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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经验主义是一种哲学，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两者彼此独立。如果实用主义正确地反映了事实，那每个人都是不自觉的实用主义者。按詹姆斯所说，激进经验主义是一种选择；必须明白常识和熟悉的哲学概念是如何被纳入詹姆斯对经验的全面看法之中的。对詹姆斯来说，宇宙是多元而开放的；它不是事先定好的秩序，而是随着科学和艺术日益深入物质和精神（多元）的现实而不断形成的。在不模糊方法和世界观之间区别的情况下，可以称为实用主义一代的人的特点在于，他们以各种方式表现出他们重新认识到经验在各方面的首要意义，无论是政治、社会思想、审美，还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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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一代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柏格森、狄骥、恩斯特·马赫、费英格、克罗齐、齐美尔、狄尔泰、F·C·S·席勒、杜威、尼采、弗雷泽、涂尔干、萧伯纳、奥尔特加·加塞特、帕累托、诺曼·安吉尔，还有费边主义者，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传统，在对各种题目的处理中保留了那些传统的不同因素。当时有一本书名为“政治中的实用革命”。而艾尔弗雷德·西奇维克在他的著作中则谈到了形式逻辑和周密的论点在实际辩论中的无力。这再次说明了经验的价值，这一教训适用于维多利亚时期道德规范崩溃的全过程。那套道德规范的问题在于它刻意否认经验中的某些事实——在当时这样做是有用的。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接受”的经验打碎了那种道德规范。（我们看到）90年代那些自发的实用主义者轻易地表明旧的理想在生活中产生的后果证明那些理想是错误的，可能应该反过来才对。因此怀特海才称赞詹姆斯“改变了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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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威廉·詹姆斯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就是忽视了那一时代的其他影响。但即使承认了这一点，仍然可以把他的《意识存在吗？》与笛卡儿的《方法谈》相提并论。詹姆斯把旧有的道具清除出了舞台，或者应当说，他完全改变了舞台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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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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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他推进了对（与真理相对的）信念的理解，但这方面的介绍并不总是准确。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他研究了人的信仰冲动的众多形式和方向，以及这些形式和其他思想特征之间的联系。他告诫不要采用简化论的观点，把神秘主义解释为受到挫折的性欲，或把清教徒的自我折磨归因于慢性消化不良。在《宗教经验之种种》成书之前，詹姆斯提出了“信仰的意志”这个短语来表明信念这个未经核实的想法在不可能进行检验的情况中是合理的、宝贵的。他举了一个登山者的例子：一个登山者必须跳过一条深沟才能得救，如果他坚信自己能做到的话就会增加他成功的可能性，没有自信可能就跳不过去。不相信实际上也是一种信念。生活中这类的选择无穷无尽，信心十足的人总是胜过犹豫不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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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与生活现实的不断联系使得詹姆斯生动美丽的文章如此易读却又如此难懂。它的丰富使人忽略了它的精确。这位抽象哲学家研究的是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实际应用，但对他来说，具体的情况会发展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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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斯坦（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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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同样的推理，宗教信仰给人以力量，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是合理的。批评家扭曲了这句有条件的话，改为“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你相信就是真理”。其实，詹姆斯非常小心地界定了他的原则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适用，正如一位逻辑学家所指出的：“詹姆斯真正倡导的是使用可行的假设，虽然那些假设经常是永远无法核实的。”詹姆斯后来把信仰的意志改为权利，它们都不等于“异想天开”。詹姆斯的世界观涵盖广阔、影响深远，并且历久弥新。关于无数题目的论述都引用他的话，在回顾性的评价中也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对他的影响之广表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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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思想家的激烈程度与詹姆斯不相上下，他的著作于1890年出版，到了20世纪才流传开来。