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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都柏林人,家境破落,既没有赞助人也没有前途,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在五六个领域中确立了影响,成为半个世纪中文学和社会思想方面的世界名人。他的著作一再重版,篇幅不等的传记连续不断,把他非凡的一生呈现在公众面前。他著作等身,有剧本、作为序言的论说文、政论文、音乐和戏剧批评,还有25万封通信,其中大部分也是关于他所熟悉的题材的随笔,这使他成为20世纪的伏尔泰,而他在呼吁对政府、道德、审美和宗教进行彻底改革的宣传中提倡的则是卢梭式的思想。他言辞机敏,文笔犀利,是位杰出的辩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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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剧作不仅是思想的喜剧,而且包含着不断演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可惜人们,特别是那些洋洋洒洒为他作传的人们,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他的剧作与其长篇序言之间的关系也通常都理解有误。现在仍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他的剧作只是诙谐风趣,其实它们充满了情感,充满了由信念的冲突所引起的希望和痛苦,是继承了阿里斯托芬和莫里哀传统的真正的戏剧。剧本并不是简单地以戏剧的方式表现出它序言的大意。序言作为介绍,为剧中人的强烈感情提供了复杂的背景;每一篇序言都是对文化历史的研究。萧伯纳的思想是受19世纪的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作家影响形成的,他对次要人物含义的掌握和了解堪与这个领域的专家媲美。序言后面的剧本显示的则是源于生活的愿望、需要和错误,萧伯纳探究的就是它们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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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个人争执20年而从未觉得他有时持论不公或进行诡辩实非易事。我可以证明每次我读到萧伯纳的反驳后都感到心情更为舒畅;他的回答立论公平,说理心平气和,次次如此,从无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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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切斯特顿论萧伯纳(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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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萧伯纳的剧作与像高尔斯华绥这样的作家的剧作相比,会发现萧伯纳更为客观。他同白哲特一样,看到一个事物有两个方面,这甚至包括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应当说尤其是他的事业。他提倡易卜生、瓦格纳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同时也指出了它们在应用方面的限制。他在关于莎士比亚的论述中批评这位诗人的悲观主义和没有原则,为此遭到世人误解。但他比大多数批评家都更了解莎士比亚的剧作,他痛斥那些删改剧本使其成为自己的“成名工具”的演员兼经理,并努力争取建立一个国家剧院认真排演莎翁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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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如同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是有意识的实用主义者。艺术作品的关键在于它的效果,无论这效果是如何取得的;如果严守以前的形式规则或任何限制,那么产生的作品就不是艺术,只是学术练习而已。务实是萧伯纳剧中男女主角的自然天性,他自己也因注重务实而成为一名费边社会主义者。他承认受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的影响,但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和经济理论是错误的。他所属的团体为自己选择的名字罕见地没用绰号,费边是一位古罗马将军的名字,他不与敌人硬碰硬地作战,而是通过小规模战斗和拖延战术来把敌人拖垮。渐进的改变适合英国人的脾性和政府形式,先从实现公用事业的市级所有开始,慢慢带来社会主义,使其坚实稳固。每一步实行之前,必须先由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对各种条件进行调查,他们的圈子中与萧伯纳过从最密的悉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这一对著名的学者夫妇即是这类专家。最终,从费边社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中产生了工党,它使用费边主义的方法把英国变成了福利国家——老年养恤金、国家保险、免费医疗和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对财富收税。[参阅安·弗里曼特尔(Anne Fremantle所著《这一小群预言家》(This Litle Band of Proph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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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从事政治宣传,赞成素食主义,反对活体解剖,提倡有利于健康的衣着,并为之大声疾呼;他对世上各种人等通通发出批评,包括医生、学校、监狱、父母、政客、演员、主教、音乐家、乐队指挥、庸人和国王的戏剧审查官。但在所有这些问题之上,萧伯纳最为关心的莫过于哲学和宗教,它们对他来说甚至比写作和导演他的剧本都更为重要。他不属于任何教会,也不是独立的基督徒。但他不断地用现代词语来阐述耶稣的教诲和教会的教义,特别是天主教所说的“每一条教义中都有灵魂”。天主教一词对他来说意味着一个现代化宗教应有的特征——普遍性。任何社会要想保持内部稳定,建立合适的政府,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他在谴责法律规定的惩罚时援引耶稣的话,他宣布每一个生命的降生都是无瑕受胎。对他来说,圣餐仪式等于所有思想家和艺术家之间的所谓大对话,这些思想家和艺术家与别人一道,都在作为“圣灵的殿堂”的世界中有一席之地。萧伯纳属于务实的一代,他是反物质主义者,也是反理想主义者;现实并不是一分为二,彼此排斥的。生命力是一个单一的动力,物质和精神只是它的不同方面或表现。因此萧伯纳与达尔文主义者论战,支持塞缪尔·勃特勒(<634)。如尼采所说(<670),人是自我发展的,引导着人向前和向上发展的是“掌握现实的大师们”,也就是艺术家、政治家、宗教创始人。萧伯纳的超人的高超之处在于他可以不经内心斗争即自然选择正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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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重新诠释神话和教义以满足现代人对信仰的需要还相对容易,而终极实在究竟是什么样子则较难想象,因为本着务实的精神从抽象和传统的理想转向在人的事务中采取有效行动,争取实在的结果,这并不会产生未来的目标,而且这种转变在得到实现或者成为传统之前,也只能同样是抽象的理想。这个危险是无时不在的。萧伯纳根据自己对生活的宗教性解释在一部又一部的剧作中把这一难题写成上帝和魔鬼的战斗。