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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暴力的罢工最后造成总罢工这一想法意味着彻底的推翻。这个念头是可怕的，并且随着暴力在无产阶级心中得到更大的重视，会变得更加可怕。但是社会主义者通过担负这项严肃、艰难而崇高的工作，将超越我们猥琐的社会，为世界指出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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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列尔（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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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成功靠的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这一原则；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出于明智的政治考虑把这个理想从放任自流改变为开明公允。这一改变造成了用语的混乱。在美国，自由主义者指的是赞成规则、权利和各种保护的人，自称保守主义者的共和党人则像受亚当·斯密教育成长起来的老式自由主义者一样努力争取减少政府干预；他们在敢于做到的范围内尽量反对社会方案。在法国这个政府干预一直很强的国家，自由一词保留了它自由市场的经济含义，只有一个半保守性的小党在名称中使用这个词；主要政治倾向则以左和右来划分。英国新成立的自由党人数也很少。保守党和工党是两大对立政党，其他国家与他们政见类似的人分别称为保守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名称根本不能概括国家的实际性质这一政治现实。如今的国家其实是过去看起来无法调和的各种目的和主义的大杂烩。今天，一个头脑清醒的投票人无论投谁的票都应称自己为自由保守社会主义者。党派的不同只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某种倾向的略微增减而已。［关于各种政治意见的论述，参阅很久以前G·洛斯·迪金森（G.Lowes Dickinson）所著简短生动的《现代论丛》（A Modern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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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战乱的西方比起4个世纪之前被宗教革命分裂的社会大了许多。后来的欧洲包括了俄罗斯和土耳其，战争涉及的地区包括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和日本。战争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美国也加入西欧阵营。潜艇的发明使海洋战争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天空也被开辟为宽广的新战场。谁能否认这些进步的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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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战的原因众说纷纭，那年8月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所有主要的角色，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被指控造成了战争的爆发。引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就此无法达成一致的结论，因为任何行动本身都不能算是决定性的。若要指责哪个官员的话，最多只能说奥地利首相康拉德·冯·黑岑多夫一心好战，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宣布英国支持法国之前曾经犹豫动摇。所有其他的外交官和国家领导人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以求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没有一个人能单枪匹马地挑起战争；同样，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藏的，能够促使如此众多的人流血厮杀。促使各不相同的人自愿采取集体行动的原因来自各种因素，包括长期的状况、文化特征、理智的缺失，还有力度不同的各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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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战争的事件是无可辩驳的。在那不幸的一年的6月，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王妃苏菲遭到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暗杀。他们被杀的地点萨拉热窝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和这一事件联系在一起，直到最近，它的名字又与另一次大屠杀联系了起来。这两次事件的背景是一样的：1914年，巴尔干地区各民族已经经受了几十年的动乱，自从1912年以来彼此之间打过两次战争。［请读萧伯纳的剧作《武器与人》。］巴尔干长期处于土耳其统治下，那里的居民属于不同的族裔，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每个因素都构成了建立稳定国家的障碍；更有甚者，邻近的俄国、奥地利和衰弱的土耳其为了自己的目的还在不断煽动骚乱。这些阴谋诡计由于其他欧洲列强的联盟而进一步复杂化，结果在大公遇刺的一个月后促成了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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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人说，大战的根源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激情确实是当时一支强大的力量，但造成战争的根源其实是中欧和东欧民族主义的失败：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很晚才成为民族国家，这一状况在那个地区造成了一种永久性的紧张和攫取的心态。证据虽然错综复杂，但清清楚楚。奥匈帝国是个松散的帝国，其中的匈牙利和一些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想要更多的独立，波斯尼亚要求独立的呼声和现在一样强烈。斐迪南大公支持建立三角联盟，让斯拉夫人摆脱子民的地位。可惜在那个时候，企图实现西方民族国家那样的融合为时已晚，而西方的民族国家是进行了君主制革命之后才建立起来的（＜239）。在一个实行议会制度，知识分子信奉自由思想的欧洲，分离主义和领土收复主义（国界以外由同胞居住的土地，因而是“未收复的”）是无法平息的。