持神智正常。另一方面,对个人福祉的尊重与各种形式的暴力之间形成了另一种反差。世纪之交时,发生了四场大规模战争和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暴行和屠杀,这些对争取战争的胜利来说毫无必要,只是证明了人性的一个方面。美国多年来一直怂恿、插手古巴的起义,最后与西班牙交战,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地。英国在长期参与南非冲突之后,与荷兰的布尔人开战,通过对入伍新兵进行体格检查才偶然发现英国下层阶级男子的健康状况有多么糟糕。布尔战争使英国的将军有了用武之地,战争结束时签署的条约被赞为开明,因为它允许布尔人控制非洲的最南端,但是它也留下了歧视印度人和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后来通过流血斗争才废除了这个制度。日本为了争夺朝鲜与中国开战,为以后的多方面冲突埋下了伏笔。然后,日本又为了朝鲜和中国东北与俄国交战。俄国的战败凸显了它的无能,使西方人确信“黄祸”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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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人不断与他们领土上的外国人发生冲突,这些外国人已经占据了不少中国的土地,还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租界,但仍然贪得无厌。一个以紧握着的拳头为象征,叫作义和拳的民族主义团体杀害了250个西方人,最后把北京的欧洲外交官全部驱赶到大使馆内,同时还杀了各省的许多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一支由一位德国将军率领的由欧洲人和美国人组成的联军被派去救援,成功之后对中国人进行了大屠杀,并要求巨额赔款。美国把它所得的那一份用来设立奖学金,供中国学生来美国的大学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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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职业军人的暴力行为。非专业性质的暴力则是针对国王、政府首脑和其他政治人物的谋杀(695>)。在巴塞罗那一家剧场放置炸弹引发爆炸,这种表达激进主张的方法大概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有效。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办法得到忠实的效仿。在初始的时候,这种事件通常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因此而造成这两个名称之间永久性的混淆。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温和、轻信的人,他宣扬的是没有政府的世界——就像马克思认为在必要的独裁之后将要出现的世界(<589)。但是,9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耐心的,他们要的是立竿见影,并借助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最新发明的炸药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诺贝尔因这项发明被如此滥用而感到悔恨,从而设立了诺贝尔奖。虚无主义者这个名称用得也不恰当。真正的虚无主义者不信仰任何东西,也不采取任何行动。由于幻灭和愤世嫉俗的心情,他们认为任何行动,甚至早上起床,都是徒劳的。这一类型在两本俄国小说和狄更斯的《我们的共同朋友》中得到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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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普遍的躁动情绪的影响。翻墙攀屋的飞贼和撬窃保险箱的小偷首次离开他们在城里固定的活动范围,全面铺开,打乱了警察的惯例,增加了作案机会。他们的一些行为显然给公众带来了一种新的刺激,导致美化绅士盗贼的小说大行其道。拉弗斯和亚森·罗平就是穿上晚礼服的罗宾汉。拉弗斯的创造人是科南·道尔的妻舅,科南·道尔自己的福尔摩斯也同样受欢迎,比高级窃贼更经久不衰,至今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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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德雷福斯事件简直和小说一样,但比小说更黑暗,勾起了全世界人的激情和偏见。在法国,叛国、强制、伪证、伪造、自杀和明显的不公等一系列的罪行再次造成了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的“两个法国”的鸿沟。此前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789年,下一次将发生于被德国占领的1940年。关于被终身囚禁在“魔鬼岛”上的德雷福斯上尉的清白,知识分子分为两派,展开了大论战。他们都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个人与国家孰为重?左拉向公众舆论发出的呼吁说理清楚,论据充足,并不像《我控诉》这个由克列孟梭确定的大胆的标题表示的那样慷慨激昂。最终,个人主义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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