一个人,无论男女,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全看他(她)在普通事务中所选择的角色;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人与超人》里地狱一幕中雄辩的讲话用长达一页的篇幅列举了各种卑琐的动机与真正的道德动力之间的对比,显示出帮助生命力创造超人的人,与敌视生活或麻木不仁,因而成为生命力累赘的人之间的差别。如前所述,超人的行为正确,符合道德,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事,不必与自私的肉欲作斗争,因而就不必作道德方面的考虑。生命力会逐渐克服它的另一个阻力,即它与物质的结合。这就是五幕剧《回到玛士撒拉时代》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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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美好的空想经不住事实的考验。在大战进行得最惨烈的时候,萧伯纳对人是否有能力战胜自己的野蛮本能和克服撒谎、说空话大话的倾向感到了绝望。他在《伤心之家》中表现出这种日益增强的悲观情绪,这部剧写成于1920年,描述了一个世界(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界)随着一声巨响完结,而不是在哭泣中终了。他晚年的剧作全部围绕着宇宙和人的幻觉空想和漫无目的这个主题。工党政府推行费边主义路线却没能改变社会,这使他的观点得到了证实。最后萧伯纳陷入了他曾批评过的莎士比亚的情绪,他们都因目睹人的行为造成的社会灾难而意志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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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朋友们并不虔诚,只是租用了教堂的座位;他们不是遵守道德,只是因循习俗;他们没有美德,不过是怯懦;他们连邪恶都算不上,只是“意志薄弱”;他们没有艺术鉴赏力,只是好色淫乱;他们不能算富裕,不过是有钱;没有勇气,只是喜欢争吵;没有领导才能,只是专横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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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中唐璜对魔鬼说的话(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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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晚年时像布莱希特、韦布夫妇和成百万其他学者和知识分子一样,推崇苏联的共产主义。但是,从萧伯纳身上看得出,他的动机可能与他人有异。他赞成政府进行谋杀和屠杀,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绝望赌徒的孤注一掷。这不仅与他一生清晰务实的思路截然相反,因为持续的暴力意味着实际上的失败,而且也与他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剧本所提倡的精神格格不入。这些剧作,如《苹果车》《触礁》和《日内瓦》,前两部反对迫害持不同意见者,哪怕是在民主处于危险的时刻;第三部则嘲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为剧作家的萧伯纳仍然保持着他的信念,尽管作为疲惫消沉的宣传家的萧伯纳已经摈弃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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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不是唯一感到幻灭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之前10年,法国工程师乔治·索列尔看到社会主义者进入议会和内阁后成就甚微,于是建议采取直接行动。他在《反思暴力》中敦促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整体,通过总罢工以及下一步行动——与警察决一死战——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组成这支新力量需要一个神话,一幅关于未来幸福的理想图景。当时年轻的记者墨索里尼对这一计划印象深刻,牢牢记住了它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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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和所有其他就社会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宣传家加速了大转变的开始。这个转变的成因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压力,主要是议会内部的改革派和外部的费边主义者的努力。大转变指的是自由主义向着其对立面的转变。它是19世纪80年代时在德国悄悄地出现的。当时俾斯麦颁布了老年养恤金和其他社会立法,观察家把他的举动称为“抢了社会主义者的先机”。到世纪之交的时候,自由主义者普遍认识到,在所有方面,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方面,都需要通过法律来向许多不再能养活自己的人——老人、病人和失业人员——提供帮助。新世纪开始10年后,劳合·乔治制订的预算使英国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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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暴力的罢工最后造成总罢工这一想法意味着彻底的推翻。这个念头是可怕的,并且随着暴力在无产阶级心中得到更大的重视,会变得更加可怕。但是社会主义者通过担负这项严肃、艰难而崇高的工作,将超越我们猥琐的社会,为世界指出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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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列尔(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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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成功靠的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这一原则;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出于明智的政治考虑把这个理想从放任自流改变为开明公允。这一改变造成了用语的混乱。在美国,自由主义者指的是赞成规则、权利和各种保护的人,自称保守主义者的共和党人则像受亚当·斯密教育成长起来的老式自由主义者一样努力争取减少政府干预;他们在敢于做到的范围内尽量反对社会方案。在法国这个政府干预一直很强的国家,自由一词保留了它自由市场的经济含义,只有一个半保守性的小党在名称中使用这个词;主要政治倾向则以左和右来划分。英国新成立的自由党人数也很少。保守党和工党是两大对立政党,其他国家与他们政见类似的人分别称为保守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名称根本不能概括国家的实际性质这一政治现实。如今的国家其实是过去看起来无法调和的各种目的和主义的大杂烩。今天,一个头脑清醒的投票人无论投谁的票都应称自己为自由保守社会主义者。党派的不同只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某种倾向的略微增减而已。