他们讴歌往昔的荣光、“独一无二的语言”、“民族史诗中所歌颂的9世纪的一位大英雄”，以及宗教的感染力，再加上要求用议会来取代傀儡国王的主张，所有这些都激励着各种小团体进行活动，只能不时使用暴力予以镇压。弱者对强者的暴政使任何妥协都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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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两个羽翼初丰的国家，它们还保留了原来的侵略性。在1912～1913年间巴尔干危机之中，意大利对土耳其开战，抢走了北非贫瘠的的黎波里地带。这虽然满足了意大利的民族自大感，却丝毫没有加强意大利的团结（691＞）。失去俾斯麦外交天才领导的德国在大战之前的15年中陷入了好几场“危机”。它们两个国家的企图都可以归总为要争取“太阳下的一块地盘”（在下一场大战中，希特勒把这个目标称为Lebensraum——生存空间）。德皇威廉二世在各处发表气势汹汹的演说，法国人和英国人因此在战争期间把所有德国人都形容为由一个新的阿提拉大帝带领的一群匈奴人。事实上，在萨拉热窝危机发生之后，德皇尽了最大的努力劝阻奥地利，企图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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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总有一天会使欧洲陷入不和，造成大陆上的全面战争。我无法向你表述这里的人们对那个小国在俄国的怂恿下给奥地利造成的无尽的头痛感到多么气恼。目前的危机如果不使欧洲爆发战争真要算是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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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奥地利大使费尔法克斯·卡特赖特爵士，致外交部（191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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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总是为了争夺地盘，无论是在欧洲，像奥地利的战争，还是在全球，像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战争。意大利在非洲所得太少，一直渴望着再打新仗。这种激烈的争夺使得那些寻找大战单一成因的人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后来改名为殖民主义。它当然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但它无法解释交战双方的联盟行为。1898年，英法两国为了非洲的一块地方发生冲突，但很快又成了盟国；英国和俄国历来是争夺中东部分地区的对手，但在1914年却联起手来反对德国。英法俄三国联盟对抗着德国和奥地利的两国联盟，意大利一度曾加入德奥联盟，但战争爆发后随即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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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武装到牙齿。德国不断增强装甲和大炮的力量并拓宽了基尔运河，以便进入北海；与此同时，英国建造了无畏级战舰和超无畏级战舰，法国把服役期延长到三年。各地的新闻报道和街谈巷议说的都是“下一场战争”。一位德国将军写了一本书，标题中就有这个词语，德皇挑衅性的讲话也使得紧张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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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说明的是，为捍卫20世纪的殖民帝国而战是没有经济上的好处的，恰恰相反，维持殖民帝国开支浩大，获利的只是少数人。但帝国主义为扬威显名或羞辱别国提供了无尽的机会，所以才大肆吹嘘说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太阳永不落。简言之，帝国主义不仅代表经济上的贪婪，而且还体现“国家荣誉”、对外侵略成了一种心态，这也是导致战争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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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举一例为证，当德国和法国在试图化解一场有关在摩洛哥经商权的危机时，“拥护和平”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伦敦发表讲话，抱怨他们的谈判把英国抛在了一边。德国政府激烈抗议说，既然英国在摩洛哥没有利益，那么英首相的讲话一定是出于对德的仇恨。德国的指责如此之激烈，竟促使英国进行了认真的备战。那是在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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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前，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团体，表面上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但实际上是侵略性的，因为它们都喋喋不休地宣扬必须打倒具体的“威胁”。在法国，这些爱国同盟是反德的，想雪洗1870年失败的耻辱，为阿尔萨斯、洛林的沦陷报仇。在德国，英国是仇恨的对象；对英国来说，德国在建立帝国和发展工业方面的进步不仅是竞争，简直是直接的侵略行为。正如一位著名记者在一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开宗明义所说的，“德国在蓄意准备毁灭大英帝国。”在法国和英国怀着对“德国威胁”的戒惧于1904年达成谅解之前，它们两国一直都彼此怀疑，还差点儿为了埃及和苏丹兵戎相见。两个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穷兵黩武；而英国是“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1]，专门伺机渔翁得利，它占领土地的办法是挑动欧洲大陆上发生战争，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加入即将胜利的一方。这些对历史的偏颇理解帮助形成了人们总是戒惧戒恐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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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动乱的意义已经十分清楚了，但关于另外两场更大战争的意义却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不过它们是在远方发生的。