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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的《群鬼》和白里欧的《损害》中列举的各种性病令人不寒而栗。接着,一部小说提出暗示,说同性恋是无法克服的事实,应该予以接受,但这部小说很快被压制下去。斯温伯恩和爱德华·卡彭特的诗歌也包含了同样的暗示,不过诗歌表现得比较隐晦。奥伯利·比尔兹利为各部小说所作的鲜明的黑白插图表现了所有的性倾向,包括阴阳人。王尔德遭受的两次审判轰动一时,突出了同性恋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期,纪德的《牧童》和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孤独之井》这两部惊人之作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时至今日,它已成为公开讨论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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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攻击和破坏过去的道德规范,这并非通常的对资产阶级的嘲弄,而是道德良知的艰苦努力,其中一个积极的目标是在性、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实现对妇女的公平。一些社会学家和医生也怀有同样的良知,他们的著作为文学家提供了论据。保罗·曼泰加扎写出了题为“人类的性关系”的三卷巨著;勒内·居永写了十几本著作论述性行为的合法性、道德以及国家对于性行为的态度;帕特里克·格迪斯著有《性的演变》一书;奥托·魏宁格尔写了《性与个性》;伊万·布洛赫在《我们时代的性生活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一书中对此作了论述;哈弗洛克·霭理士的七卷《性心理学》首次通过案例报告和评注的方式对这个题目作了论述。在这之前,克拉夫-埃宾已经对性行为的不正常表现进行过研究。与此同时,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医生已经开始注意到婴儿的性表现,而婴儿阶段是意指没有性感觉的所谓“纯洁”的最后的栖身之地。美国有一位孤军奋战的先驱登斯罗·刘易斯医生,当他打算出版《从妇科角度看性行为》的论文时,遭到了同行的强烈抵制。他指出的一个相关的事实是,美国好几个州所规定的性合法年龄是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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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清楚地表明,所谓性革命——如果应该这样称呼的话——是从那时而不是现在开始的。20世纪中期只是把90年代所争取并已开始实行的解放加以扩大和延伸而已。1900年,菲茨杰拉德对《鲁拜集》的翻译在湮没无闻40年之后重新出现,用软皮包装,摆放在咖啡桌上,这便是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的象征。简言之,《性的乐趣》虽是20世纪晚期一本书的题目,但书中的事实是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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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与性解放齐头并进,相互作用。自由恋爱成为口号和时尚。离婚日趋频繁,不再像以前那样横遭指责。议会就妻子去世后是否可以迎娶妻妹进行讨论,议员们发言时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下议院已经通过了妇女财产法,废除了丈夫对于妻子财产的控制。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经过几年为女子开设扩大班和学位考试之后,分别成立了女子学院。此举得到了女王的亲自批准。全国普及教育使得男女两性识字成为普遍现象。议员罗伯特·洛在投票赞成普及教育的法案时说:“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富裕的家庭并未等待这个民主的举动,早已开始给女儿提供历史和文学的教育。在男性剧作家和小说家意见统一之后,萧伯纳终于得以把新型妇女形象搬上舞台(见《拉皮条者》),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权利开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被人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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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禁忌中解放出来,像男人一样去自由生活和恋爱,这是过去一项大规模的活动及其影响造成的结果,而现在这项活动却被淡忘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英国,妇女是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在前10年里,有9位女性专业作家共出版了554部小说,平均每人出版61部。此外,还有数十位女性作家创作出大量的浪漫故事、添枝加叶的历史小说,以及越来越多的“问题”小说,包括宗教、社会和性的题材,满足着读者永无餍足的胃口。弗吉尼娅·吴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预测妇女将在不久的未来垄断小说的创作。50年后,英国出现的不是几十个女作家,而是几百个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奇》和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564)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他人的作品难以望其项背。不过,琳·林顿夫人的《基督徒共产主义分子乔舒亚·戴维森的真实故事》一书在19世纪70年代也十分走红。在我们还稍有印象的40来位作家中,今天的读者如果住过夏季旅馆的话,一定在旅馆里的旧书堆中看到过以下的名字:罗达·布劳顿、阿梅莉亚·埃德华兹、布雷登小姐、奥利方夫人、幽默的“约翰·奥尔弗·霍布斯”,也许还有玛丽·科莱利和热情如火的“维达”(路易斯·德·拉拉梅)。她们的书印刷精良,插图色彩鲜明,写作技巧娴熟,社会思想深刻。与她们的作品一道被遗忘在故纸堆中的还有几位男作家的讽刺作品。劳伦斯·奥利方的《皮卡迪利街》揭开了上层阶级神秘的面纱;爱德华·詹金斯的《怪人的宝贝》对议会、法院和宗教教派作了无情的讽刺。