他立论的出发点是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对照：理智的静止的秩序相对于冲动的生气勃勃的运作。这位思想家就是尼采。格奥尔·布兰代斯是他的代言人。本来尼采的观点分散于各种格言隽句之中，由于布兰代斯的努力，才使尼采的哲学开始有了一定的全貌。没有尼采主义，不是因为他的学说没有人崇拜和加以阐释，而是因为他的学说是一系列的评论和想象。它们意思清楚，前后连贯，但没有组成一套体系。这说明了一点：对尼采来说，如同对詹姆斯一样，经验还不完整；它总有新的东西，特别是在人的本性方面，因为至今人仍未发展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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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只受过粗浅教育的人来说，尼采学说的代表就是超人一词、权力意志这一短语和“上帝已死”的宣称；他们对这三者的理解也都是错误的。尼采可不是粗暴的无神论者，他表现出对耶稣的尊敬，他也不是唯物论者。思想中固有的精神是创造性的，超人是人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自我发展的结果。死了的上帝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这一信仰旨在帮助精神上的弱小者，它美化没有自立能力的人，结果造成对生活感到恐惧和愤恨的受害者人数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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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人内心都有权力意志，这是一种采取行动，取得成就的渴望，包括自我控制的品质，这最后一点将成为超人的特征和一种新的道德规范。目前关于何为邪恶的观念将为其他的是非标准所取代，新的是非标准将与西方文明中基督教和世俗的美德和恶习完全相反。在道德观和对真理的寻求方面，尼采是实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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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和易卜生一样，鄙视现行的理想；他像所有的实用主义者一样，认为对习俗的挑战应当以它们的结果来判断，依据的标准应为对改进生活是否有益。像唯美主义者一样，他无法忍受由报纸和“思想深刻”的记者塑造而成的公众思想。那些“热爱艺术”和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一样一味盲从；他称他们为“不懂文化的庸人”。个性、勇气、想象力，热切地扩大和丰富个性而不是对个性进行管束和限制，这些在社会中全付之阙如。只有通过蔑视和攻击现在的世界才能创造一个适于居住的世界以及相应的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尼采有的比喻，像之前引用的几个短语，很容易造成误解；“金发的猛兽”、“超善恶”，和好战的形象使人联想到野蛮的武士和“超人”——暴君式的霸主。加之尼采对怜悯之心和基督教慈善的谴责和对善良行为的轻蔑，看起来似乎他向往的与其说是超人的品质，不如说是野蛮粗暴。其实，他这些令人遗憾的说法虽然刺眼，却只是偶尔一用，他在大部分著作中都是以心理学家、社会批评家和艺术评论家的真实面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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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根本的真理，只有根本的可能性——指导着人的生活和思考的临时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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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18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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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在他那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能够创立一个适合生活的社会。不过，他设想的是全新的人和全新的文明，不是乌托邦。他在心理方面的分析是正确有理的：同情很容易变为一种助长自以为是的自私的快感（787＞）。它需要穷人和弱者永远存在，而不是鼓励健康和自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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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群众和随大流的知识分子的性格的攻击是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动的。当时，工业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残酷无情和重兴的帝国主义的蹂躏破坏都正处于巅峰状态，造成普遍的欢欣和自得的气氛，德国尤甚。俾斯麦为建立帝国打的三场战争与尼采的军事比喻没有丝毫类似之处；尼采对德国打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之后的大肆吹嘘厌恶之极，认为这种吹嘘粗俗低下，与贵族气质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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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除了是哲学家和古典学者以外，还是位出色的业余作曲家。他按照柏辽兹的体裁写了两部交响乐，当他听了比才的《卡门》后，盛赞它为“地中海艺术”的典范。他这样说是与瓦格纳的“北方”音乐相对照。尼采早期对瓦格纳的理论和音乐迷得如痴如醉，很快就成为这位大师的朋友和捍卫者。后来他摆脱了迷恋，写了几篇文章批判瓦格纳的理论和作品；他在那些作品中看到了他所谴责的整个文化的特点：宏大、冗长、夸张。