英国人费了大力气打败了南非的布尔人，美国人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西班牙的海外帝国，这两场战争都发生在世纪之交（＜629）。我们看到，英国人胜利后宽宏大量，使偏执的布尔人政权得以巩固；美国成了扩张主义的强国，在境外有了自己的殖民地。布尔战争对新世纪的贡献不可小视：在战斗中使用达姆弹（可在体内爆炸），军服用卡其布的颜色以便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还有一种新制度——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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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在欧洲以外的准战争，前文已经提过的义和团造反（＜629），也引起了密切注意。解救被围困外交官的是一支由一位德国将军指挥的国际军队，这表明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各国会增强合作，但危机一结束合作即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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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暴力事件同时发生或接踵而来，使人的感受应接不暇：愤怒、耻辱、自豪、迷惑、宽慰，然后又因新闻报道的消息而回到焦虑之中。随着公共教育使工人阶级中识字的人数不断增加，报纸读者越来越多。报纸取代布道坛成为时事消息的传媒，它比声音更有权威性，而且每天都有，不是只在每周的礼拜天才有。此外，它并不伴以老一套的布道词，它报道的新闻（无论真伪）总是新鲜的，还加入热闹的成分。是报纸促使美国与西班牙打了那场结果圆满的战争，它的力量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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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教育的公众在阅读周刊时会看到其中有些文章宣扬战争有理，或至少就这一观点进行辩论。这是当时人们争相谈论的问题，因为各种国籍、不同智力层次的作家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572）。他们相信自然选择的理论既适用于动物物种也适用于国家：斗争可以产生最强者。根据这种信念，在日本打败了俄国之后，黄祸成为了“事实”。一个曾在中国军队中做过将军的驼背美国人李何默在《无知的勇武》中就日本的侵略提出了警告，并在《撒克逊人的时代》中指出应该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来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除他以外，其他人也主张西方必须为冲突作准备，决不能退缩。战争也许会造成生命和金钱的损失，但它的回报是一个得到改善的“种族”，一个更强、更出色、更能干的人民。生存竞争者这一用语被全盘接纳入法语和其他的语言。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这一概念归结为“紧张的生活”，他形容外交政策是拿着大棒，脚步轻轻地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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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竞争的例子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强大的公司征服吞并弱小的公司，因而证明它更有效率。世界也因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而受益。反对这种简单看法的人只占很少数，他们指出经济收益远非必然之事，大公司会垄断价格。至于各国之间的战争，牺牲的是最强壮、最年轻和最无私的人。胜利使人破产，战败反而在经济上有好处，正如（作为例子）1870年法德战争后的法国和1898年后的西班牙。法国人全体动员起来，很快还清了巨额赔款；西班牙的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德国打败了法国利少弊多，经济上和道德上莫不如此，正如尼采指出的，新生的第二帝国的特点是大肆泛滥的粗俗和“物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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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条思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汇合为一，加强了好战的精神。自称为人类社会学家的学者断言棕眼圆颅的“地中海种族”天性不适于自立和冒险。这个种族的天性趋同社会主义——由国家提供保护；而北欧人是开拓型的，有勇气，有独创性，可以单枪匹马地干成大事。一切进步都靠这样的人。这种伪科学的政治含义是英国、荷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注定会兴旺发达，领导世界，而地中海国家（“拉丁国家”）则会落在后面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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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那位幸运的冒险家西塞尔·罗得斯对这种说法坚信不移。为了帮助培养未来的世界统治者，他甚至在1903年立下的遗嘱中建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奖学金。奖学金提供给品行能力均属上乘的英国、德国和美国学生，让他们去牛津大学学习使英国人成为举足轻重的强人的态度和习惯。牛津大学各个出色的学院提供的教育可以让北欧同胞受益匪浅，并使他们彼此建立兄弟般的情谊。战争一爆发，德国人忽然丧失了他们的种族优点，也失去了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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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实现进步的一个条件，它是使一个国家不致沉睡的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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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勒南（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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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暴风雨，它净化空气，摧毁树木，只留下粗壮的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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