特罗洛普也不甘人后,写出了精湛的讽刺作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但是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被认为既不是天才又不是走红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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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诗人不如女小说家人数众多,但也创作不辍。她们的创作有史诗、长篇叙事诗、爱情抒情诗以及歌颂自然的诗歌。这些诗歌编为诗集,受到男性批评家衷心的赞扬,但是赞扬得完全不是地方,也许他们没有足够的作品可作比较。艾米丽·勃朗特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不仅在女诗人当中,而且在所有诗人中都出类拔萃,但是,她们的作品为数不多,被久负盛名的丁尼生和与他同等地位的其他诗人家喻户晓的声名所淹没。梅瑞狄斯和《暗夜之城》诗集的作者詹姆斯·汤姆森一样,几乎没有受到重视。身为无神论者和政治激进分子,汤姆森和斯温伯恩一样为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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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性爱本能和妇女自由而抗争的时候,90年代能言善辩的艺术家似乎再次忘记了他们自己提出的艺术与道德无关的教条。他们提出这一教条时针对的是旧道德,但他们忘了推翻一套行为准则一定会导致另一套与之相反的准则的树立。在训练大众学会用新的标准来判断艺术和生活的过程中,这群生活的批评家使大众习惯于承受冲击,甚至期待冲击,尤其是来自艺术的冲击。现在这一习惯已根深蒂固,冲击性已经成为艺术的必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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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乐于接受变化的普通公民来说,抛弃以前的本能和习惯就像离开了一座令人窒息的房子,来到广阔的户外。这种形容并非夸张。对个人的重视包括了身体健康。从那时起,个人卫生、公共健康、抽水马桶、清洁饮水和城市规划一起成为改革的内容。同时,它们启发了新的品味、活动、礼仪和体制的发明。随着巴黎时装在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刻板的服装开始放松。服装设计师保罗·普瓦雷宣布,衣着考究的女士不需要穿束身衣,从而解放了无数的妇女。骑自行车和打草地网球这类活动需要活动四肢,于是衣着逐渐宽松。户外生活在向人们招手。踢球或抛球的新游戏为运动一词赋予了新的意义,很快成为一种体制,有大批的职业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英国的一位军人创办了童子军。学校课程表加进了体操课。滑雪原来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冬季的临时交通方式,现在被引进欧洲其他国家,变成了一年四季的消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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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机器——火车、发动机、自行车、飞机、电影——使人的感官迷上了一个新的东西:速度。火车每小时可以跑100英里。但是,身处封闭的空间里,会使人很快失去速度所带来的兴奋。当时的汽车基本上全是敞篷,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给人一种英雄似的奋不顾身的感觉。诗人威尔弗利德·斯科恩·布伦特于1901年在日记中写道:“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行驶,实在让人感到振奋。”倘若他9年以后有机会坐在布莱里奥飞机的驾驶舱里飞越大西洋,他一定会感到更加振奋;他也可以从山顶上驾驶悬挂式滑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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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令人兴高采烈的活动的同时,精神疾病不断增加,毒品的使用蔓延开来。工业文明中似乎有某种东西使敏感的人难以承受。爱德华·卡彭特在一篇题为“文明产生的原因和对策”的长文中对这种痛苦作了明确的陈述,并指明补救办法是原始主义。在巴黎的拉萨尔佩特里埃精神病院里,法国两位著名神经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沙罗和雅内要治疗众多患歇斯底里病的病人;歇斯底里病的症状包括抑郁、焦虑、无端的兴奋、运动神经紊乱,以及“臆病”,指从身体上找不出原因的病。有些患者具有多重人格。斯蒂文森关于基克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故事《化身博士》就反映了这个奇怪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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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地使用麻醉品代表着另一种对社会的不适应。吸毒成瘾主要是上层阶级中的现象,人们对此常常抱有同情的态度。当时,买卖吗啡不算犯罪。弗洛伊德就曾给容易激动的病人开过可卡因的处方。我们知道夏洛克·福尔摩斯感到无聊的时候便给自己注射浓度7%的可卡因。俄国沙皇在圣彼得堡登基后不久,便和皇后一起开始服用一种大麻和天仙子碱的合成剂,以减轻公务的辛劳。一个名叫阿莱斯泰尔·克劳利的人更加极端,大肆鼓吹把吸毒和黑魔法结合在一起的乐趣,因此,已故的蒂莫西·利里并非此道的创始人。对此感兴趣的还大有人在,克劳利的《巫术》于1997年又出了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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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改革者热情洋溢,与之相对照的是,有人认为文明粗陋堕落,有思想的人无法生活在其中并且保持神智正常。另一方面,对个人福祉的尊重与各种形式的暴力之间形成了另一种反差。世纪之交时,发生了四场大规模战争和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暴行和屠杀,这些对争取战争的胜利来说毫无必要,只是证明了人性的一个方面。美国多年来一直怂恿、插手古巴的起义,最后与西班牙交战,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地。英国在长期参与南非冲突之后,与荷兰的布尔人开战,通过对入伍新兵进行体格检查才偶然发现英国下层阶级男子的健康状况有多么糟糕。