[关于各种政治意见的论述,参阅很久以前G·洛斯·迪金森(G.Lowes Dickinson)所著简短生动的《现代论丛》(A Modern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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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战乱的西方比起4个世纪之前被宗教革命分裂的社会大了许多。后来的欧洲包括了俄罗斯和土耳其,战争涉及的地区包括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和日本。战争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美国也加入西欧阵营。潜艇的发明使海洋战争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天空也被开辟为宽广的新战场。谁能否认这些进步的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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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战的原因众说纷纭,那年8月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所有主要的角色,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被指控造成了战争的爆发。引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就此无法达成一致的结论,因为任何行动本身都不能算是决定性的。若要指责哪个官员的话,最多只能说奥地利首相康拉德·冯·黑岑多夫一心好战,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宣布英国支持法国之前曾经犹豫动摇。所有其他的外交官和国家领导人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以求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没有一个人能单枪匹马地挑起战争;同样,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藏的,能够促使如此众多的人流血厮杀。促使各不相同的人自愿采取集体行动的原因来自各种因素,包括长期的状况、文化特征、理智的缺失,还有力度不同的各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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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战争的事件是无可辩驳的。在那不幸的一年的6月,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王妃苏菲遭到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暗杀。他们被杀的地点萨拉热窝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和这一事件联系在一起,直到最近,它的名字又与另一次大屠杀联系了起来。这两次事件的背景是一样的:1914年,巴尔干地区各民族已经经受了几十年的动乱,自从1912年以来彼此之间打过两次战争。[请读萧伯纳的剧作《武器与人》。]巴尔干长期处于土耳其统治下,那里的居民属于不同的族裔,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每个因素都构成了建立稳定国家的障碍;更有甚者,邻近的俄国、奥地利和衰弱的土耳其为了自己的目的还在不断煽动骚乱。这些阴谋诡计由于其他欧洲列强的联盟而进一步复杂化,结果在大公遇刺的一个月后促成了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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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人说,大战的根源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激情确实是当时一支强大的力量,但造成战争的根源其实是中欧和东欧民族主义的失败: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很晚才成为民族国家,这一状况在那个地区造成了一种永久性的紧张和攫取的心态。证据虽然错综复杂,但清清楚楚。奥匈帝国是个松散的帝国,其中的匈牙利和一些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想要更多的独立,波斯尼亚要求独立的呼声和现在一样强烈。斐迪南大公支持建立三角联盟,让斯拉夫人摆脱子民的地位。可惜在那个时候,企图实现西方民族国家那样的融合为时已晚,而西方的民族国家是进行了君主制革命之后才建立起来的(<239)。在一个实行议会制度,知识分子信奉自由思想的欧洲,分离主义和领土收复主义(国界以外由同胞居住的土地,因而是“未收复的”)是无法平息的。他们讴歌往昔的荣光、“独一无二的语言”、“民族史诗中所歌颂的9世纪的一位大英雄”,以及宗教的感染力,再加上要求用议会来取代傀儡国王的主张,所有这些都激励着各种小团体进行活动,只能不时使用暴力予以镇压。弱者对强者的暴政使任何妥协都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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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两个羽翼初丰的国家,它们还保留了原来的侵略性。在1912~1913年间巴尔干危机之中,意大利对土耳其开战,抢走了北非贫瘠的的黎波里地带。这虽然满足了意大利的民族自大感,却丝毫没有加强意大利的团结(691>)。失去俾斯麦外交天才领导的德国在大战之前的15年中陷入了好几场“危机”。它们两个国家的企图都可以归总为要争取“太阳下的一块地盘”(在下一场大战中,希特勒把这个目标称为Lebensraum——生存空间)。德皇威廉二世在各处发表气势汹汹的演说,法国人和英国人因此在战争期间把所有德国人都形容为由一个新的阿提拉大帝带领的一群匈奴人。事实上,在萨拉热窝危机发生之后,德皇尽了最大的努力劝阻奥地利,企图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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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总有一天会使欧洲陷入不和,造成大陆上的全面战争。我无法向你表述这里的人们对那个小国在俄国的怂恿下给奥地利造成的无尽的头痛感到多么气恼。目前的危机如果不使欧洲爆发战争真要算是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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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奥地利大使费尔法克斯·卡特赖特爵士,致外交部(191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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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总是为了争夺地盘,无论是在欧洲,像奥地利的战争,还是在全球,像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战争。意大利在非洲所得太少,一直渴望着再打新仗。这种激烈的争夺使得那些寻找大战单一成因的人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后来改名为殖民主义。它当然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但它无法解释交战双方的联盟行为。1898年,英法两国为了非洲的一块地方发生冲突,但很快又成了盟国;英国和俄国历来是争夺中东部分地区的对手,但在1914年却联起手来反对德国。英法俄三国联盟对抗着德国和奥地利的两国联盟,意大利一度曾加入德奥联盟,但战争爆发后随即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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