艺术如同人的灵魂一样，应该是贵族化的，其表现是从集中的精力和敏捷的感觉中产生出来的直截了当和简明扼要。《卡门》就具有这些特点，不仅与瓦格纳的作品截然不同，而且与德国的学术和哲学慢慢吞吞、反复思考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尼采的文章在清晰和优雅方面堪与歌德和叔本华媲美，达到了这些被德国的传统所忽视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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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天生不受平民主义的传染。查拉图斯特拉之所以被他奉为模范贵族是因为他真正地独往独来，超脱于集体的热情。希特勒和他手下的知识分子把尼采奉为预见到他们的社会和种族信条的先知是一个错误。他们很快发现他并不适合这一角色，而且恰恰相反。于是过了不久就把他悄悄地扔在了一边。［可读乔治·艾伦·摩根（George Allen Morgan）所著《尼采的意思》（What Nietzsche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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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自己所属的文明有不止一种办法。最常用的是把上层阶级道德和思想的丑恶与被统治人民的坚强美德相对比。卢梭和杰斐逊使用的就是此种方法。他们把严肃持重的工匠和乐天知命的农夫作为理想的公民。托尔斯泰又下了一层，把俄国的农民作为赞颂的对象。这些选择并非凭空得来，而是与被认为是理想类型的人打过交道之后做出的。对托尔斯泰来说，他在拥抱这种原始主义之前也同样熟悉权势阶层的人，他本来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写出了称誉世界的文学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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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托尔斯泰对这些和其他的小说全部否定，同时也否定了西方的全部艺术成果。他努力表明小说和戏剧中再现的生活是多么矫揉造作，它们的题材是多么狭隘，任何不是在首都大城市成长起来，没有受到荒谬的习俗和刻意培养的兴趣腐蚀的人都会感到它们费解难懂。他对一部现代歌剧的描述是绝妙的讽刺文章，情节和制作可能是他编造出来的，因为没有人猜得出他指的是哪部歌剧（请读他的讽刺文章《艺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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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尊敬的自然人是褒义的头脑简单的人，在世俗人的眼中他们愚鲁木讷。这种人善于劳动，忠于职守，为人谦卑。他们是基督徒，但不是东正教教会意义上的信徒，只听耶稣的话就已足够。托尔斯泰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心口如一。他在晚年和他以前的农奴一起生活，没有舒适卫生，也没有美衣美食。他为了教育农奴写了四本《读本》，是民间故事体裁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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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同圣人一样从社交界和学术界隐退的消息传到国外，造成了一个派别的出现。人们前来拜访这位当代的早期基督徒，或是出于好奇，或是要证实他们效仿他的决心。更多的人受到他的和平主义和不抵抗信念的影响，鼓吹和平的队伍因之更加壮大。当时，国际社会首次提出了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和建立一个捍卫和平的组织的希望。1898年，沙皇呼吁次年在海牙召开一次大会。26个国家派了代表参加，他们在会上讨论了裁军和编纂战争法的问题。他们在纸面上同意禁止使用气球投掷炸弹，也禁止使用毒气和达姆弹（柔头弹）。战俘应得到人道的待遇，冲突应通过仲裁解决。建立了一个常设法庭来指导仲裁，但诉诸法庭和任何对军备的限制都不是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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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沙皇倡议这次会议是因为他没钱与别国在军力上竞争。不过他的倡议没有白费力气，8年后，威尔逊总统促成了第二次海牙会议。这次会议改善了仲裁机制，起草出了由各国签署的公约；这些公约规定了战争的规则、中立国的权利和追讨国际债务采用的办法。在这两次会议之间，许多国家建立了和平协会，它们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14年。威廉·詹姆斯深知人的侵略本性需要发泄口，因而写了《战争的道德等效物》，建议募集青年去荒野中做苦工或提供社区服务，这预示了20世纪中期的和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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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战争的作战不会是假日出游或野营晚会。今天军人口中的“和平”是“准备打仗”的同义词。每一部最新的词典都应当表明“和平”和“战争”指的是同样的东西，有时是一种可能性，有时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无论如何一个长期成功的和平经济不可能只是享乐经济。我们必须把新的精力和毅力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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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战争的道德等效物》（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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