布尔战争使英国的将军有了用武之地,战争结束时签署的条约被赞为开明,因为它允许布尔人控制非洲的最南端,但是它也留下了歧视印度人和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后来通过流血斗争才废除了这个制度。日本为了争夺朝鲜与中国开战,为以后的多方面冲突埋下了伏笔。然后,日本又为了朝鲜和中国东北与俄国交战。俄国的战败凸显了它的无能,使西方人确信“黄祸”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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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人不断与他们领土上的外国人发生冲突,这些外国人已经占据了不少中国的土地,还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租界,但仍然贪得无厌。一个以紧握着的拳头为象征,叫作义和拳的民族主义团体杀害了250个西方人,最后把北京的欧洲外交官全部驱赶到大使馆内,同时还杀了各省的许多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一支由一位德国将军率领的由欧洲人和美国人组成的联军被派去救援,成功之后对中国人进行了大屠杀,并要求巨额赔款。美国把它所得的那一份用来设立奖学金,供中国学生来美国的大学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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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职业军人的暴力行为。非专业性质的暴力则是针对国王、政府首脑和其他政治人物的谋杀(695>)。在巴塞罗那一家剧场放置炸弹引发爆炸,这种表达激进主张的方法大概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有效。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办法得到忠实的效仿。在初始的时候,这种事件通常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因此而造成这两个名称之间永久性的混淆。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温和、轻信的人,他宣扬的是没有政府的世界——就像马克思认为在必要的独裁之后将要出现的世界(<589)。但是,9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耐心的,他们要的是立竿见影,并借助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最新发明的炸药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诺贝尔因这项发明被如此滥用而感到悔恨,从而设立了诺贝尔奖。虚无主义者这个名称用得也不恰当。真正的虚无主义者不信仰任何东西,也不采取任何行动。由于幻灭和愤世嫉俗的心情,他们认为任何行动,甚至早上起床,都是徒劳的。这一类型在两本俄国小说和狄更斯的《我们的共同朋友》中得到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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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普遍的躁动情绪的影响。翻墙攀屋的飞贼和撬窃保险箱的小偷首次离开他们在城里固定的活动范围,全面铺开,打乱了警察的惯例,增加了作案机会。他们的一些行为显然给公众带来了一种新的刺激,导致美化绅士盗贼的小说大行其道。拉弗斯和亚森·罗平就是穿上晚礼服的罗宾汉。拉弗斯的创造人是科南·道尔的妻舅,科南·道尔自己的福尔摩斯也同样受欢迎,比高级窃贼更经久不衰,至今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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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德雷福斯事件简直和小说一样,但比小说更黑暗,勾起了全世界人的激情和偏见。在法国,叛国、强制、伪证、伪造、自杀和明显的不公等一系列的罪行再次造成了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的“两个法国”的鸿沟。此前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789年,下一次将发生于被德国占领的1940年。关于被终身囚禁在“魔鬼岛”上的德雷福斯上尉的清白,知识分子分为两派,展开了大论战。他们都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个人与国家孰为重?左拉向公众舆论发出的呼吁说理清楚,论据充足,并不像《我控诉》这个由克列孟梭确定的大胆的标题表示的那样慷慨激昂。最终,个人主义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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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90年代以来,其他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就其他的问题也进行过斗争,这些问题表面上各不相同,实质上都与是选择大规模改革还是严格保持现状紧密相联。这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选择,不时还有极端倾向抬头,它有时意味着用武力促成改变。正是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期间,知识分子才成为名词,有了现在的含义,即持有社会和政治观点的专业人士。它与思想家的关系如同唯美主义者与艺术家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指的是一大批宣传某种事业,经常态度激进,但本身并非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人。[应读迈克尔·古德温(Michael Goodwin)编辑的1877~1901年的文章选编《19世纪的观点》(Nineteenth Century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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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社会态度是一回事,从它们之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却是另一回事儿,而与艺术伴之而来的理论又是完全不同的。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很有意思,能增进对艺术的了解,但不能决定艺术的质量或从中得到的乐趣。一个人可以欣赏一部新古典主义的悲剧,同时摒弃它的君主制倾向;可以阅读兰波、马拉美和拉福格的作品,但不对其中的恐惧感和想要摧毁世界的情绪产生共鸣。在科学方面也是如此,人们可以欣赏结果但对假设持有疑问。这就是这个怀疑一切的阶段的现象。先来谈不多的几个结果:米克尔森和莫雷在19世纪80年代末通过精确的实验证明,想象中载着光波到达全宇宙的物质以太并不存在。这对于牛顿的力学是一个打击,因为它理所当然地认为“远距离以外不可能产生作用”,一切作用都要靠推力和拉力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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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在另一个领域,克拉克·麦克斯韦的电磁方程看来不能解释由于化学的进步所产生的某些现象。19世纪70年代,门捷列夫提出的化学元素表表明,特性相近的元素聚在一起,但周期表中有间隙,表明还有尚未发现但特征可以预测的元素。90年代期间,与贝克勒尔和贝蒙合作的两位年轻的化学家,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从沥青铀矿中提炼出一种尽管产生热和电,但会消耗得无影无踪的东西。这种现象叫作辐射。一系列新发现的事实导致了马克斯·普朗克的量子物理学的产生,它声称辐射并非连续不断,而是以一些单独的小单位发生的。对它们不能单独处理,而只能通过计算整体的“半衰期”来处理。这里顺便要说明,“量子跃迁”并不是这个术语字面上让人以为的那种撑竿跳,而是在原子内部不为察觉地发生的。以另一种不为察觉的方式,在耶鲁大学研究热动力学的维拉尔德·吉布斯为物理化学这门新科学奠定了基础。但是,这门新科学的价值和吉布斯的方法很久以后才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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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发现,人们虽然仍确信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的大量知识,但是对19世纪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遭到冲击的还不只是机械论的观点,关于如同成文法一样永远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假设似乎已经站不住脚了。早在19世纪70年代便有人指出,自然规律只是观察到的经常性现象,虽经过仔细测量,但并不是绝对的。然后,一位美国理论家J·B·斯特洛对物理学不同领域所用的理论之间存在的出入作了详细的表述。当然,科学从未因立论不牢而受过困扰或影响,但是,在90年代大扫除的气氛中,实证主义中的所有这些裂痕(<509)都增加了不安感,让外行人感到困惑。[参阅皮尔斯·威廉斯(L.Pierce Williams的《19世纪科学集》(Album of Science:The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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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表需要审查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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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林堡《蓝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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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密切关注着许多领域的新发展,对进化论的情况尤感痛心:进化论并没有遭到摈弃,但围绕着新的物种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开展了大辩论。孟德尔对于香豌豆颜色的研究经过了30年的湮没无闻后被重新提出,以它为基础建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基因学。它确定了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的理论。魏斯曼从中认识到,“生存的冲突”是在原生质中发生的。贝特森和其他一些人没有提出理论,但指出,物种比达尔文主义者所认为的更加稳定。迪布瓦-雷蒙认为他的实验表明生活中所获得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这与拉马克的理论一致,是达尔文主义者(并非达尔文本人)所否认的。德·弗里斯注意到畜牧业中常见的“变种”——后代与祖先大不一样。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突变”,认为它比达尔文理论中的小型不规则变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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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理论,进化也许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抽象地来看,它像是量子辐射。汉斯·德里施在研究胚胎细胞时发现它们的位置影响着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他因此而成为生机论者,与他有同样信仰的还有其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著名的有科学和哲学二者兼通的J·S·霍尔丹。在理性上,对于物质这个对19世纪思想影响至深的东西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耐烦情绪。数据表明应把它和其他的维多利亚思想一起扫除。以下所述的人物是这种大扫除的积极分子,他采用的办法甚为有趣,虽然在当时毫无结果,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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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我们的朋友们对事物总能提出解释,而且对宇宙有一定的把握,有达尔文和查尔斯·赖尔的理论为据。现在他们却说事物无法解释,要不就是有五六个解释,各不相同但都完全正确。德国人被完全弄糊涂了。40年以前所确立的理论统统要摒弃,其中被彻底摒弃的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它再也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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